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消费与绿色创新驱动：增量与提质能否兼得?

数字消费是中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重要载体。基于数字消费的“亲绿”特征,借助国家信息消费试点这一准自然实验,使用渐进双重差分方法检验数字消费驱动城市绿色创新的因果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消费能够有力推动绿色创新增量提质,且该结论通过工具变量法、排除企业绿色创新投机行为、异质性处理效应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对比发现数字消费对绿色创新数量的驱动效应强于绿色创新质量。数字消费以消费结构转型升级引领供给端绿色技术进步,市场一体化进程加快有利于强化数字消费对绿色创新增量提质的促进效果;在探究影响政策实施效果的约束性因素时得出,培育数字化软硬实力、塑造良好创新生态环境是下一步扩大数字消费政策效应的应有之义;此外,数字消费还存在空间溢出特征,在国家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下,数字消费驱动城市绿色创新发展的最优辐射空间距离为100～200km。     

数字经济实现了绿色创新“增量提质”吗——基于异质环境关注视角

基于2011—2020年中国城市和微观企业数据，在重构数字经济指标体系及识别绿色创新水平的基础上，多维度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绿色创新质和量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绿色创新“增量提质”，激发政府和公众环境关注是其重要作用机制，且政府和公众环境关注是实现数字经济赋能绿色创新的必要条件；数字经济发展对周围城市的绿色创新具有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对绿色创新的“增量提质”效应在非资源型城市、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强的城市、高碳排放城市、国有企业、规模较大的企业更加明显。     

智能制造、内部控制、高管薪酬与企业创新持续性

智能制造是制造强国建设的主攻方向,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文章以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为准自然实验,借助双重差分模型探讨智能制造、内部控制和企业创新持续性之间的关系,并考察高管薪酬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智能制造能提升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持续性,且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存在异质性;内部控制在智能制造与企业创新持续性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高管薪酬在内部控制与企业创新持续性之间起负向调节作用。为提升企业创新持续性,文章提出要进一步扩大智能制造试点示范规模、加强企业间交流学习、提升专业化生产服务能力和内部控制水平等。     

市场竞争环境下的制造业服务化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作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趋势,制造业服务化显著影响了行业的市场竞争力水平。通过测算制造业各行业的服务化水平及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采用制造业2003—2016年的行业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市场竞争环境下的制造业服务化对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制造业服务化水平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关系,制造业服务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存在门槛效应;进一步地,制造业行业内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将强化制造业服务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作用。     

两业融合与制造企业绿色创新——基于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绿色创新是制造业绿色转型的有力支撑。为考察两业融合对制造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首先从绿色创新意愿、绿色创新能力两视角切入,理论分析两业融合对制造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其次,使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我国2011—2020年各地区两业融合水平,并将其与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匹配,实证检验两者关系。研究发现：第一,我国两业融合水平整体偏低,增速平缓,且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第二,两业融合显著促进了制造企业绿色创新,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考虑内生性后依旧成立。第三,两业融合对制造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多种异质性。在绿色创新异质性方面,两业融合对制造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在企业异质性方面,两业融合对非重污染行业企业、非国有企业、南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第四,提高技术整合能力、缓解融资约束是两业融合促进制造企业绿色创新的两条主要路径。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的两业融合类型对制造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先进制造业与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融合对制造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最佳,但与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融合的影响不显著。研究结论为持续提升制造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提供...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绿色创新效应研究：实质性创新还是策略性创新?

数字化转型能否高效赋能企业绿色创新是值得探讨的重要命题。基于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与机制。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数量与质量,对实质性绿色创新的提升效应更强,经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结论依然成立。细化数字化转型维度后发现,相较于实践应用技术,底层技术运用对实质性与策略性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升盈余信息质量、缓解融资约束、提高技术整合能力这三条路径来推动绿色创新。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营商环境较差、政府环保注意力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推动效应更为显著,而ESG评分更高的企业则突出强化了数字化转型对实质性、策略性绿色创新的实施效果。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不确定性会抑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而政府补贴呈现出雪中送炭的“挤入效应”,有效对冲了高环境不确定性下产生的负面影响。结论有助于拓展微观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绿色创新领域研究,为助力企业更好实现绿色低碳转型提供经验证据。     

