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治理投入门槛、研发投入与绿色技术创新

揭示不同类型的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规律,对于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借鉴Hansen的面板门槛模型,运用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将环境治理投入设定为门槛变量,实证分析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差异化影响。研究发现：研发投入对于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区域环境治理投入门槛效应,从总体看,当区域环境治理投入处于较低水平时,研发投入能显著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提高,但随着环境治理投入提升到较高水平,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增强效应有所减弱。并且绿色技术创新的类型不同时,相较于绿色产品创新,研发投入对绿色工艺创新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门槛特征。结合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可知,门槛效应显著的主要原因在于区域环境治理投入对企业等主体的绿色技术创新活动存在低水平驱动和高水平抑制效应。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关有益的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绿色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

以2012—2020年中国30个省级数据为基础,运用熵权法衡量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状况,并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绿色技术创新等数据相匹配,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传导机制、影响效应以及地域的差异性。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的提升具有明显的推动效应,且具有积极的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经济推动产业结构的提升具有区域异质性,在中西部地区更明显;而绿色技术创新是数字经济释放产业结构升级红利的重要传导机制,且这种传导机制在东部地区更为显著;并且,通过门槛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是非线性的,并且呈现出地域的异质性;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在数字经济方面的外溢效应要大得多。研究成果对于更好地发挥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的提升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数字化技术转型、数字化治理能力与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升级——基于数字化赋能理论的作用机制研究

依靠数字经济发展红利,突破资源环境双重约束,实现绿色转型升级成为制造业企业未来发展方向。从资源赋能和结构赋能双重视角出发,对数字经济赋能效应展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但需进一步通过技术进步扩展绿色发展空间;(2)企业内部数字化技术转型能够显著促进绿色转型升级水平提升;(3)清洁生产技术创新和末端治理技术创新作为绿色工艺创新的两个维度,在数字化技术转型影响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过程中发挥显著中介作用;(4)政府数字化治理能力提升能够正向调节数字化技术转型对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通过识别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的情境因素,可为我国有效实施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和数字化建设提供理论依据。     

产业数字化、绿色技术创新与农业产业链韧性

选取我国30个省份2004—2021年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产业数字化、绿色技术创新和农业产业链韧性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产业数字化对农业产业链韧性具有促进作用,且存在显著区域异质性;绿色技术创新在产业数字化与农业产业链韧性之间发挥中介效应;绿色技术创新对农业产业链韧性的促进作用受产业数字化单重门槛效应的影响。对此,提出打造农村数字产业集群,完善产业数字化发展环境;强化农业绿色技术创新力度,赋能农业产业链可持续发展;发挥产业数字化资源配置靶向功能,驱动农业产业链数字化转型的政策建议。     

出口复杂度、技术创新与一国经济增长

近年来,一国出口如何带动经济增长已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越来越多的学者用出口复杂度的概念来讨论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中,出口新型技术产品对一国经济的增长有多少贡献成为学者们产生争议的重点。本文在实证法部分对之前学者的研究做出归纳总结,并在分析法部分对前人的研究模型做出改进。在此基础上,本文对一国如何利用新型产品的出口促进国内经济增长提出边际性建议。     

企业出口前研发投入、出口及生产率进步-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出口会导致企业生产率提高么?什么因素会影响出口的生产率效应?本文采用2001—2007年中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调查数据估计了出口的即期和长期生产率效应。我们认为企业出口之前的研发投入可以通过增加企业的吸收能力来提高出口的生产率效应。通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的计量方法,我们发现:(1)平均看来,对于首次出口的企业,其出口当年企业生产率有2%的提升,然而在出口之后的几年中这种提升效应均不显著。(2)对于有出口前研发投入的企业,出口对生产率存在着持续且幅度较大的提升作用;但对于没有出口前研发投入的企业,出口对生产率没有显著的提升效应或提升效应短且较弱。(3)出口对生产率的提升效应随企业从事出口前研发年数的增加而提高。     

数字化投入与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攀升——来自中国制造业的证据

利用WIOD世界投入产出与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从全球生产网络视角分析数字化投入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的影响。结果发现:第一,数字化投入显著促进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攀升,表现为数字化投入强度越大,行业全球价值链网络中心度越高;第二,产业链自主可控通过增强制造业关键链节的控制力和国内供给率从而对数字化投入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而贸易壁垒限制要素跨境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数字化投入的促进效应;第三,异质性检验显示,数字化投入对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影响更为明显,并且数字基础设施投入有利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攀升,但数字媒体及交易投入的影响有限;第四,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投入带来的成本降低和资源错配缓解效应是提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的渠道。研究结论为推进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以及增强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依据。     

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与制造业转型升级

在发达国家高端制造回流与中低收入国家争夺低端制造转移的“双向挤压”下,制造业转型升级已成为中国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产业融合度测算的基础上,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索技术创新对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直接驱动作用,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探索技术创新驱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基本路径。结果表明,技术创新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显著直接驱动作用;产业融合是技术创新驱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基本路径。中国制造业与信息业融合度低且存在波动下降趋势,制约了制造业转型升级。因此,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既要激励技术创新,又要促进产业融合,更要强化技术创新与产业融合的相互作用。     

