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密度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尝试从微观视角考察企业所处区域内的高校密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在构建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本文利用2011—2017年沪深两市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和教育部公布的历年普通高校名单,以每家企业所处一定地理空间内的高校数量作为衡量高校密度的指标,实证分析了高校密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高校密度对企业创新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不同层次高校对企业创新的促进程度存在显著差异;高校密度对企业创新在创新类型、企业规模和企业所处地区等方面都具有异质性影响。同时,本文从研发合作和知识溢出两个方面分析了高校密度影响企业创新的中介机制。     

高校密度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尝试从微观视角考察企业所处区域内的高校密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在构建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本文利用2011—2017年沪深两市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和教育部公布的历年普通高校名单,以每家企业所处一定地理空间内的高校数量作为衡量高校密度的指标,实证分析了高校密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高校密度对企业创新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不同层次高校对企业创新的促进程度存在显著差异;高校密度对企业创新在创新类型、企业规模和企业所处地区等方面都具有异质性影响。同时,本文从研发合作和知识溢出两个方面分析了高校密度影响企业创新的中介机制。     

数字化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竞争力的影响——来自中国制造业行业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是新时期提升制造业GVC竞争力的有效路径。系统梳理数字化影响制造业GVC竞争力的理论机制,并利用2000—2014年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制造业数字化通过成本效应、配置效应和协同效应促进GVC竞争力提升;样本考察期内,中国制造业GVC竞争力整体呈不断上升趋势,且基本稳定在前10行列,并以中低知识密集度行业竞争力最强;数字化整体上有利于GVC竞争力提升,分行业看,数字化对中低和中高知识密集度行业的GVC竞争力有显著促进作用;分投入来源看,国际数字化投入比国内数字化投入的促进效果更显著;分投入类型看,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促进效果最突出。结论可为制造企业制定数字化转型及GVC竞争力提升策略提供参考。     

制造业数字化扩大了企业间工资收入差距吗——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00—2014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的匹配数据,采用无条件分位数回归的方法,系统性地研究了制造业数字化对中国不同收入分布企业工资收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制造业数字化有助于企业工资收入的增长,但对高工资收入水平的企业影响最大,从而显著扩大了企业间工资收入差距,并且呈现出强烈的“马太效应”。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讨论后,这一结论依旧成立。制造业数字化对企业间工资收入差距的影响因企业所有制类型、地区分布、资本密集度和内部管理成本而异。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证明,制造业数字化通过生产率渠道、创新渠道和产出规模渠道扩大了企业间工资收入差距。本文为客观评估中国制造业数字化的经济效益提供了微观证据,对分配关系合理调整、制造业平稳数字化转型亦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价值链数字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选取2010—2021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从微观企业层面考察价值链数字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价值链数字化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在考虑一系列内生问题以及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对于出口企业、民营企业、拥有绿色实用型专利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价值链数字化对绿色创新的正向赋能效应更强。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价值链数字化带来的技术扩散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是激活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渠道。动态分解结果显示,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提升主要归因于资源再配置,且资源再配置是价值链数字化影响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又一重要渠道。     

数字化转型的前因组态与绩效研究——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TOE理论框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和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对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前因组态和后续绩效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成功并非由单一条件驱动,而是技术、组织、环境条件协同联动的结果;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组态有4类,可以归纳为3种模式,即环境驱动型、内外协同型、机会感知型;环境驱动型与机会感知型并不能显著改善企业绩效,内外协同型对企业绩效具有积极影响。结论不仅可以从组态视角丰富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与经济后果相关研究,而且能够为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路径参考。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民营能源企业绩效？——来自中国上市企业年报文本识别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赋予了企业新的发展动能,这进一步影响到民营能源企业的经营绩效与绿色低碳转型目标的实现。本文基于沪深A股上市民营能源企业2012-2021年的数据,借助爬虫技术归集企业年报中的“数字化转型”关键词,创新性地刻画出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并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民营能源企业绩效的影响及其渠道机制。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民营能源企业绩效,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从渠道路径来看,数字化转型能够推动技术创新和提高运营能力,这些都有助于促进民营能源企业的绩效增长。就不同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对民营能源企业绩效的驱动效果有着较强的非对称性特征,具体而言,对于东部企业、大型企业、成长型企业以及新能源企业,其提升效应更为显著;对于中西部企业和小型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的绩效驱动力最差。     

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生产率悖论”——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时代如何克服“生产率悖论”,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本文基于2010—2021年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水平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U型关系,数字化转型初期存在“生产率悖论”。机制检验表明,创新策略选择和要素配置效率是导致数字化转型与全要素生产率U型关系的内生性根源,转型初期,数字化会降低企业的实质性创新水平和要素配置效率进而导致“生产率悖论”。拓展分析表明,较高的专业化和内部控制质量可以帮助企业及早摆脱“生产率悖论”区间,而当资本密集度过高或过低时,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递减性更加显著。因此如何合理地选择创新策略、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优化要素配置结构、强化专业化分工、构建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对于企业克服数字化转型中的“生产率悖论”至关重要。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 ——基于文本分析方法的经验证据

企业数字化已然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创新驱动发展的强劲引擎。本文以2009—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使用文本识别方法在公司年报中提取关键词并手工整理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创新能力的影响及其背后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创新能力。从影响机制来看,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和缓解融资约束来提升企业创新能力。进一步区分企业规模、产权性质及要素密集度后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于规模较大的非国有企业及劳动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此外,释放企业数字化转型红利离不开完善的制度环境,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积极影响在信息化水平、市场化水平及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的地区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为数字经济背景下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以提升创新能力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治理与企业绩效：来自政府工作报告的经验证据

