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字化转型、信息透明度与融资约束

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数字化转型是实现企业高质量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文章以2012—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于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缓解融资约束;作用机制检验发现,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提高了信息透明度,从而缓解融资约束;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相较于获得政府补助高的企业,低政府补助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于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更为显著。     

数字化转型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影响研究

推动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实现绿色转型及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本文以2012—2021年沪深A股重污染企业为研究对象,从微观层面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正向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绩效和绿色管理创新绩效,并且融资约束的缓解和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是二者之间重要路径。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在国企与非国企、一线城市与非一线城市对绿色创新绩效都有促进作用,其中在国企与非一线城市中,绿色管理创新绩效正向关系更显著,在一线城市中,绿色技术创新绩效正向关系更显著。     

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企业环境绩效吗?

数字化转型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能否赋能生态文明建设?以企业环境绩效为研究视角，选取2007—2020年沪深A股重污染企业为样本，探讨数字化转型的环境效应。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环境绩效，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仍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强化企业环境监督和优化企业环境沟通改善了企业环境绩效。异质性分析显示，当环境规制强度较高、金融生态环境较好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正向影响更明显。研究结论揭示了数字化转型的环境效应及其内在作用机理，拓宽了数字化转型和企业环境绩效的研究视角，对于政府推进数字经济发展以助力生态文明建设、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以实现绿色发展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财务绩效的影响机理

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制造企业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路径,厘清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机理对于有效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的意义。以2015—2020年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文本挖掘方法提取企业年报中披露的数字化转型关键词,构建数字化转型指标,并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制造企业的财务绩效;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进而提升了财务绩效,且降低生产成本具有完全中介作用;数字化转型与管理成本呈现负相关,但影响效果并不显著;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扩大市场份额进而提升财务绩效,且扩大市场份额具有完全中介作用。因此,为更好地发挥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财务绩效的提升作用,企业决策人员应具备战略思维,重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效果。企业也应充分利用数字技术优化生产流程,提高企业服务意识,突破传统以产品为主的经营模式,创新服务赋能产品的经营理念。     

企业数字化转型削弱了群体间消费分化吗？

缓解消费分化对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企业数字化转型数据库和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数据，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群体间消费分化的影响。研究发现：（1）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削弱群体间消费分化，经过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该结论依旧成立。（2）作用机制检验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缩小消费能力差距和消费意识差距进而削弱群体间消费分化。（3）进一步分析发现，区域创新能力和智慧城市建设明显增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群体间消费分化的削弱作用。研究结论不仅为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对提高区域创新能力、加快智慧城市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理

实体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化解实体经济发展压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但面临着投入压力大、技术门槛较高、回报周期较长等困境。在此背景下，能快速兑现经济利益的金融项目受到实体企业青睐，实体企业对金融投资收益的依赖不断增大，企业金融化趋势日益明显。基于预防性储蓄理论和融资约束理论以及投资替代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利用2015—2020年我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微观层面数据，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以及中介效应模型等，实证分析实体企业金融化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与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与数字化转型具有倒U形关系，即适度配置金融资产有助于企业数字化转型，过度配置金融资产不利于企业数字化转型；企业金融化与研发投入具有倒U形关系，研发投入对数字化转型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研发投入在企业金融化与数字化转型的倒U形关系中发挥中介效应；与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和中小型企业金融化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更显著。为充分发挥企业金融化对数字化转型的驱动效应，应把握好数字经济时代实体企业发展新契机，合理利用企业金融化的双刃剑效应；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推动企业数字化创新；优化营商生态环境，完善非国有企业和中小型...     

数字化转型助力中小企业发展路径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作为实体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中小企业普遍面临规模小、产业链话语权弱、利润空间不高、融资约束较大、抗风险能力薄弱等问题，需要通过数字化转型破除障碍，实现高质量发展。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产业数字化增强中小企业产业链协同能力，通过管理数字化促进中小企业生产经营高效化，通过金融数字化增加中小企业融资机会、提高融资效率，通过服务数字化拓宽中小企业市场边界、激发创新动力。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有助于实现企业的“降本增效”,对企业投资也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首先阐述了我国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投资的发展状况、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机理,其次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投资具有正向促进作用。选取企业价值、创新投入和人力资本变量进行传导机制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企业价值、创新投入和人力资本对企业投资起到正向促进作用。基于此,管理部门应当通过积极改革为数字化转型创造良好的氛围,企业应当积极重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投资带来的促进作用,以及企业应当重视在数字化转型中中介变量的影响作用。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基于数字用户规模和内部控制质量的门槛效应

数字经济已经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柱。企业数字化转型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化转型的相关问题受到各界关注。文章选取我国沪深两市2011—2020年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数字化转型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及数字用户规模和内部控制质量的门槛效应,并进一步对企业所有权性质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在一定时期内,数字化转型程度与企业财务绩效负相关,但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其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当企业所在地的数字用户规模和内部控制质量达到临界值时,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与其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发生结构性变化。（2）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非国有企业中,数字化转型程度与企业财务绩效显著负相关。文章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财务绩效的非线性影响和所有权异质性的影响,同时为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相关工作提供了经验证据。     

数字金融对小微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与实证检验——基于中国小微企业调查(CMES)的证据

数字金融是数字技术与金融的高度融合形成的产物，数字金融的发展为小微企业提供了发展机会。本文将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小微企业调查(CMES)数据相结合，旨在研究数字金融对小微企业绩效的影响效果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够通过缓解小微企业融资约束、提高信贷可获得性来提升企业绩效；还能通过改善研发投入经费不足，为小微企业提供创新动能；数字金融对小微企业绩效提升的作用在未能实现技术创新、未进入产业园，以及地处城镇的企业中更强。     

