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资产如何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产能利用率视角的经验证据

数据要素是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以2009—2021年我国A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根据企业数据资产的定义和形成要素构建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我国上市公司的数据资产,实证检验企业数据资产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据资产有助于提升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机制检验分析发现,提高产品市场份额、抑制管理层跟风投资、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助力企业转型升级是企业数据资产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的重要途径。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数据资产还能通过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来改善企业业绩和提升企业未来价值。为此,政府应进一步鼓励企业构建数字信息系统,增加数字技术研发投入,加快企业数据资产的应用,同时完善数据要素交易市场的构建,助力企业数据资产的形成,来推动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大数据发展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

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使数据成为数字经济的核心生产要素,而大数据的发展又会推动数字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将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设立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用数字技术专利来衡量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水平,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对2007—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分析发现：设立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显著促进了试验区内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该结论在控制宏观经济因素及其他政策干扰、替换被解释变量、安慰剂检验、PSM-DID检验、工具变量法等稳健性检验中均成立;设立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对试验区内企业产生了显著的信息改善效应、治理改进效应和资源获取效应,从而有效促进了企业数字技术创新;设立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对风险承担能力较强企业、非衰退期企业、与ICT关联度较高行业企业的数字技术创新促进作用较大。各地区应积极推动大数据发展,并充分发挥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示范引领作用与辐射带动作用,形成以数字技术进步推动大数据发展、以大数据发展促进数字技术创新的良性循环。     

大数据发展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实证分析

使用我国2010—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设立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为外生政策冲击,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大数据发展对我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作用及其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大数据发展可以显著提高试点地区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这一结论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以及其他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大数据发展能够通过提高试点地区企业对大数据相关技术的运用程度、促进企业创新、改善企业经营能力三条途径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异质性分析发现,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大数据发展对国有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强。基于研究结论,从夯实我国大数据发展基础,重视数据要素与劳动、资本等其他生产要素的融合发展以及加快扩大推动大数据发展的相关试点政策实施范围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大数据发展与企业创新能力提升

大数据发展提高了信息交流与知识共享的速度及效率,成为推动中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动力。文章基于2012—2021年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数据,探究大数据发展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及中介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大数据发展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能力提升,该结论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及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大数据发展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和提高管理效率三种途径提高企业创新能力。进一步研究发现：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与技术市场等要素细分市场发展增强了大数据发展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效果,且大数据发展对企业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地方政府数据开放水平高的地区、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中的效果更明显。通过验证大数据发展在企业创新能力提升中的重要作用,为大数据发展与企业核心技术突破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依据。     

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实体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

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充分释放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的重要政策着力点。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新华三集团发布的2016—2019年城市数字经济指数和沪深A股实体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实体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实体企业创新,且对企业实质性创新的促进作用大于对策略性创新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主要通过提升吸收能力和缓解融资约束两条渠道促进实体企业创新。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对已经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实体企业和规模较大的实体企业的创新驱动效应更大。     

数字经济、绿色创新与“双碳”目标——“减排”和“增效”视角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实现人类文明永续发展的重要一环,而数字经济以数字和信息手段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起着全面的促进作用。基于“减排”和“增效”视角,使用量化的城市层面2011—2018年数字经济指数,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如何助力“双碳”目标实现,有如下发现：数字经济可通过助力碳排放量降低和碳生产率提升推进“双碳”目标的实现,且这种影响存在地区差异,在东部地区更为显著,在中西部地区相对较弱。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促进绿色创新推动碳排放量降低和碳生产率提升。据此,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差异化的数字经济模式和释放数字经济的绿色创新力等方面提出政策启示。     

