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与劳动收入份额——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证据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对促进我国收入分配公平化具有潜在作用。文章以“宽带中国”战略设立示范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示范地区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结果显示,“宽带中国”战略显著提升了示范地区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且提升作用主要在中西部地区、低互联网普及地区、工商业、出口参与企业、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等样本组。关于劳动收入份额的指标分解估计发现,“宽带中国”战略提高了企业的员工工资和就业人数。同时,“宽带中国”战略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而吸纳高技能劳动力,从数量和质量层面影响企业就业结构。进一步检验发现,“宽带中国”战略显著提高了企业就业净增长率和就业创造率,改善了就业技能结构和研发人才结构,提升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劳动收入份额——理论与实证北大核心

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是经济全球化的集中体现和重要进程,其对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受到学界广泛关注。本文构建了“三阶段”理论框架,并利用1995—2018年38个国家(地区)的制造业数据,实证检验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作用渠道。研究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能够显著提升劳动收入份额,且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高,该正向效应有所减弱;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提高均显著提升了劳动收入份额,但在发展中国家该效应更强;与购买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相比,生产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显著提升了劳动收入份额;全球价值链前向嵌入和后向嵌入均有助于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但后向嵌入的作用更强。机制检验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影响受到贸易规模、要素禀赋结构和技术进步的负向调节,且该调节效应在发展中国家、生产者驱动型全球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前向嵌入模式中更强。     

国内价值链分工会提升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吗？——基于23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研究

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现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文章从城市层面分析国内价值链分工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关系,研究发现：国内价值链分工会显著推动劳动收入份额的增加,并对中西部的推动作用更大,但考虑空间效应后发现,对东部地区劳动收入份额提升的空间溢出效应最大。具体而言,国内价值链分工促进了国内中间品制造环节对劳动力的吸收;短期内降低了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和资本深化;促进市场竞争、降低垄断利润并提高劳动要素报酬空间;通过提高服务业占比从而有利于国内制造环节的粘合,提高了企业生产效率和劳动收入份额。因此,中国应该加快国内价值链的构建,实现中间品内向化,加大国有企业改革,提高劳动议价能力,以减少全球价值链分工导致的要素扭曲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不利影响。     

数字技术应用下的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

劳动收入份额是衡量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是否公平的重要指标，研究数字技术应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可为数字经济背景下如何促进共同富裕提供重要启示。构建包含数字技术的一般均衡模型并展开数值模拟，采用2007—2014年WIOD数据库和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数字技术应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理，发现数字技术应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取决于要素替代弹性和数字技术进步偏向，数字技术应用会降低劳动收入份额，该结论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技术应用主要通过促进企业资本深化和更快提升劳动生产率两条路径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技术应用降低劳动收入份额的效应在服务业、资本密集型行业、内陆地区、非国有企业和应用国内数字技术的企业更为明显。以上结论为重新审视数字经济发展、警惕数字经济时代的贫富分化问题提供了政策启示，政府在推广数字技术应用时应关注劳动者利益，保障劳动者就业机会，加快人力资本积累，稳定初次分配中的劳动收入份额，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何以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基于行政垄断视角的准自然实验研究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内容,但全国统一大市场对要素收入分配产生何种影响,其是否与共同富裕目标相一致,目前学界尚无定论。文章采用2004—2020年上市企业微观数据,基于《反垄断法》实施形成的准自然实验,对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要素收入分配效应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能有效提升我国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能够通过削弱企业市场势力、促进要素畅通流动的渠道增强劳动者议价能力,进而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其要素收入分配效应在行政垄断程度较高、市场化程度较低的中西部地区以及更具市场经济特性的非国有企业中更为突出。文章为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的现象提供了微观解释,为更好地发挥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积极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了员工收入?

