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誉的力量:授予全国文明城市称号能否激励地方强化企业减排?

健全环境治理领导责任体系是推动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核心,这不仅需要有力的问责机制,更需要有效的激励机制.作为典型的激励政策,全国文明城市评选以环境质量改善为重要依据,授予该称号能否激励地方强化企业减排,产生荣誉的力量,这是验证这一激励机制是否有效的关键.为此,使用1999-2008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以化学需氧量(COD)排放为例,从微观视角系统考察全国文明城市评选在环境治理层面的政策效果.研究发现,地方获得全国文明城市称号后,能显著促进企业COD减排,彰显荣誉的力量.这一减排效应,尤其体现在国有、外资控股、大规模、污染密集型行业以及东部地区的企业.探究其机制,发现授予全国文明城市称号具有鲜明的政治激励特征,能引发政治强激励官员,通过强化企业源头防治、提高清洁生产技术、引进高质量绿色企业等方式实现减排.利用新增企业信息,发现称号授予的减排效应没有以牺牲邻近城市为代价,引发污染就近转移,反而激励邻近城市引进高质量绿色企业.研究不仅从微观层面补充环境激励型政策是否有效的实证检验,而且从理论层面为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推动绿色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推进工业转型升级需要进一步完善现行财税体制

我国地方政府(主要是地级市、县市)支持工业转型升级的动力不足,支持企业做大做强、向技术密集型、绿色低碳型转型、技术改造上投入动力不足,这与现行财税体制紧密相关。目前,企业所得税在总部缴纳、地方政府从增值税中分成比例较低、地方财政在技术改造上投入的收益具有外溢性、跨期性、挤出效应,导致地级市、县市动力不足。要加快推进工业转型升级,需要进一步完善财税体制,提高地方政府从工业转型升级中的收益,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在技术改造、节能减排、淘汰落后产能上的财政投入,以中央财政投入为主,并要进一步加大中央财政投入力度;提高地方在增值税中分成比例,尤其是县市分成比例;加大对经济不发达地区与工业转型升级相关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开发区绿色升格的污染减排及溢出效应分析

作为工业领域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实践,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建设对于实现开发区绿色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以工业二氧化硫为例,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开发区升级为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污染减排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开发区绿色升格显著降低了园区内、园区外企业的污染排放,进而实现城市总体的污染减排。机制分析表明,示范园区的优惠政策促使园区外资源向园区内转移,从而使得园区内与园区外企业采取不同的减排策略。具体而言,在资源相对宽裕的条件下,园区内企业通过生产投入替代与技术改进降低污染排放,而在资源相对紧缩的情况下,园区外企业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与技术创新实现开发区绿色升格的正向环境溢出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开发区绿色升格的污染减排效果因开发区类型、企业污染程度而异,且高新区与经开区绿色升格的污染减排效果更好。研究为进一步完善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建设与推动开发区绿色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建议。     

节能消费激励政策能否引领制造企业绿色转型?

依托中国典型的节能消费激励政策——"节能产品惠民工程",利用渐进双重差分法,探究了节能消费激励政策能否协同引领制造企业绿色转型这一问题.研究发现,节能消费激励政策会约束制造企业绿色效率提升,在经过动态效应分析以及安慰剂检验、倾向得分匹配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结果仍然成立.从外部机制看,政策对企业外部环境规制并无有效作用;从内部机制看,政策虽有助于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能力,但无法促进企业要素生产效率提高和降污减排技术进步,是其抑制制造企业绿色转型的两大内因.进一步异质性分析表明,国有制造企业绿色效率在政策响应上劣于非国有制造企业,财务资源基础越强的制造企业受政策约束越弱.研究不仅揭示了中国节能消费激励政策实施的困境,而且还阐明了其可能对生产领域微观企业绿色化发展产生的扭曲效应,对于未来协调和完善中国供需两端的环境政策具有启示意义.     

产业转型升级能否降低碳排放?——来自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的证据

推动城市产业转型升级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基于2013—2019年中国148个老工业城市和资源型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政策的碳减排效应。研究发现,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政策显著降低了示范城市的碳排放水平,且这一政策效果具有持续性。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基准结果依旧稳健。机制分析表明,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政策主要通过改善工业内部结构与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降低碳排放。异质性分析表明,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政策的碳减排效应在复合型城市和单一城市式示范区中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随着产业转型升级效果的提升,示范区政策的碳减排效应逐渐增强。此外,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政策存在协同减污作用,能够降低SO₂排放和PM_2.5浓度。结论丰富了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的政策效果研究,为推动老工业城市和资源型城市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实证依据。     

