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数字经济的益贫式增长效应——基于农村流动劳动力视角

以城市最低工资标准界定低收入农村流动劳动力群体，利用2011-2018年CMDS与289个地级市的匹配数据，检验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益贫式增长效应、机制与异质性。研究发现：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可通过收入提升和分配改善两个机制实现农村流动劳动力的益贫式增长，这一结论在考虑模型内生性和替换解释变量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提高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能加速提升城市数字经济的益贫效应。流入地社会保障缺失制约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流动劳动力益贫效应的发挥。单纯提高城市最低工资标准则会加剧收入不平等，甚至逆转其益贫效应。因此，要在推动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农村流动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同时，提升农村流动劳动力的技能水平与就业匹配能力，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充分释放数字经济发展的“城乡共富红利”。     

数字经济与地区共享发展——基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视角

本文基于2011—2020年30个省(区、市)和279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从省域间、省域内及城乡间三个维度考察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于区域经济协调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以及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其中,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提高省份层面的市场一体化水平实现省域间协调发展;通过提升城市的功能分工情况以及提高城市的创业水平,来增强非省会城市的经济发展动能,实现省域内的协调发展;通过提高城市的劳动力质量,缩小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本文的研究结论肯定了数字经济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为破解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现状,加快实现地区间共享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借鉴。     

数字经济、资源配置效率与农业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为缓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资源环境约束提供了新的契机。本文阐述了分析数字经济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直接影响效应，从资源配置理论的视角，在现代农业“三大体系”框架下分析数字经济通过产业融合效应、资源匹配效应和技术乘数效应纠正传统农业资源配置扭曲从而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制，并运用2011—2019年全国216个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我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为农业高质量发展带来了“数字红利”,且优化产品、资本与劳动力要素资源配置效率是数字经济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三大核心路径；农业高质量发展能够通过城市间内生交互与邻近城市“数字红利”外溢实现区域协调；数字经济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效应在地形坡度较小的城市作用更为明显。本研究为数字经济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也为探寻数字经济背景下优化资源配置和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依据。     

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基于空间计量模型和中介效应的实证分析

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加速推进，数字经济日益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本文重点关注数字经济的绿色价值，探讨了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之间的内在机理。基于2011—2019年中国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超效率SBM模型和熵值法，分别构建城市层面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绿色经济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测度。运用空间滞后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并识别传导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不仅可以显著提升城市绿色经济效率，而且对邻近城市的绿色经济效率产生了积极的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特征，东部地区城市、大城市和中心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作用更强；数字经济背景下的技术创新是驱动绿色经济效率优化的关键途径。政府应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升级，实施因地制宜的差异化政策，增强数字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充分释放数字经济为城市绿色经济效率带来的红利。     

数字产业集聚、地方政府竞争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

基于中国2005—2021年285个城市面板数据,考察了数字产业集聚、地方政府竞争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产业集聚有利于促进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提升;因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资源依赖及工业化水平差异,数字产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效应在一二线城市、非资源型城市和非老工业城市的作用更加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数字产业集聚主要通过推动居民生活方式线上化转型和工业生产方式集约化转型赋能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提升。在地方政府竞争作用下,地方政府经济竞争强化了数字产业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促进作用,而地方政府创新竞争的作用不明显。各地应结合城市发展特点积极推进数字产业集聚化发展,培育城市绿色转型发展新动能,充分释放数字产业集聚化发展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提升的赋能效应。     

数字经济提升了劳动生产率吗?——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数字经济的赋能作用是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推手，为提高劳动生产率提供了可能。本文利用2011—2016年285个城市面板数据对数字经济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进行检验。实证结果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有效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该结论经过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提高经济集聚水平、提升城市创新水平、加剧银行业竞争以及推动市场化进程等渠道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经济的这种作用具有异质性，表现在失信环境越好、教育水平越高及城市规模越小的地区作用越大。本文的研究揭示了数字经济赋能劳动力的作用，为实现高质量发展转型中数字经济的应用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借鉴。     

数字经济如何释放“创新红利”:理论机制与微观证据北大核心

数字经济加速演进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注入新动能,数字经济能否以及如何释放创新红利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基于2011-2019年中国地级市数字经济数据与上市公司微观数据,检验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微观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提升,表现为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双提升,但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数量的促进作用大于创新质量,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稳健;(2)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经营成本、促进知识扩散等方式向企业释放创新红利;(3)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国有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强于非国有企业;企业数字化程度越高,数字经济创新效应越显著;中心城市企业从数字经济中获取的创新红利大于非中心城市企业。研究结论可为数字经济创新驱动效应提供微观层面数据支撑,对于我国利用数字经济创新红利夯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经济发展能够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吗——基于“中心—外围”视角

