数字化技术转型、数字化治理能力与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升级——基于数字化赋能理论的作用机制研究

依靠数字经济发展红利，突破资源环境双重约束，实现绿色转型升级成为制造业企业未来发展方向。从资源赋能和结构赋能双重视角出发，对数字经济赋能效应展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但需进一步通过技术进步扩展绿色发展空间；(2)企业内部数字化技术转型能够显著促进绿色转型升级水平提升；(3)清洁生产技术创新和末端治理技术创新作为绿色工艺创新的两个维度，在数字化技术转型影响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过程中发挥显著中介作用；(4)政府数字化治理能力提升能够正向调节数字化技术转型对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通过识别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的情境因素，可为我国有效实施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和数字化建设提供理论依据。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能力升级——基于网络效应的分析

现有关于数字化转型影响绿色创新的研究多聚焦于线性关系,鲜有研究关注这两者间的非线性关系。本文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2011-2020年数据,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以及存在网络效应的非线性关系,并进一步基于所有权性质进行差异分析。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信息共享水平和资源配置效率,进而促进绿色创新。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正向促进作用是非线性的,随着数字化技术用户规模增加,其促进作用会跳跃性地变大,即存在网络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促进效果更明显,且仅有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有非线性促进效果,存在网络效应。本文不仅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存在非线性影响和所有权性质差异影响,同时也为我国推动数字经济赋能绿色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价值链数字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选取2010—2021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从微观企业层面考察价值链数字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价值链数字化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在考虑一系列内生问题以及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对于出口企业、民营企业、拥有绿色实用型专利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价值链数字化对绿色创新的正向赋能效应更强。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价值链数字化带来的技术扩散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是激活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渠道。动态分解结果显示,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提升主要归因于资源再配置,且资源再配置是价值链数字化影响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又一重要渠道。     

数字化转型促进高端制造业绿色发展的路径研究

高端制造业绿色发展对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以数字经济为研究背景,高端制造业为研究对象,结合高端制造行业特征构建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从企业动态能力视角刻画数字化转型对高端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动态演进过程。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正向影响了中国高端制造业绿色发展,这一结论在控制内生性和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高端制造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主要通过企业的动态能力路径降低资源消耗、减少环境污染和推动绿色技术创新,进而促进高端制造业绿色发展。调节效应表明,良好的内部控制能够正向调节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发展的关系。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东部地区、高管具有金融背景以及两职分离的高端制造企业绿色发展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广泛应用数字技术工具以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建立数字化系统管理制度以优化转型环境、培育数字化社会资本以调控企业资源配置、打造数字创新网络以缩小区域发展差异,将赋能高端制造业绿色发展。     

绿色制造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影响

本文针对绿色制造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展开研究，基于2003—2019年中国27个制造业行业层面的数据，从污染行业异质性的视角，实证考察了绿色制造技术创新与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关系，进而分析了“双碳”目标下绿色制造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机制及路径。主要结论是：(1)绿色制造技术创新能够显著提升制造业绿色发展；(2)绿色制造技术创新对重度污染制造业行业绿色发展作用更明显；(3)绿色制造技术创新可以通过节能减排效应、能源结构优化效应、知识溢出效应以及产业结构绿色高级化效应促进制造业绿色发展。由此得出以下政策建议：鼓励制造业进行绿色制造技术创新，并采取适当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加大能源结构优化力度，促进高效、低碳型能源制造业体系建设；完善绿色制造技术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增强绿色制造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能力；推动产业结构绿色高级化发展，形成以绿色知识、绿色制造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     

协同集聚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多重中介效应研究

在中美贸易摩擦频发、中国传统贸易比较优势不断削弱的背景下,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是应对复杂国际贸易环境的重要举措.而推动协同集聚是提升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重要途径,研究协同集聚通过哪些途径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影响是理顺协同集聚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关系的关键任务.本文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协同集聚能显著促进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虽然协同集聚能显著促进中国研发人员数量增加,产业结构升级也能促进中国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但研发人员数量不能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协同集聚能显著促进中国研发投入强度不断提升,研发投入强度也能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亦能促进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基于此,笔者认为,应制定政策不断提升科技研发的投入强度,提高研发投入效率,大力推动信息化技术的运用,促进研发投入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持续影响.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双碳”目标下,数字技术应用成为企业推动绿色创新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资源基础理论,以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正向促进绿色创新;相比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制度环境正向调节了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而战略风险承担则在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起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机制分析发现,技术资本和融资约束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创新之间发挥了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我国东部地区,开展创新合作及高管党员比例较高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促进影响更为显著。研究结论对我国企业的数字技术应用、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中欧制造业产品内贸易对中国绿色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