数字经济赋能高新技术产业韧性：内在机理与实证检验

高新技术产业作为尖端技术产业，如何在面对外部冲击时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和提升自身韧性水平已成为当前的研究热点。基于2011—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计算得到数字经济、营商环境和高新技术产业韧性的数值，在理论分析基础上通过计量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高新技术产业韧性的影响效果、影响机制以及营商环境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数字经济对高新技术产业韧性具有正向影响，并且良好的营商环境能够增强数字经济对高新技术产业韧性的促进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产业韧性的促进作用因区域不同而有所差异，对东部地区的溢出效应更大；进一步的影响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将通过促进产业升级和提高产业创新能力促进高新技术产业韧性的提升。     

数字经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研究

文章基于中国30个省份2012—2019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固定效应面板模型与空间误差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研究显示:第一,数字经济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存在地区差异,数字经济对东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显著,对中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第二,数字普惠金融与数字应用的发展显...     

数字经济是否促进了共同富裕?——基于区域协调发展的研究视角

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战略任务。文章探讨了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的理论联系,依据2012—2019年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实现起积极促进作用,并通过了稳健性检验。机制检验发现,区域协调发展水平是数字经济推动共同富裕实现的重要机制。通过时间异质性检验,得知“宽带中国”战略增强了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通过区域异质性检验,得知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在我国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较明显,在我国西部地区作用效果较弱。进一步研究发现,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和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对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有正向调节作用。     

省域数字经济发展与城市商业银行零售业务转型

文章立足于城商行零售业务转型的实践,从信贷资产配置的视角出发,研究了省域数字经济发展给城商行“资产端”零售贷款占比带来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可以助推城商行零售业务转型,对其“资产端”的零售贷款占比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一方面,这种促进作用主要集中于个人经营性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和个人汽车贷款,对于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则表现出抑制作用;另一方面,对于资产规模较大和东部地区的城商行,数字经济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可以“赋能”城商行的风险管理和成本管理,进而促进其“资产端”零售贷款占比的提升。调节效应检验表明：通过“改善民生质量、提升司法质量、改善城市人居环境质量”优化零售贷款业务的发展环境,可以强化数字经济对城商行“资产端”零售贷款占比的促进作用。此外,数字经济背景下,城商行“资产端”的“零售贷款占比提升”是以“对公贷款占比降低”为代价的,即存在“替代效应”,且在经济下行期尤为明显。     

数据要素集聚对科技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

数据要素高效集聚对于改善数据要素的配置效率,提升科技创新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为研究对象,从劳动力资源配置、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三方面剖析数据要素集聚对科技创新的影响机理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数据要素集聚显著提高了试点地区科技创新水平,且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数字基础设施、市场化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样本组。数据要素集聚通过缓解劳动资源错配、提升研发投入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等路径对科技创新产生正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数据要素集聚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数据要素集聚存在向邻近地区正向溢出的现象,从而提升了周边地区科技创新水平。因此,为了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应积极推动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梯度式扩容,推进数据要素开放与大数据融合应用,以更好地释放数据要素集聚的红利。     

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双轨促进作用研究

企业创新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而数字经济可以有效促进企业创新。本文以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的分析发现：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对企业探索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双元创新促进效应在国有企业（相对非国有企业）、大型企业（相对中小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相对东部地区企业）中更强;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可以通过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和增进社会责任履行来促进企业双元创新,即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会通过改善企业内外部关系对企业双元创新产生双轨促进作用,其中在促进探索式创新中的中介效应更大（内部控制改善和社会责任承担对探索式创新的促进作用比对开发式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且内部控制的中介效应大于社会责任。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不仅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双元创新,而且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企业双元创新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和正向调节作用。因此,各地政府应大力推进数字经济发展,企业则应加快数字化转型、提高内部控制质量、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并不断强化探索式创新。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降低劳动力成本粘性——基于内部控制的考察

在全球数字经济的大浪潮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及成本费用产生了深刻影响。利用2010—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成本粘性的影响效应及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提高内部控制质量,从而降低了企业劳动力成本粘性;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成本粘性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衰退期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以及东中部地区企业更明显;进一步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降低劳动力成本粘性具有长期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用工粘性而非薪酬粘性,且主要影响普通员工而非高管;企业数字化转型还能够更好地提高劳动力成本经济效率。本研究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成本性态的影响机理,为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协同发展提供了现实指导。     