企业ESG表现、融资约束与财务绩效

ESG与当前经济绿色转型的目标相契合,探究企业ESG表现对财务绩效的作用机制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文章选取2009—2021年我国A股全部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使用因子分析法综合衡量企业财务绩效,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从融资约束的角度实证研究了ESG表现对财务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1）ESG表现对财务绩效的促进作用显著,企业提高ESG表现有助于财务绩效的提升。（2）融资约束能够加强企业ESG表现对财务绩效的促进作用。（3）进一步分析发现,非国有企业与东部发达地区企业的调节作用显著。基于此,文章提出企业应提高ESG重视程度、加强自身ESG建设,政府监管部门应健全完善ESG考核评价体系,投资者做出决策时应当考虑企业ESG履行情况。     

“双碳”目标下基于数字化转型的财务绩效评价探究——以金风科技为例

当前,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我国风电企业迎来发展新机遇。风电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助于减少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促进可持续发展,是实现“双碳”目标的有效手段。文章以金风科技为例,从财务视角与非财务视角探究了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企业财务绩效变化情况,研究结果体现了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效果。通过对“双碳”目标下数字化转型与企业财务绩效的研究,以期为利用数字化转型推动风电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数字化转型、服务化融合与制造业企业绩效提升——兼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

引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作为调节变量,从嵌入式服务化和混入式服务化的双重融合视角,研究数字化转型提升制造业企业绩效的理论机制和作用路径。在此基础上,采用2008—2020年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对理论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企业绩效,嵌入式服务化发挥了正向中介作用,但在区域分布、所有制结构和技术水平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异质性;数字化转型能够抑制混入式服务化中制造业企业的“脱实向虚”行为;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会增强数字化转型对嵌入式服务化的推动作用和对混入式服务化的抑制作用。     

全球价值链、融资约束与跨国并购绩效——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本文以2001—2015年跨国并购的A股上市中国制造业企业为研究样本,利用混合截面门槛模型实证分析融资约束对企业跨国并购绩效的非线性影响,并采用Zhi Wang等(2017)新近提出的全球价值链指标体系,研究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与嵌入度对企业融资约束与跨国并购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融资约束对制造业企业跨国并购绩效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适度的融资约束有利于提高企业并购绩效;当前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抑制了企业跨国并购绩效,并对融资约束与并购绩效的关系有负向调节作用;中国制造业较高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度促进了企业跨国并购绩效,并对融资约束与并购绩效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     

供应链金融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

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目前已成为政府、企业和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供应链金融作为一种新兴的产融结合工具能够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本文以2012-2020年我国深交所创业板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供应链金融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供应链金融能够显著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进一步研究发现,供应链金融能够降低企业权益融资成本和债务融资成本,优化企业自身资本结构,吸引更多的投融资;股权结构在供应链金融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之间调节效应显著,高股权集中度能够正向强化供应链金融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透视供应链金融对融资约束的作用机理,以期为供应链金融领域的相关研究提供更全面的理论支持与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助力企业可持续增长：作用机制与实证分析

在数字经济的时代浪潮中，数字化转型逐渐成为企业发展的一道“必选题”，对于实现企业可持续增长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基于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可持续增长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增长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于企业可持续增长的促进作用在第三产业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企业通过更好地发挥数字化转型所产生的创新效应和声誉效应促进其可持续增长。因此，政府应充分把握数字化转型机遇，重视数字技术的发展，积极推动产业转型和升级，引导中国企业朝着更可持续的增长路径迈进，以企业可持续增长带动宏观经济可持续增长。     

数字金融如何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11—2019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在借助Python爬虫技术和文本挖掘技术定量测度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基础上,实证检验数字金融这一新兴金融业态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结果显示,数字金融显著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且对国有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及东部和南方地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更大。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数字金融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优化营商环境、提高风险承担水平、增加研发支出四个渠道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本文通过探索和识别激发企业数字化战略变革的外部条件,为加速形成数字化转型新格局、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金融科技、银行竞争与中小企业融资约束

本文选取2015年～2020年创业板上市企业为中小企业样本,运用混合回归和固定效应回归对金融科技与中小企业融资约束进行实证研究,同时纳入银行竞争这一调节变量,考察在两者之间发挥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金融科技对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具有纾解作用,银行竞争的提高能加强金融科技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在两者之间起到正向的调节作用。同时相较于国有企业,对非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缓解作用更加明显。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短贷长投

当前数字化变革日益成为实体企业提高经营决策效率、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文章利用2007—2020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缓解了企业“短贷长投”的程度，证实了“决策优化假说”。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短贷长投的抑制作用主要通过提高资本配置效率、降低经营风险来实现。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当企业自身融资能力较弱、外部融资环境较差、公司治理相对薄弱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短贷长投的影响更为明显。文章丰富和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机制与经济后果的研究框架，为缓解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找到了新的经验证据，对于数字化相关政策的制定与调整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企业数字化转型、知识产权保护与对外直接投资——来自中国服务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信息不对称视角阐述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机理，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在两者间的调节效应，并以2011—2021年沪深服务业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中国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显著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效应；同时，知识产权保护能显著调节这种呈“U”型非线性特征的促进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在知识产权保护的调节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效应存在空间异质性。本文为我国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建设时空分异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科学提升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效应，提供了理论依据与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