为分析贸易对绿色技术的传递作用，基于中间品贸易的技术溢出机制，选取2000—2019年中欧15个细分制造业数据，使用OECD环境技术专利数据库计算欧盟和中国绿色技术知识存量，从产品内贸易视角研究垂直专业化分工对中国绿色技术溢出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产品内贸易具有显著正向溢出效应，且通过垂直专业化分工调节，绿色技术的行业溢出效应进一步放大；第二，相较于进口，产品内出口通过产业规模集聚表现出更为显著的出口学习效应，非物化型前沿环保技术更容易通过产品内出口向中国转移；第三，专业化分工对制造业内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推动作用存在行业异质性。因此，中国应加强与环保技术领先国的产品内贸易，通过模仿学习不断吸收物化于产品中的环保工艺，从而推动本国绿色技术迭代和更新。     

数字经济对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数字经济已成为长江经济带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动力源泉。本文从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数字化环境三个维度衡量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从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和产业聚集三个层面定量评价产业结构发展水平,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考察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周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会对本地的产业结构调整产生积极作用;数字经济优化了产业结构布局,提高了服务业聚集水平,促进了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数字经济通过提高绿色创新效能和吸引劳动力流入两大机制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促进了制造业企业绿色化转型。为此,应当加快数字化转型,培养创新人才,提升绿色创新效能。     

绿色关注与企业绿色创新：高质量发展导向下数字商业模式场景研究

高质量发展要求企业在转型升级中兼顾绿色和智能,如何在数字商业模式场景下推进企业绿色创新,对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刺激—有机体—反应(SOR)理论、商业模式理论为基础,构建基于数字商业模式的绿色创新战略实施概念模型,并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对2015—2020年294家制造业上市公司进行实证研究,探究绿色创新驱动机理,检验数字商业模式的调节作用,并采用多项式回归和响应面分析技术探究不同主体绿色关注的交互协同效应。结果表明：消费者绿色关注和零售商绿色关注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而供应商绿色关注的影响不显著。数字商业模式能够正向调节绿色关注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具体地,个性化定制水平正向调节消费者绿色关注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网络化协同水平正向调节零售商绿色关注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而对供应商绿色关注和绿色创新没有显著调节作用。消费者绿色关注和零售商绿色关注具有交互协同效应,能够显著促进绿色创新。平衡状态下,当二者处于双高水平时,企业绿色创新表现更好;非平衡状态下,二者孰高孰低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无差异。结论可丰富绿色创新驱动相关研究,有助于全面揭示数字商业模式下企业绿色创新机制,为企业绿...     

数智融合赋能与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

数智融合作为推进制造企业绿色转型升级的关键路径,对发展数字中国与制造强国具有重要作用。以2007—2021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文本分析法、耦合协调度模型、门槛效应模型等,实证检验了数智融合对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智融合对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具有显著赋能作用,并且在经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数智融合通过绿色认知和绿色创新赋能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数智融合对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重污染企业中更大;数智融合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呈现非线性特征,存在门槛效应。因此,为充分发挥数智融合对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的赋能作用,应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改善企业管理;强化企业绿色认知,推动企业绿色创新,构建数智融合赋能绿色转型新模式;应发挥国有企业的示范效应,继续深入实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积极推动“双碳”目标的实现,以“数字化、智能化”为核心,推进企业绿色转型。     

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和动态能力的中介效应

文章以2010—2021年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动态能力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即数字化转型的提高会提升企业的动态能力,而动态能力的提升又会使企业绿色创新能力得到提升;环境规制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当环境规制力度增强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也会增强。因此,制造业企业应当提升自身的数字化水平,以提升企业的绿色创新能力,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汇率变动、产品再配置与行业出口质量

本文通过构建局部均衡理论模型,分析了出口和进口汇率变化对行业出口质量升级的不同影响机制。基于中国2000—2015年海关多维度细分产品数据,采用KSW方法和BF方法测算了细分制造业的出口质量升级状况,检验了人民币汇率变动通过多种渠道对中国制造业出口质量升级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汇率升值会显著促进行业出口质量升级。出口和进口汇率变化对行业出口质量升级作用相反,出口汇率变化的边际作用相对更高。第二,汇率升值主要通过影响行业内部产品重新配置(新产品净进入)促进了行业出口质量升级,汇率升值对行业出口质量升级的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作用相反,对扩展边际质量升级的正向影响作用更大。第三,汇率变化对出口质量升级影响与行业进口中间品的比重存在显著的系统性关系,在进口中间品比重更高的行业,汇率升值更可能对出口质量升级产生促进作用。     

绿色信贷政策如何促进企业绿色创新？

基于外部商业信用与内部环境关注的视角，利用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和双重差分法(DID),考察了2012年颁布的《绿色信贷指引》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指引》实施后，受限制企业的绿色专利申请量显著上升，且外部商业信用增加与内部环境关注提升是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两条重要渠道。进一步研究发现，较之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绿色创新效果提升更明显；较之于数字化程度较低的企业，数字化程度较高的企业绿色创新效果更显著；与供应商集中度较高的企业相比，供应商集中度较低的企业绿色创新的积极性更高。总体而言，绿色信贷政策发挥了较强的“波特效应”,促进了受限制企业绿色创新的“增量提质”,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保障。     

