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驱动了企业协同创新吗?

数字化转型为企业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也为企业增添了新的创新动力。本文以我国2009—2021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协同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协同创新水平，该结论在考虑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通过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创新资源获取”效应和“交易成本降低”效应两条路径提高企业协同创新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企业运营效率较低、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所处地域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高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协同创新的促进效果更为显著。本文拓展了数字化转型的微观经济后果，同时为企业协同创新提供了全新的激励因素。     

何种经历推动数字化：高管学术经历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十四五”时期深化建设数字中国,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突破口,如何驱动企业更好地开展数字化转型成为学界关注与研究的重要议题。立足高管团队经历的视角,考察了高管团队学术经历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具体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1）高管学术经历有助于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2）内在机理表明,高管学术经历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导向以及获取政府资源补贴三重机制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且高管股权激励在学术经历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产生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3）价值效应检验结果表明,高管学术经历有助于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创新绩效,即企业数字化转型具备创新绩效的赋能效应。研究结果明晰了何种高管经历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赋能效应,为数字化转型进程中优化企业高管能力结构提供经验启示。     

双重价值链嵌入与创新绩效倒U型关系研究——企业数字化的中介作用与组织韧性的调节作用

数字经济赋能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企业数字化深刻影响并优化价值链配置。结合动态能力理论和嵌入理论，从数字化视角研究企业嵌入全球及区域双重价值链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探讨本土企业通过数字化连接和配置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进而提升产业链和重构价值链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通过嵌入双重价值链实现短期创新溢出效应，但过度依赖双重价值链则会削弱创新动力和协作效能；通过企业数字化行为整合数据价值链成为企业获取创新资源的有效方式，并在价值链嵌入与创新绩效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组织韧性正向调节双重价值链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论可为拓展双重价值链嵌入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提供数字化转型视角，并为企业根据实践需求适度嵌入价值链、打造组织韧性、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多元数字化应用如何赋能企业出口

在新发展阶段背景下，数字化应用对释放中国经济发展潜力、提升国际竞争新优势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20年两万余家中国私营企业数据，观察企业数字化应用的具体环节，探究了多元数字化应用对企业出口的作用效果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多元数字化应用对企业出口决策及出口规模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其中，产品设计、供应链管理、客户管理和销售管理方面的数字化应用对企业出口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而企业内部管理和安全监控方面的数字化没有体现出贸易促进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融资约束改善、获取财政补贴、营商环境改善、政治关联强和高新技术企业多元数字化应用的出口效应更大。机制分析表明，多元数字化应用通过激励企业进行研发创新、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以及劳动生产率推动了企业出口。本文结论为政府和企业在数字经济背景下赋能出口贸易发展提供了决策支持和经验依据。     

数字化转型能破解企业融资约束吗?——商业信用融资视角

商业信用融资作为一种非正式的融资渠道，对企业生产经营起到至关重要的保障作用。本文以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融资。机制检验表明，信息透明度是数字化转型正向影响企业商业信用融资获取的作用机制之一。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获取的促进作用在高科技行业、高战略差异度、成熟期和低管理层持股比例的企业中更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获取的提升作用主要是在底层技术运用层面；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商业信用融资效果有助于企业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本文为商业信用融资研究提供了数字化转型的新视角，同时也为充分发挥数字技术赋能效应，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投资审批制度改革与企业创新质量

以投资审批制度改革为准自然实验平台，利用2010—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进行研究发现：投资审批制度改革有利于提高企业创新质量，即该政策变革具有创新外溢效应。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投资审批制度改革通过抑制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管理者股权激励强度两种潜在机制推动企业创新质量的改善。进一步地，研究发现投资审批制度改革对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作用主要反映在民营企业、存在银企关系的企业以及全要素生产率较高的企业之中。研究结果不仅丰富了企业创新质量影响因素的文献，而且检验了投资审批制度改革的政策效果，为进一步推动投资审批制度改革以释放市场活力提供了稳健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同群效应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投入——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能够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梳理数字化同群效应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机制,以2007-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数字化同群效应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投入,并通过加剧行业竞争实现;企业管理者能力抑制数字化同群效应对相关企业创新投入的正向效应,而融资约束会放大数字化同群效应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正向影响。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劳动收入份额