数字经济正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对于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深远影响。本文基于中心-外围视角,实证分析了2003—2019年中国250个地级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缩小中心一外围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在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下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缩小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但对东部地区不显著;在信息基础设施更为发达和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地区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缩小效应更大。影响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提升市场潜能、增强城市经济联系和促进创新创业三个途径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中心城市规模越大,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减小效应也就越大。数字经济发展还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此外,进一步研究表明,中心城市发挥辐射作用的范围为250公里,距离中心城市越近,数字经济发展对外围城市经济增长的提升效应越明显,越能缩小与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差异。     

数字经济对城市社会保障发展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进入普惠共享阶段,通过作用于劳动力市场、就业形态与社会保障发展产生关联性。基于2011—2017年我国25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系统考察数字经济对社会保障发展的影响和作用机理。结果显示：数字经济显著促进社会保障的发展,其主要通过促进地方财政收入增长、提高就业水平发挥作用,上述积极效应在东部地区和中心城市更为凸显。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突破一定门槛时,将进一步强化其对社会保障发展的积极效应;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也会强化该效应,表明地方政府财政系统与数字经济发展可以形成良性互动,合力推动社会保障发展。此外,数字经济对社会保障发展的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特征,不仅推动本地区社会保障发展,对邻近地区社会保障发展也具有实质性积极影响,有助于形成区域间协调发展的社会保障格局。     

数字经济是否促进了劳动力统一大市场形成?

把握数字经济与劳动力配置之间的关系，是现阶段中国加快经济转型、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议题。本文阐释了数字经济促进劳动力统一大市场形成的理论机理，构建城市层面的劳动力统一大市场指数，利用2011—2019年27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劳动力统一大市场形成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劳动力统一大市场的形成，提升了城乡劳动力市场发展水平，同时降低了区域劳动力配置的均衡偏离程度。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劳动力统一大市场形成的原因在于：数字经济能够降低就业转移成本、增加部门就业需求，扩大就业；数字经济有利于改善创业环境，鼓励居民创业；数字经济可以减少政府治理劳动力流动成本，提升政府公共治理效率。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和不同类型的城市劳动力统一大市场形成均具有促进作用，但对中西部地区的作用不明显。本研究对各地更好地理解劳动力统一大市场形成的影响机制，对于更科学地制定和调整治理策略具有启示意义。     

市场一体化与城市创新创业

加快提高城市创新创业水平是中国转换增长动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于2007-2019年中国25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市场一体化对城市创新创业水平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参照“中心-外围”理论的分析思路，讨论了市场一体化对城市创新创业水平的影响在“与中心城市的距离”这一维度上的异质性和经济后果。结果显示，市场一体化显著提高了全国整体的城市创新创业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两者关系在欠发达城市更为显著；城市市场一体化对本地创新创业水平的影响依其与省内中心城市的距离不同而表现出差异，其促进作用在距离中心城市100～200公里范围内最显著。进一步的经济后果分析表明市场一体化对城市创新创业的促进作用在外围城市更为显著，进而有助于缩小省内中心-外围城市经济发展差距。研究结论为加快城市创新创业发展、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了有益启示。     

数字经济就业效应的再审视：包容性增长与职业多样性的视角

职业多样性能够较好地捕捉数字时代劳动力在新型职业就业的特征,但既有关于数字经济就业效应的研究对城市职业多样性的关注较少。本文在归纳数字经济就业效应研究不足的基础上,基于2014年、2016年和2018年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和统计年鉴数据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职业多样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规模是促进包容性就业的重要社会基础,而数字经济发展和劳动力流入有利于提高就业包容性。此外,在低技能劳动力为主的城市,移民的流入将降低数字经济发展对职业多样性的影响;而在高技能劳动力为主的城市,移民的流入将提高数字经济发展对职业多样性的影响。因此,推进数字经济与就业优先战略协同发展,应该提高城市劳动力市场的职业多样性,在促进机会公平中推进共同富裕。     

数字经济发展提升了城市出口韧性吗

面对全球经济增速放缓、贸易局势紧张带来的巨大负面冲击,数字经济逆势而上,在贸易领域起到了“稳定器”的作用。基于中国城市和海关数据,考察数字经济发展与城市出口韧性二者之间的联系。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提升城市出口韧性,且后续的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结论也支持了这一观点;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出口韧性的作用因城市区位和政府治理效能、出口目的国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风险而异;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降低城市贸易成本、提高城市创新能力和增强城市创业活力进而增强城市出口韧性;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外部不确定性冲击背景下,数字经济能够平抑风险并持续提升城市出口韧性水平。本文厘清了数字经济发展增强城市出口韧性的作用机理,研究结论为我国城市在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推动贸易“稳中求进”,实现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政策启示。     