制造业数字化、数字贸易壁垒与出口企业影响力

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制造业重塑出口竞争优势，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路径。本文使用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考察数字化水平对制造业出口企业市场势力的影响。研究发现：(1)制造业数字化总体上提高了出口企业的市场势力，但其提升机制随企业的出口产品性质而有所不同。对于同质化产品出口导向型企业，数字化能显著降低其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从而获得价格优势；对于异质化产品出口导向型企业，数字化有助于提升其出口产品质量和产品定价，从而扩大质量优势。数字化推动企业调整其产品布局，生产更多异质化产品。(2)数字化与数字贸易壁垒之间的交互作用是限制制造业出口企业市场势力提升的结构性因素，行业数字化水平越高，数字贸易壁垒对企业市场势力的抑制效应就越强，且主要通过提高企业的管理成本和冰山成本抑制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3)从市场结构看，制造业数字化提高了存续出口企业的市场势力，扩大了高盈利能力企业的市场份额，促进了低竞争力企业的有效退出，推动制造业市场整合和集中，但并没有改善出口企业之间的资源配置。本文对于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破解出口企业的“低加成率”难题具有启发意义。     

产业协同集聚、地方政府竞争与制造业绿色发展

高技术产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作为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是助推制造业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力量,二者协同集聚更是实现融合互动发展的重要载体。利用2004—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考察高技术产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结果表明：高技术产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呈现先升后降的倒U形非线性特征,当前阶段产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绿色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东部地区产业协同集聚与制造业绿色发展之间也具有倒U形特征,中西部地区产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绿色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产业协同集聚通过促进制造业结构升级、加速技术创新间接推动制造业绿色发展。政府经济竞争对产业协同集聚与制造业绿色发展发挥负向调节作用,创新竞争发挥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对提升产业协同集聚质量、促进制造业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数字化投入与制造业创新效率

数字技术是实现中国制造业创新发展的新引擎,它的深度应用正在改变企业创新过程和产业创新生态。结合WIOTs及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系统检验数字化投入对制造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结论如下：第一,数字化投入与制造业创新效率之间存在“先抑制后促进”的U形关系;目前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程度普遍不高,数字化投入对制造业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尚未充分发挥;且国内数字化投入的影响效应大于国外数字化投入的影响效应。第二,需求规模扩张对数字化投入与制造业创新效率之间的U形关系具有调节作用,且内需调节效应大于外需调节效应;市场化改革与市场竞争会弱化数字化投入与制造业创新效率之间的U形关系,缓解初期数字化投入不足所带来的不利影响。第三,进一步分析表明,提高创新资源使用效率、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和成果转化能力是数字化投入促进制造业创新效率提升的重要途径。上述研究结论的启示为,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发挥数字经济、扩大内需与市场化改革的乘数效应,将有助于中国制造业的创新发展。     

数字经济对地区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2011—2018年地级市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中介效应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并探讨了数字经济对城市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有显著提升作用且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在经过指标替换、样本剔除等检验后结论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于东部和中部地区促进效果强于西部地区，对技术密集型行业提升作用大于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行业；中介效应检验表明，技术创新水平提升和贸易成本降低是数字经济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两个重要途径。     

数字化投入与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攀升——来自中国制造业的证据

利用WIOD世界投入产出与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从全球生产网络视角分析数字化投入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的影响。结果发现:第一,数字化投入显著促进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攀升,表现为数字化投入强度越大,行业全球价值链网络中心度越高;第二,产业链自主可控通过增强制造业关键链节的控制力和国内供给率从而对数字化投入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而贸易壁垒限制要素跨境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数字化投入的促进效应;第三,异质性检验显示,数字化投入对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影响更为明显,并且数字基础设施投入有利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攀升,但数字媒体及交易投入的影响有限;第四,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投入带来的成本降低和资源错配缓解效应是提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的渠道。研究结论为推进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以及增强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依据。     

数字化转型对创新链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创新行业产品议价能力视角

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建设数字中国的关键落脚点,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数字化转型为创新链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本文运用双边随机前沿模型,基于2007—2021年的CEPII-BACI六位码产品数据和世界银行WDI数据库,核算中国创新行业的出口产品议价能力指数,从技术产业化角度衡量创新链升级情况,并检验数字化转型对创新链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有利于推动创新链升级,创新主体间的创新合作效应和信息溢出效应是数字化转型促进创新链升级的主要作用路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创新链升级的赋能作用在创新合作程度较高的行业更为显著,但不会受到行业研发人员密度、行业风险及外部不确定性的影响。本文从理论层面证明数字化转型对创新链升级的促进作用,为推动数字化转型赋能科技创新、稳固产业创新发展的发力点提供经验支撑与政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