政府治理方式变革是中国数字化转型的重要目标之一。本文基于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文本和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库,使用机器学习方法构建地方政府数字化治理指标,尝试分析地方政府数字化治理能力提升的经济影响和理论机制。回归结果显示,数字化治理显著促进了企业净资产收益率和资产报酬率,该影响在数字技术使用和传统治理的数字化等维度都显著存在。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国有企业、中小型企业和股权集中度高的企业而言,数字化治理对企业绩效的积极影响更为显著,数字化治理能力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环境的不足。机制分析表明,缓解融资约束和降低政策不确定性是数字化治理促进企业绩效提升的主要影响渠道。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应重点发挥数字化治理水平对企业经济绩效的促进作用,考虑这一促进作用因企业特征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而产生的差异,精准施策。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稳就业吗？——来自危机期间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在危机期间重塑业务形态、强化经营韧性的重要选择。本文基于2016-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危机期间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就业规模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企业危机期间的就业规模,具体在疫情期间,企业数字化转型每增加1%使得就业规模相对增长2.7%。其中,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广化效应”与“深化效应”提升企业危机期间的就业规模,其就业替代效应并不明显。在疫情严重城市、数字生态行业和国有企业中,数字化转型更能提升企业危机期间的就业规模。最后,企业在危机期间推进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员工收入与企业劳动生产率。本文为维护危机期间社会稳定以及双循环战略实现提供了重要参考。     

政府采购与企业创新的作用关系及边界条件探究[ ]——来自Meta分析的证据

针对政府采购与企业创新的作用关系和研究分歧,以创新链划分企业创新活动,对41篇文献进行Meta分析发现：政府采购与技术研发中度正相关,与成果转化强正相关;融资约束与信号传递在政府采购与技术研发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且信号传递部分中介了政府采购与成果转化的关系。文化背景仅负向调节了政府采购与技术研发的关系,产业类型对这一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政府采购协定（GPA）参与方属性及其与长期导向的交互均正向调节政府采购与企业创新的关系;数据特征负向调节政府采购与企业创新的关系。以上结论验证并拓展了相关研究,为企业创新管理研究和政府采购政策设计提供了参考。     

工业数字化转型的碳减排效应研究——来自中国行业的经验证据

以2000—2018年中国工业各行业为研究对象,探究了工业数字化转型对碳排放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中国工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促进碳减排,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显示,工业数字化转型能够发挥效率提升效应与合作协同效应,通过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与加强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合作,进而降低碳排放。异质性分析发现,工业数字化转型的碳减排效应具有行业和区域异质性,低耗能、低排放行业数字化转型与碳排放表现为显著负向线性关系,高耗能、高排放行业数字化转型与碳排放呈现倒U形的非线性关系,东部地区工业数字化转型对碳减排的促进作用要明显高于其他地区,且数字减排效果呈现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递减态势。因此,应着力推动工业生产过程数字技术应用,行业间排放数据共享与传递,建立效率提升与合作协同机制,分阶段、分区域推进工业尤其是高耗能工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为有序实现碳中和提供数字助力。     

政府采购如何影响产能利用率?——来自中国制造企业的经验发现北大核心CSSCI

利用世界银行的中国投资环境调查数据,本文从企业层面实证检验了政府采购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并分析了相关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政府采购没能成为产能过剩治理的政策工具,反而成为企业产能利用率下降的重要诱因。经验分析表明:与缺乏政府订单的企业相比,获得政府订单诱使企业产能利用率下降2%,企业的政府采购销售占比每提高1%,其产能利用率随之下降6%。考察相关机理后发现:政府采购不但诱导了企业投资扩张与行业投资潮涌,从而诱致了企业过度产能供给;而且加剧了地方政府保护与反竞争行为,从而抑制了企业产能出清;最终,通过企业供-需失衡的动态传递机制,政府采购抑制了企业产能利用率。鉴于此,本文认为,应高度重视政府采购引致的企业产能应对行为,完善政府采购的机制设计。     

政府采购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经验借鉴

本文介绍了美国、加拿大和韩国政府采购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经验,提出我国政府采购对企业自主创新的激励作用还不明显,也未很好地保护和扶持民族产业发展。我国应将国货优先和促进产品自主创新作为政府采购的重要目标,对自主创新的技术与产品采购并重,根据产品市场化程度采取阶段性和连续性的政府采购政策,为中小企业自主创新提供优惠政策,加强对自主创新企业政府采购业务能力的培训。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韧性的影响——来自COVID-19的证据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在数字经济时代寻求突破的一项重要变革。以新冠疫情为自然实验,基于2019—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季度数据,使用PSM-DID方法实证分析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韧性及其影响机理。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的企业所遭受的负面影响要比数字化转型程度较低的企业更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缓解现金流压力、提升运营效率和降低企业成本三个方面有效提升企业风险应对能力;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积极作用在非国有企业、非高科技企业和疫情严重地区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来自制造业的机制验证

以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对象,基于2013—2020年的行业实践数据,探究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绩效的影响及其机制与路径。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提升制造业企业的绩效,且具有较好的稳健性;其机制路径为数字化转型通过减少各个环节的成本效应、提升技术创新水平效应等来提升制造业的企业绩效。     

数字赋能与企业技术创新——来自中国制造业的经验证据

通过数字赋能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已成为主要发达国家的共同选择,也是中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依托.基于2012年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调查数据,从微观企业视角实证检验数字赋能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研究发现:数字赋能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了显著的促进效应,且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相较于大规模、资本充足和东部地区企业而言,数字赋能对中小型、有融资约束和西部地区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相对较弱.机制检验发现,数字赋能可以通过促进企业间研发协作、降低企业创新成本和赋能人力资本三种中介渠道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政府部门应制定支持数字化发展的政策,加快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增强企业利用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可得性;企业应高度重视数字赋能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加快推进企业数字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