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政策效应及其影响机制——基于企业出口水平视角的分析

使用2000—2006年海关和工业企业数据,从企业出口水平角度对2003年以来的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政策效应进行评估,并且分析了政策影响企业出口水平的微观机制和市场调节机制。研究发现:(1)转型升级政策降低了加工贸易企业的平均出口水平。从微观层面发现,企业生产率和出口产品质量是影响企业出口水平的重要渠道,政策通过降低生产率和产品质量进而降低了企业的平均出口水平。(2)政策通过提高企业的进入、退出概率和降低新进入企业的存活概率,进而降低了企业的平均出口水平,市场调节机制的结果与不同经营主体企业的动态调整过程有关。(3)加工贸易企业可以通过自我学习效应和转变贸易方式提升企业出口水平,但是提升幅度没有超过企业进入和退出带来的降低幅度。研究认为,转型升级政策降低了加工贸易企业平均出口水平,内在原因在于企业面临调整成本,进而降低了生产率和产品质量,同时与企业动态变化的市场调节机制密切相关。政策促进了贸易方式的转化,这说明转型升级政策优化了贸易结构。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减污效应研究——基于“三方共治”的分析框架

随着数字经济兴起,数字技术为环境治理带来了新的动能。企业作为“三方共治”环境治理体系的最终实践落脚点,探究其数字化转型的减污效应具有重大意义。以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三方共治”的环境治理框架,从企业、公众、政府视角分析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污染减排的影响效果与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显著的减污效应,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从企业视角而言,数字化转型通过激活绿色创新动力来实现绿色技术数量与质量的提升,从而降低污染排放。从公众视角而言,外部媒体关注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污染减排的关系存在调节作用。从政府视角而言,地区环境规制强度越高,企业运用数字技术进行污染减排的动机越强。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减污效应仅存在于重污染行业及非国有企业中。研究结论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缓解污染排放提供了可靠的证据,同时为数字经济背景下完善“三方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提供了经验参考及实践依据。     

新能源示范城市建设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新能源示范城市试点政策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实现经济绿色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鲜有文献从微观层面客观评价该试点政策的企业生产率效应。研究以2009—2019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探讨了新能源示范城市建设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新能源示范城市建设能够显著提高辖区内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果依然有效。此外,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可通过技术创新和资源配置途径作用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试点政策的正向影响效果也因企业所有制特征、行业特征、城市特征不同而产生差异。研究结论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纵深推进提供了经验参考。     

环境政策与环境技术创新的有效性及区域差异研究——以中国工业废水排放治理为例

本文以中国工业废水排放治理为例,以1993～ 2007年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建立经济计量模型针对环境政策与环境技术创新的有效性和交叉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环境政策和环境技术创新对于工业企业的废水减排行为具有显著的正面促进作用;环境政策和环境技术创新之间具有双向促进作用;从全国和区域层次来看,环境政策的边际减排效果与环境技术创新的边际减排效果之间并无大的差别;环境政策的边际减排效果与环境技术创新的边际减排效果依中部地区高、东西部地区低的规律分布;单位GDP工业废水减排量随工业经济活动水平的上升而递减.     

基于绿色物流的工业生态化发展模式初探

改变传统工业发展不可持续的有效做法之一是变线性的物流模式为循环性的物流模式,走工业生态化之路。基于绿色物流的工业生态化发展模式要求企业个体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群体朝生态工业园演进,区域层面建设工业剩余物交换网络,社会层面要求推动循环物流的运转。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的“双化协同”机制研究

随着环境压力的日趋严峻和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国家都寄希望于通过数字技术与传统工业的有效结合来实现制造业的绿色转型。实现数字化与绿色化“双化协同”已成为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基于2009—2019年的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联立方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资源配置能力和信息透明度推动绿色创新;(2)绿色创新通过拉动研发投入进一步拉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环境污染类型、企业产权性质和企业生命周期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1)非重污染企业中,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最为显著;(2)国有企业中数字化转型推动绿色创新的作用最为显著,非国有企业中绿色创新拉动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最为显著;(3)在企业成熟阶段,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最强,并且影响程度在企业生命周期中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研究结论不仅为数字化与绿色化的“双化协同”提供了理论支持,也为政府制定环境政策提供了参考,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绿色创新效应研究：实质性创新还是策略性创新?

数字化转型能否高效赋能企业绿色创新是值得探讨的重要命题。基于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与机制。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数量与质量,对实质性绿色创新的提升效应更强,经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结论依然成立。细化数字化转型维度后发现,相较于实践应用技术,底层技术运用对实质性与策略性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升盈余信息质量、缓解融资约束、提高技术整合能力这三条路径来推动绿色创新。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营商环境较差、政府环保注意力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推动效应更为显著,而ESG评分更高的企业则突出强化了数字化转型对实质性、策略性绿色创新的实施效果。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不确定性会抑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而政府补贴呈现出雪中送炭的“挤入效应”,有效对冲了高环境不确定性下产生的负面影响。结论有助于拓展微观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绿色创新领域研究,为助力企业更好实现绿色低碳转型提供经验证据。     

财政补贴高效照明产品推广的现实意义

财政补贴的意义 大力推广高效照明产品是实现我国的"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的一项重要措施.节能减排是党中央.国务院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可持续发展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和各企业认真落实中央的部署.把节能减排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和突破口,推动力度进一步加大,节能减排取得积极进展.从认识到实践都发生了重要转变.2007年.全国单位GDP能耗下降3.27%.节能8980万吨标准煤;全国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分别下降4.66%和3.14%.首次实现双下降.     