环境规制对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的影响——基于数字技术的调节效应

数字技术发展有助于提升资源要素重组能力和提高环境规制效能水平，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双碳”目标的新引擎。运用2006—2019年省级平衡面板数据，考察数字技术发展视阈下环境规制驱动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的内在机制，实证分析数字技术对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影响高碳制造业低碳转型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显示：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均能够倒逼高碳制造业企业进行绿色创新，促进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数字技术能够显著推动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增强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对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的促进作用；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均对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且数字技术在这一过程中存在明显的调节作用。因此，可通过加大数字化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强化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倒逼作用、创新区域高碳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协同机制等政策措施，促进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     

政府采购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在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背景下,发展预期不稳与绿色转型动力不足成为制约企业绿色创新变革的根本阻碍。本文立足于企业绿色转型的现实制约,实证检验了政府采购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政策实施效果。研究发现,政府采购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且主要通过改善企业正向发展预期、强化融资扩张发展偏好、降低经营业绩波动等机制,发挥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政策支持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政府采购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政策实施效果主要体现在异地采购、非重污染行业、内部控制完善及环保违规程度较高的企业。本文研究结论对政府采购政策的推行完善和企业绿色转型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供应链政策与供应链效率——基于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准自然实验

提升供应链效率是确保国民经济循环畅通的关键,亦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借助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以2013—2022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试点政策对供应链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政策的实施可以提高供应链效率。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试点政策主要通过提高创新效率、优化内部控制水平和缓解融资约束来提高供应链效率。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对于国有企业、供应链关系紧密程度低、知识产权保护强地区以及所处试点城市的企业,试点政策对供应链效率提升作用更为显著。拓展分析发现,试点政策存在行业溢出效应和经济后果,试点政策对同行业非试点企业供应链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试点政策可以通过提高供应链效率促进企业绩效。     

数字贸易会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吗?——基于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设立的准自然实验

以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政策为准自然实验,研究数字贸易是否诱发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2009—2019年间沪深A股上市公司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通过比较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设立前后、试点地区相对于非试点地区,企业的绿色专利授权量是否提升来检验数字贸易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研究发现,数字贸易能够诱发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机制检验发现,数字贸易通过增加政府补助、缓解融资约束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贸易对高新技术行业的企业、非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更为显著。     

促进还是抑制：数字化与制造业绿色转型发展

文章首先基于能源利用效率、绿色技术创新视角,从理论上阐释了数字化发展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其次采用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样本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冲击,为实现制造业绿色转型发展提供新的证据。研究发现：一是数字化发展显著赋能了制造业绿色转型,这种赋能效应不仅体现在生产率方面,而且体现在产业结构方面;二是数字化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推动作用在南方地区已经显现,而在北方地区暂未显现;三是数字化发展能够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来推动制造业绿色转型;四是数字化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推动作用在长期中依然存在,并且呈现出“边际效用递增”的特征。研究结论有利于实现制造业绿色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制造业智能化带动了劳动力就业吗——来自中国智能制造推广的证据

以工信部公布的智能制造政策试点项目作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并利用2008—2020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发现,制造业智能化不仅对劳动力产生替代效应而且也会产生就业创造效应,但就业创造效应明显大于替代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制造业智能化转型中,国家给予税收优惠越多,越有利于产生就业创造效应。国有和民营所有制性质下的制造业智能化对劳动力就业产生不同的影响。这为制造业智能化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回答了“机器换人”是否是一个值得担忧的问题,为政府进一步实施智能制造提供了合理的依据。     

绿色金融、数字化与制造业升级

基于2013—2020年全国30个省级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绿色金融与数字化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以及数字化对绿色金融与制造业升级关系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绿色金融与数字化对制造业升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其中数字化对制造业升级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数字基础、数字技术与数字经济水平的提高来实现。数字化对绿色金融与制造业升级的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数字基础、数字投入与数字技术水平较高的地区,绿色金融对制造业升级的促进作用更明显。     

环保费改税对企业绿色并购的影响研究

为探讨环保税法的绿色效应，采用DID模型实证检验了2018年《环境保护税法》实施以来其对企业绿色并购的影响，以及不同污染程度和行业竞争度企业的政策效应差异。研究发现环保税法促进了企业绿色并购，尤其在重度污染企业和低行业竞争度的企业，环保税法显著提高了实验组企业绿色并购的机率。进一步研究发现，环保费改税的实施对东部地区企业有显著正向影响，对中部和西部地区并没有发挥显著的作用。同时，相比于低薪酬粘性的企业，环保费改税的实施更能促进高薪酬粘性的企业进行绿色并购的行为。     