数字金融与企业ESG表现: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数字金融是数字化技术赋能传统金融的一种新兴金融生态,对微观企业的生产经营乃至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基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采用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数字金融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可以促进企业ESG表现更加优秀,这种促进作用主要通过资金支持效应和技术支持效应实现。相比于非国有企业,数字金融对国有企业的ESG表现影响会更加显著;受到相关环境政策约束,数字金融对重污染企业的ESG表现的促进作用更加突出。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我国流通业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流通业的快速发展对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从金融支持角度出发,系统梳理传统金融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及计算机信息技术加持下而形成的数字普惠金融对流通业发展的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采用中国2011—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来实证检验二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流通业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在影响程度上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具体表现为东部地区影响程度最大、中部地区位居其后、西部地区影响最小;从影响路径上看,数字普惠金融不仅直接促进流通业发展,而且能够提高流通业领域劳动者的就业质量,增加其收入水平,进而通过收入水平刺激消费,间接促进流通业发展。研究发现为中国更好地通过数字普惠金融促进流通业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     

数字金融、中小企业债务融资与债权人异质性

借助2011~2018年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数据,探究数字金融是否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负向影响企业债务融资成本。进一步地,基于债权人异质性视角,发现数字金融对银行贷款融资具有促进作用,而对商业信用贷款融资具有抑制作用。从数字金融的传导机制来看,企业内部控制在数字金融影响的机制识别中扮演着部分中介角色。基于此,结合实证研究结论从落实数字金融政策、金融供给侧改革以及提升企业自身内部建设等角度可为中小企业融资纾困解难提供相应的建议与参考。     

数字金融是否提升了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兼论金融脆弱度的调节效应

本文实证分析了数字金融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并验证了其理论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金融对东部地区企业、多产品与低技术产品企业、目的 国为发达国家的企业,其出口产品质量促进作用均更显著.机制检验发现,缓解融资约束和促进创新是数字金融推动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两个作用渠道.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金融脆弱度(外部金融依赖度、存货比重、资产有形性、贸易信用)高的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促进作用更大.     

数字经济产业政策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吗?——基于研发投入与融资约束视角

基于2011—2020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以《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模型(DID)检验产业政策冲击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在样本期内,数字经济产业政策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且这种促进作用具有一定的政策滞后效应,呈现出先减弱后增强的趋势。此外,分位数回归发现,产业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本来就高的企业促进作用更强。机制研究表明,产业政策主要通过提高企业研发投入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产业政策对非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强于国有企业;低市场化程度地区企业受到的产业政策促进作用强于高市场化程度地区;产业政策促进了数字经济硬件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却抑制了软件服务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因此,需要因企因地设计产业政策,避免造成行业内更严重的两极分化,同时要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强资本市场建设。     

试论大数据时代下的营销变革——以Nike+为例

大数据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特别是对企业运营管理变革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本文在介绍了大数据的特点之后,通过Nike+的成长之路揭示了大数据对企业营销管理变革的影响,并提出了企业利用大数据的几点建议。     

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作用机理与影响路径

数字经济如何赋能共同富裕尚未得到有效探索，为了探讨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这一新动能，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了共同富裕和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研究了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机理和影响路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共同富裕水平不断提高；数字经济显著促进共同富裕，数字经济既能够提高收入水平，又能够降低收入分配不公平程度，促进收入与公平二者协调统一，实现共同富裕；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影响具有异质性，西部地区促进效应最大；数字产业化对东部地区的共同富裕赋能作用大于产业数字化，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反之；创新效应和普惠效应是数字经济的主要传导机制，数字经济通过创新效应和普惠效应显著提升共同富裕；数字经济发展存在空间溢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