绿色金融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吗?——来自中国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证据

在“碳达峰、碳中和”战略背景下绿色金融如何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实现经济绿色发展是当前重点关注的问题。以2017年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为例,实证检验两者之间的作用关系。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显著推动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且有如下作用机制：一方面,通过资金配置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进而推动了企业绿色创新;另一方面通过提高地区环境约束力度,助力企业为缓解成本压力进而增加绿色创新的动力。进一步研究发现,这一关系随着企业特征差异的变化呈现出差异性,对于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重污染企业,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的实施推动了其绿色转型发展。     

区域产业政策有效性评估——基于中国资源型和老工业城市的证据

区域产业政策是实现城市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基于2003-2018年中国资源型和老工业城市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试点政策(以下简称"示范区试点政策")的实施效果.研究发现,示范区试点政策显著推动了资源型和老工业城市转型升级,促进了当地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这一结果在经过共同趋势、安慰剂、倾向得分匹配、敏感性和混合政策冲击等检验后,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发现,集群式和老工业基地内的示范区,城市转型升级效果较为显著,而单一式和资源型城市内的示范区,转型升级效果欠佳.机制检验表明,示范区试点政策通过提升城市创新能力、投资能力和资金支持效应,推动了城市产业转型升级.基于上市公司数据,从创新投入、投资机会和市场竞争角度进一步提供了微观证据.因此,应继续扩大示范区试点政策,并加强城市产业集群建设,以利于资源型和老工业城市实现转型升级.     

财税政策、金融政策促进制造业绿色转型发展研究

财税金融政策作为调控产业发展的手段,在助力我国制造业绿色转型方面作用突出。近期受多重因素影响,制造业绿色转型步伐出现一些放缓迹象,分析财税金融政策在促进制造业绿色转型过程中的成效和不足,为更好运用政策促进产业转型具有现实意义。为此,本文从全国整体、七大区域、疫情前后三个层面研究财税金融政策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研究发现财政支出、税收、金融政策对制造业的碳排放、废水排放、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各异;疫情冲击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或干扰了财税金融政策促进制造业绿色转型的进程。     

促进绿色低碳发展 推动工业转型升级

"十一五"期间,按照国务院的统一部署,我国工业系统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推动节能减排,取得明显成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能耗从2005年的2.59吨标准煤下降到2010年的1.92吨标准煤,年均下降5.85%、累计下降26%,实现节能量6.3亿吨标准煤,以年均8.1%的能耗增长支撑了年均14.9%的工业增长,为确保完成国家"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任务、促进工业科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十二五"是推进我国工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工业和信息化部牵头编制的《工业转型升级规划》提出"十二五"期间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二氧化碳排放量、用水量分别下     

碳交易能促进工业企业绿色转型吗?

推动工业企业绿色转型,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路径。在碳交易框架下,以是否被纳入全国碳交易重点排放企业作为准自然实验,结合企业ESG(环境、社会和治理)水平,探究碳交易能否有效促进污染行业相关企业绿色转型。首先,结合经济利润函数,对工业企业参与碳交易的成本-收益进行理论模型推演;其次,采用三重差分(DDD)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与清洁行业相关企业相比,碳交易能显著提升污染行业相关企业的ESG水平,促进其绿色转型。机制分析发现：一方面,碳交易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效应弥补成本,倒逼企业绿色转型;另一方面,企业被纳入碳交易市场能产生绿色信号,引起股市关注效应,促进企业绿色转型。此外,碳交易价格的联动作用和行政干预的协同作用,能够强化碳交易促进污染行业相关企业绿色转型的作用效果。以上研究为碳交易驱动工业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对于发展和完善全国碳交易市场、进一步推动“双碳”目标落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能有效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吗?

如何从政策层面推动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是当下值得关注的重要议题。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作为推动经济结构转型与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制度设计,能否对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重要影响?以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其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有效性与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机制检验表明：试点政策主要借助创新环境优化与创新资源集聚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非国有、大规模与高新技术企业,以及营商环境较好、财政压力较小的城市,试点政策更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拓展分析表明：试点政策能通过空间溢出与生产网络溢出带动非试点城市企业数字化转型;同时,试点政策虽扩大了城市内数字鸿沟,但能有效缩小城市间数字鸿沟,促进区域数字转型协同发展。研究结论丰富并拓展了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微观经济效应,不仅为化解当前企业数字化转型困境提供切实可行的经验路径,也为数字技术深度赋能实体经济、重塑产业竞争优势及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参考。     

自动化的环保力量：工业机器人应用的减排效应

智能化转型不仅是当前制造业面临的重大变革,也是世界各国产业升级的主要趋势,更是绿色生产的重要渠道之一。区别于现有文献侧重于分析工业机器人应用的经济效应,文章旨在研究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企业污染物排放行为的影响。基于局部均衡模型推导出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企业污染物排放量的影响及其机理,并进行实证验证。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应用工业机器人能够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和能源利用效率两条途径实现减排效应;工业机器人应用可以促使企业提高清洁生产水平,但对其终端治理能力的提升作用有限;同时,工业机器人类型、企业劳动力密集度、行业竞争度以及污染或能耗强度也会对工业机器人应用的减排效应产生异质性影响。研究结论为推进中国制造业智能化转型以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协同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