清洁生产标准如何影响企业绿色生产水平?——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如何促进企业绿色生产是中国实现绿色发展所面临的关键问题,那么对企业生产过程进行严格管制的清洁生产标准究竟发挥着怎样的作用?为此,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清洁生产标准对企业绿色生产水平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并考察了清洁生产标准对企业绿色生产水平的影响机制及其对企业绿色生产方式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清洁生产标准显著提高了企业绿色生产水平;第二,清洁生产标准对东部地区企业、国有企业和重度污染行业企业绿色生产水平的提高作用较大,对中西部地区企业、非国有企业和轻度污染行业企业绿色生产水平的提高作用较小,对外资企业和中度污染行业企业绿色生产水平的提高作用不明显;第三,清洁生产标准在短期内并未显著影响企业绿色生产水平,在长期中通过提升固定资产支出、创新能力来提高企业绿色生产水平,但未通过影响劳动力成本进而显著影响企业绿色生产水平;第四,清洁生产标准使得企业采用平均硫份更低的燃料煤来实现绿色生产,但并未明显影响企业对燃料煤和洁净煤气的消费.     

高管薪酬激励会影响企业绿色创新吗

绿色创新是国家和企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研究如何提高企业绿色创新能力对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基于2012-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探究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并且引入内部控制和融资约束变量,进一步检验内部控制和融资约束在其中所发挥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高管薪酬激励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该作用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得以实现;内部控制能够强化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融资约束会抑制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此外,分样本检验发现,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重污染以及东部地区的企业中尤为显著。     

碳交易能促进工业企业绿色转型吗?

推动工业企业绿色转型,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路径。在碳交易框架下,以是否被纳入全国碳交易重点排放企业作为准自然实验,结合企业ESG(环境、社会和治理)水平,探究碳交易能否有效促进污染行业相关企业绿色转型。首先,结合经济利润函数,对工业企业参与碳交易的成本-收益进行理论模型推演;其次,采用三重差分(DDD)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与清洁行业相关企业相比,碳交易能显著提升污染行业相关企业的ESG水平,促进其绿色转型。机制分析发现：一方面,碳交易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效应弥补成本,倒逼企业绿色转型;另一方面,企业被纳入碳交易市场能产生绿色信号,引起股市关注效应,促进企业绿色转型。此外,碳交易价格的联动作用和行政干预的协同作用,能够强化碳交易促进污染行业相关企业绿色转型的作用效果。以上研究为碳交易驱动工业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对于发展和完善全国碳交易市场、进一步推动“双碳”目标落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环境信息公开、绿色金融与城市绿色创新

基于2015—2021年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环境信息公开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表明，环境信息公开能够显著提高城市的绿色创新水平。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环境信息公开可以通过推动绿色金融发展促进城市绿色创新，绿色金融亦能够通过提高环境信息公开水平促进城市绿色创新，即环境信息公开与绿色金融在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水平方面能够产生协同作用。门槛效应检验结果显示，随着绿色金融的发展与创新水平的提高，环境信息公开对城市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具有边际递增的非线性特征。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环境信息公开的绿色创新效应在东部城市、非省会城市、资源型城市以及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城市更为显著。     

基于绿色发展的中国经济综合绩效评价体系研究

在国家"绿色发展"战略背景下,中国经济绿色发展越来越受到重视。与此同时,新《环境保护法》的实施提高了环境约束力,增强了产业绿色发展的责任意识。基于以往绿色发展研究成果,界定了企业绿色发展的内涵,并从绿色发展绩效、经济绩效、社会责任绩效三个维度构建了绿色制造业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利用中国制造业及其细分行业的绿色发展和经济发展的相关数据资料,通过量化后对企业绿色发展进行综合评价。评价结果发现,传统"三高"行业和处在绿色产品研发前沿的行业更加重视绿色发展。     

海归高管能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吗——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经验证据

基于2014~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高阶梯队理论通过建立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海归高管与企业绿色创新的关系。研究发现：海归高管显著促进了企业的绿色创新；海归高管通过提高企业社会责任和研发投入水平两条路径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活动；从宏观、中观、微观视角探究调节机制后发现，在企业绿色创新活动方面，政府质量、市场竞争与海归高管之间存在互补关系，而内部控制水平与海归高管之间存在替代关系；进一步研究后发现，在国有企业、非重污染行业、直辖市地区、高外部监督水平组中，海归高管对企业绿色创新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区分绿色创新类型后发现，海归高管对创新要求较高的公司绿色发明专利促进作用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