本文考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我们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并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与加强内部控制两条路径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的异质性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是对数字经济时代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的新发现，拓展了数字化转型与劳动收入份额两支文献的研究，也意味着在政策层面大力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税收激励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吗?——基于前瞻性有效税率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企业的发展趋势,从政策工具视角探寻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因素尤为必要。本文选取2008-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以前瞻性有效税率为切入点,实证检验了税收激励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税收激励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有促进作用,其中“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和“创业导向强化效应”是两个潜在的作用渠道。进一步研究表明,当前阶段税收激励的效果主要集中在数字化投资转型,并且税收激励对外部融资依赖度更高、所处创新环境更好、高新产业、管制性产业的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效果更加明显;此外,税收激励与财政激励之间存在交互效应。本文的研究不仅证实了税收激励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而且为加大“减税降费”改革力度、推动企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管理层激励

企业数字化转型完善了传统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拓宽了公司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充分发挥了资源赋能的作用。那么，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否通过资源赋能作用增加管理层激励呢?本文从管理层股权和薪酬激励两个角度，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管理层激励的资源赋能作用。以2008—2020年中国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增加了管理层股权和薪酬激励，这一效果主要是通过缓解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和提高公司的信息透明度来实现的。当管理层权力较大或者CEO具有高学历背景、公司外部治理机制较为薄弱、公司专业性股东话语权较小和公司所在省份制度环境较差时，上述结果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加管理层股权激励显著促进了公司创新投入，提高了公司的投资效率，即有效缓解了股东与管理层的代理冲突。此外，本文还排除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并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确保结论的客观真实性。本文的结论表明，数字化转型作为新经济时代的重要战略变革形式，可以赋能公司管理层激励，进而缓解公司的代理冲突，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政府采购对企业科技创新的驱动作用：产品异质性特征视角

政府采购是基于需求侧驱动企业科技创新的重要工具，是推动科技创新成果化、商业化的有效手段，而采购品不同对科技创新的影响也会有所差异。以世界银行中国投资环境调查数据为样本，运用2SLS、联立方程模型等计量方法，以产品异质性为视角，对政府采购作用于企业科技创新的政策效果与路径选择进行探究。结果发现：①在政府采购驱动企业科技创新的过程中，政府存在“挑选赢家”行为，并弱化企业科技创新的最终实际效果；②通过路径分析发现，需求是引致政府采购作用于企业科技创新的重要路径，融资约束是政府采购支持科技创新的原因而非结果，此外并未发现政府采购可以通过降低成本从而影响企业科技创新的经验证据；③政府采购的科技产品或服务以成长型创新产品为主，而探索型创新产品采购比重极低，即目前政府采购的实质是促进创新产品产能出清。     

数字化对我国企业协同创新的影响研究

以2013—2020年我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万方专利数据库中爬取的企业联合专利申请数量，利用微观企业的数字化指标，运用广义负二项分布模型，探究数字化对我国企业协同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显著促进了我国企业协同创新，并对企业协同创新有长期的正向影响。通过调节效应检验发现，在我国高资本密集型和高技术密集型行业中，数字化对企业协同创新的提升作用更强，但不受行业信息通讯技术(ICT)使用强度高低的影响。政府应大力鼓励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双碳”目标下,数字技术应用成为企业推动绿色创新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资源基础理论,以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正向促进绿色创新;相比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制度环境正向调节了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而战略风险承担则在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起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机制分析发现,技术资本和融资约束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创新之间发挥了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我国东部地区,开展创新合作及高管党员比例较高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促进影响更为显著。研究结论对我国企业的数字技术应用、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制造企业需求端场景深耕对服务创新绩效的影响

数字经济时代，诸多制造企业为提高服务创新绩效，在需求端开拓场景业务，并通过场景迭代改善用户体验，但是场景业务如何影响服务创新绩效，理论和实践对其认识均存在不足。假设支撑前端场景深耕、优化客户体验的后台是服务创新生态系统的价值共创行为，构建场景深耕对服务创新绩效的理论模型，基于462份制造企业调研数据，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场景深耕有利于促进制造企业服务创新绩效提升，价值共创行为在场景深耕与服务创新绩效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制造企业数字化能力正向调节场景深耕与价值共创行为之间的关系。基于需求端和供给端整合视角，剖析场景深耕对服务创新绩效影响的内在机制，对制造企业依托场景进行服务创新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税收规避——基于内部控制和信息透明度的视角