数字化投入对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影响

数字化投入如何影响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现有研究还持开放态度。文章首先以1995-2018年TiVA数据库与CEPII BACI数据库为基础,分别测算了中国数字化投入水平与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然后使用PPML方法对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数字化投入水平越高,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越小、扩展边际越高;接着以2000-2014年WIOD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后,发现数字化投入有利于扩展边际增长、不利于集约边际提高的经济效果确实存在,且这一结论在分贸易伙伴收入等级差异的所有子样本中都成立。     

企业数字化能否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基于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考察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能否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已有研究对企业数字化水平的度量缺乏统一的标准,并且没有对企业数字化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微观路径进行全面深入的检验。区别于现有研究,文章不仅基于无形资产数据度量企业的数字化水平,还对上市公司年度报告进行了更细化的文本分析,用在“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的“业绩回顾”中的数字化词频占比来度量企业实际的数字化水平,并运用网络招聘大数据对构造的指标进行检验。在此基础上,文章考察重污染行业企业数字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并运用上市公司专利申请明细数据对微观作用机制进行探讨与检验。研究表明,重污染行业企业的数字化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这一结论在经过IV估计、反事实分析和改变估计方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显著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主要通过提升企业的信息共享水平和知识整合能力从而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环保投资水平更高以及所在地区环境规制力度更强的企业,数字化产生的绿色创新激励效应更大。文章清晰揭示了企业数字化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机理,拓展了企业数字化的相关研究,剖析了企业数字化与绿色可持续发展实现...     

机器人的应用对我国出口升级的影响研究

机器人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与出口贸易转型升级均是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学术界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但鲜有文献从微观的视角深入探究企业使用机器人对出口升级的影响。基于此,通过匹配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的数据,以企业机器人进口作为代理变量,研究了机器人的使用对出口升级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的使用显著促进了以出口技术复杂度衡量的企业出口升级,在替换度量指标、更换不同维度样本以及考虑内生性问题之后,结论仍然稳健。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机器人的使用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在本土企业、一般贸易企业、高技术行业和竞争程度低的行业更为明显。影响机制分析显示,机器人的使用能够提高企业的生产率,降低可变生产成本,进而提升企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促进出口升级。     

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环境信息披露作为企业对外传递环境信息的重要渠道,深入考察这一新型环境规制方式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对于科学评估其成效进而促进企业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理论分析环境信息披露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基础上,采用中国上市公司微观数据,从是否披露、披露数量以及披露质量三个维度对环境信息披露进行综合考量,实证检验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是否披露环境信息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并无明显影响,而披露数量与披露质量则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均支持了这一结论。异质性检验结果发现,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会因企业创新类型、污染程度以及产权性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环境信息披露可以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提升企业经营绩效来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本文结论意味着,进一步深化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强化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行为,将有助于企业的绿色转型与发展。     

环境规制与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

绿色技术创新难以自发形成,需要外部激励。在回顾环境规制、研发投入与绿色技术创新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系统学视角出发,构建了环境规制与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效用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并以中国工业企业为例,实证检验了模型的适用性。同时,通过调控2005-2025年环境规制强度与研发投入的参数变化,模拟仿真绿色技术创新的动态变化。仿真结果表明,加强环境规制和提高研发投入均有助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环境规制在短期内优于研发投入的促进效果,但在未来低于研发投入的促进效果;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有正向作用,且随时间变化不断增强;研发投入主体和投入对象应向企业转移,以突出企业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主体作用。最后,根据仿真结果,为绿色技术创新的未来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模仿性技术创新、原发性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

从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互促的角度来看，中国产业升级的战略定住就是：在涉及到一般产业方面，要保持必要的模仿性技术创新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模仿性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的互促；在涉及到主导产业方面，要保持必要的原发性技术创新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原发性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的互促；在整体产业技术方面，中国要尽量缩小在原发性技术创新方面与领先国家的技术差距。为此，中国产业升级的战略选择应是采取必要的国家干预。在模仿性技术创新方面，干预的基点着重在于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在原发性技术创新方面，干预的基点着重在于集中优势资源在核心技术研发和技术规则的制定上。     

价值链数字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选取2010—2021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从微观企业层面考察价值链数字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价值链数字化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在考虑一系列内生问题以及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对于出口企业、民营企业、拥有绿色实用型专利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价值链数字化对绿色创新的正向赋能效应更强。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价值链数字化带来的技术扩散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是激活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渠道。动态分解结果显示,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提升主要归因于资源再配置,且资源再配置是价值链数字化影响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又一重要渠道。     

企业ESG表现、研发投入与出口绩效提升

近年来,环境、社会和治理(ESG)的实践与发展受到各方关注。为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企业践行ESG理念可能成为推动我国对外贸易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本文探究了企业ESG表现对出口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利用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企业ESG表现与出口绩效呈U型关系,ESG表现的改善在短期内会抑制出口绩效,但长期会促进出口绩效的提升;技术研发是企业加强ESG表现促进出口绩效提升的关键因素;企业环境责任改善与出口绩效正相关,加大研发投入能更好地发挥环境责任改善对出口绩效的推动作用。ESG评价标准倒逼企业改革生产和管理方式来维持国际竞争力,关键在于如何充分发挥技术创新的调节作用,实现企业可持续经营和外贸高质量发展。因此,应重视价值重塑,将ESG理念融入发展战略;重视价值转换,构建ESG绩效管理体系;重视价值提升,发挥科技创新的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