论中国经济发展的探索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近年来中国GDP增长开始减速，正如世界银行所说，中国已经跌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有学者认为其原因就是伴随着中国人口红利消失，有效生产劳动力资源不足带来的结果。然而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并不是人口红利消失，而是现有的经济生产方式已经失去了它的竞争力。如果还是仅仅依靠投入大量劳动力的粗放式生产方式已经不能带动经济的持续发展。要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企业必须要转变现有的生产方式，实现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充分发挥企业优势和技术人才，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第二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数字经济的生产率增长效应：红利还是鸿沟

数字经济已成为驱动生产效率提升的关键力量,但数字经济的非均衡发展态势可能会加剧区域间的生产效率差距,数字时代下的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实现面临新问题和新挑战。基于中国2011—2019年地级市面板数据对数字经济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及区域异质性特征的实证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具有显著的生产率增长效应,这种增长效应主要体现在纯技术进步上,数字经济未能通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改进赋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主要通过创新驱动效应、创业激励效应以及产业升级效应等渠道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影响效应仅在东部地区显著。区域异质性结果表明,生产效率和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城市,数字经济的生产率增长效应越明显,进而导致了区域间的生产率鸿沟。门槛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边际效应递增特征和欠发达城市在人才集聚、金融发展以及固定资产投资等方面的相对不足强化了区域间的生产率鸿沟。     

要素流动视角下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的包容性增长效应

文章利用2011—2019年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首先刻画了各城市数字经济、要素流动以及区域经济差距的时空演变特征，发现数字经济与要素流动的交互影响成为决定区域经济发展潜力的又一重要力量。此后，文章借助于包容性增长框架，采用工具变量法以及“宽带中国”的准自然实验法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要素流动与区域协调发展三者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果表明，数字经济通过强化要素的双向自由流动实现了区域的协调发展。但数字经济的这种调节效应主要与资本的迁入以及技术的扩散有关，通过劳动力迁移所发挥的调节效应尚不明显。就数字经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异质性表现来看，数字经济所带来的包容性增长效应在基础设施水平、城市创新水平以及市场化水平偏高的地区表现更为突出。基于此，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以创新能力的提升为驱动，以要素市场化改革为保障，加快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畅通要素流动对于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意义重大。     

中国城市区域经济组织的建设与创新

城市区域的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中国的城市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滞后已经成为影响整个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它表现在统一的要素市场和商品市场体系的建立、跨区域的公共事务管理及城市区域基础设施的供给等方面。城市区域协作组织滞后是制约城市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因素。文章分析了国外城市区域组织的基本模式,中国城市区域协作组织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加快我国城市区域组织的建议。     

数字经济发展能否改善中国资源错配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经济形态，改变了市场要素供给结构，为资源配置提供了新机制。基于资源配置理论，采用2011—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从多维指标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使用静态和动态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资源错配的影响。结果发现：(1)资源错配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性，即过去的要素错配显著影响当前资源配置效率，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改善中国资本和劳动力错配，替换变量和引入工具变量后，其改善效应具有稳健性；(2)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提高市场化程度、促进金融发展、提高对外开放度等途径间接改善资源错配；(3)数字经济具有显著空间效应，能够有效改善本地区资源错配，但会加剧邻近地区资源错配；(4)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产能过剩水平较高、资源配置过度地区资源错配的改善效应较强。研究结论有助于从资源配置视角加深对数字经济红利效应的理解，并通过发展数字经济改善资源错配现状、释放过剩产能，从而为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     

共同富裕背景下县域如何分享数字金融的红利

数字金融推动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但在共同富裕背景下县域经济能否分享到数字金融的红利值得深入研究。本文基于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的事实，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中国1 869个县域经济数据，采用SARAR模型和工具变量法检验了数字金融对县域经济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够以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方式缩小县域与城市经济发展差距；数字金融会通过促进县域二三产业发展的方式，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和共同富裕；县域经济能够通过缩小县域间贫富差异的方式分享数字金融红利；数字金融还会通过缩小东西部县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方式推动共同富裕；共同富裕背景下县域不仅能够直接分享到数字金融的红利，而且还能够通过产业结构升级间接地分享到数字金融的红利。     

中国城市人才竞争力变化影响因素分析

城市人才竞争力是城市经济在开放经济和区域竞争条件下依靠内生自组织力量与外部资源整合的关键环节。以2001-2010年为研究时段,首先构建人才竞争力评价模型,然后以全国54个重点城市的人才竞争力评价结果为数据源,构建出城市竞争力变化影响因素分解模型。利用面板数据分析我国城市人才竞争力的变化以及人才各要素对人才竞争力变化的影响。结果显示：人才需求和教育培训是我国城市人才竞争力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人才数量、人才质量和人才配置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最后着眼于有效培育和提升区域人才竞争力,提出了强化“教育质量驱动”与“产业需求牵引”双向战略复合、以培养模式创新提升城市人才质量贡献、以人才体制改革释放城市人才配置潜力和营造良好人才生态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