从企业税收规避的视角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内部的影响,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7—2020年数据,通过Python抓取企业年报文本中“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词,度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税收规避的影响及渠道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将显著抑制企业税收规避行为。对作用机制进行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有效的治理机制来抑制管理层谋求私利的激进避税行为,使管理层权衡避税带来的收益和成本,进而影响公司避税策略。具体来说,相应的内控质量和信息透明度产生了治理机制和信息中介效应,从而降低企业税收规避水平。进一步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避税的抑制作用在国企、制造业以及市场化程度低的情况下更显著。研究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和企业避税等领域的研究,为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供相关启示。     

数字技术驱动传统非互联网企业数字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组织合法性的调节作用

近年来，数字技术给企业发展和创新研究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学界呼吁构建新理论解释企业数字创新形成机理。基于资源基础观和制度理论视角，系统分析传统非互联网企业如何通过匹配技术资源(IT能力)和社会属性资源(组织合法性)实现数字化转型以获取数字创新绩效，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进一步对275份传统非互联网企业样本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和Bootstrap分析，并对理论假设进行验证。结果表明：IT能力和应用数字技术进行数字化转型对传统非互联网企业数字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应用数字技术进行数字化转型对IT能力和数字创新绩效的关系具有中介效应；组织合法性对IT能力、应用数字技术进行数字化转型和数字创新绩效的中介效应具有进一步调节作用。结论说明传统非互联网企业能够利用技术投资构建IT能力以促进数字创新绩效提升，而通过技术资源和具有社会属性的合法性资源匹配实现数字化转型，能够获取更多数字红利。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提高分析师预测准确度吗——基于信息披露和信息挖掘的双重视角

本文以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分析师预测准确度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高分析师预测准确度。机制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促进公司主动增加公开信息披露和激励分析师调研挖掘私有信息这两条路径提升分析师预测准确度。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分析师预测准确度的提升作用主要存在于机构持股比例较高、较多明星分析师跟踪的企业以及市场处于牛市行情的样本中。进一步研究还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减少了分析师乐观偏差，且能显著降低分析师盈余预测分歧度。经济后果检验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高分析师预测准确度降低股价崩盘风险。本文的研究结论揭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在资本市场中的信息传导效应。     

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融资约束与政府补助中介效应检验

数字化变革是制造业企业寻求产业转型和创新变革的重要突破点,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激励效应能否破解企业创新“投入多,产出少”困局?对此,基于A股制造业企业2011—2020年数据,借助Python爬虫功能转化并搜索企业年报中数字化关键词,以此衡量数字化转型程度,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数字化显著促进制造业企业的研发投入和专利产出。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政府补助金额两个渠道促进企业创新。     

政府研发补贴促进企业创新了吗

政府补贴能否促进企业创新一直存在争议。与以往从资源视角探讨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关系的研究不同,基于信号理论视角,以2012—2016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剔除非研发补贴的噪音并控制样本自选择偏误,实证检验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微观政策效应,以及企业层面制度因素（产权性质）和区域层面制度因素（制度环境）对该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补贴释放的积极信号能够帮助企业获取外部创新资源,有效促进企业创新;相比于国有企业,政府研发补贴对非国有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更强;制度环境越好,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越强。研究理论丰富了科技创新政策有效性和信号理论相关研究。同时,研究发现,政府应继续加大对企业创新活动的补贴额度,不断深化所有制改革,为企业创新营造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另外,企业还应充分发挥政府研发补贴信号的杠杆效应,拓宽外部创新资源获取渠道。     

科技企业孵化器何以激活区域创新——风险投资与孵化基金的中介作用

完善创新生态系统、提升区域创新能力是我国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的重要目标。基于2013-2018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科技企业孵化器是否促进了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并基于中介效应模型探讨风险投资和孵化基金在其中的间接作用。结果发现：①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显著提升了区域创新水平，但主要增加的是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授权数总量，对发明专利申请授权数并没有显著促进作用。上述结果在剔除直辖市样本、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及空间计量模型的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②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发现，区域风险投资和孵化基金集聚效应是科技企业孵化器影响区域创新水平的主要机制；③科技企业孵化器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在不同区域间差异较大，在东部地区的创新激励效应更加显著，而且政策工具强度对科技企业孵化器与区域创新水平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