本文以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为背景,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深入地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员工收入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显著地提高了员工的平均工资水平,并且这种正向的"工资溢出"效应具有持续性而且还是逐年递增的。与此同时,对外直接投资也显著地拉大了企业内工资差距。进一步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员工收入的影响因东道国收入水平、企业经营范围的不同而具有显著的异质性。最后我们还尤其关注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发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并未明显提高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的影响渠道检验表明,尽管对外直接投资显著地提高了员工平均工资,但同时也显著促进了劳动生产率增长,正是由于后者的"生产率"效应部分地抵消了前者的"工资溢出"效应,进而导致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未能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显著的影响。     

企业规模、市场集中度与劳动收入份额

近年来,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总体呈下降趋势.从市场结构视角,借助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系统考察了企业规模、行业市场集中度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企业相对规模扩大会提升企业的成本加成率,进而降低其劳动收入份额;其次,市场集中度越高,企业的成本加成率越高,劳动收入份额越低;再次,通过比较中国大企业的应有规模和实际规模,发现差别化政策的存在致使部分大企业的实际规模大于其应有规模,出现资源误置的同时也造成了劳动收入份额的无谓损失;最后,基于Shapley方法分解的结果显示,企业相对规模与行业市场集中度是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重要影响因素,其贡献度仅次于利润率和有偏技术进步因素,且明显大于其他因素.研究结论为理解市场结构产生的收入分配效应提供了理论证据,也将有助于为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提供政策启示.     

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会降低劳动收入份额吗——基于空间集聚调节效应的研究

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角度研究劳动收入份额下降问题.理论上构建纳入微观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要素收入分配以及空间集聚的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展开比较静态分析并提出研究假说;实证上检验中国制造业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主效应,以及空间集聚对上述主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提高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将降低企业内部劳动收入占...     

企业绿色化转型的价值链升级效应——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年报的文本分析

结合中国当前面临的绿色化转型需求和价值链升级难题,基于上市公司2007—2016年的样本数据,研究发现绿色化转型对以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为表征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有显著提升作用,且该结论在各种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企业绿色化转型通过增强企业创新能力、优化绿色出口结构和提高成本加成三个渠道提高了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绿色化转型对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作用在不同企业类型、不同贸易方式和不同地区之间均存在异质性。     

环保费改税对企业绿色并购的影响研究

为探讨环保税法的绿色效应，采用DID模型实证检验了2018年《环境保护税法》实施以来其对企业绿色并购的影响，以及不同污染程度和行业竞争度企业的政策效应差异。研究发现环保税法促进了企业绿色并购，尤其在重度污染企业和低行业竞争度的企业，环保税法显著提高了实验组企业绿色并购的机率。进一步研究发现，环保费改税的实施对东部地区企业有显著正向影响，对中部和西部地区并没有发挥显著的作用。同时，相比于低薪酬粘性的企业，环保费改税的实施更能促进高薪酬粘性的企业进行绿色并购的行为。     

企业现金持有决策如何影响劳动收入份额

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是人民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重要保障。与世界各国劳动收入份额普遍下降不同,我国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存在劳动收入份额“逆势上升之谜”的现象。从企业现金持有决策这一微观视角切入,基于2007—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探讨企业现金持有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并分析融资约束和技术创新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企业最优现金持有水平对劳动收入份额存在负向影响;融资约束减轻或技术创新加快时,企业将现金分配于劳动要素的激励提升,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二者的负相关关系被强化。行业异质性分析发现,较高的劳动力成本、融资约束以及劳动偏向型技术创新不足是分别导致劳动密集型行业、资本密集型行业、技术密集型行业激励不足的重要原因。以上结论为理解现金持有决策的影响以及我国劳动收入份额“逆势上升之谜”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为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提供了有益思考。     

市场准入管制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来自负面清单的证据

坚持平等准入、公平竞争是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重要内容。采用2007—2022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和双重差分法系统考察负面清单制度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负面清单制度显著增加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其主要原因是负面清单制度能够抑制产品市场势力和改变企业要素投入,进而增加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发现,所处行业和企业性质是影响劳动收入份额提高幅度的重要维度。     

党组织能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吗?——基于中国民(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企业党组织是中国企业治理中一项独特的制度安排,研究党组织对民营企业发展的影响,对理解基层党组织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以及如何促进民营企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11年、2013年中国民(私)营企业调查数据,使用处理效应模型和熵平衡法估计了民营企业党组织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机理.结果发现,民营企业建立党组织能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强化员工权益保护和发挥自身劝导力等方式提高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研究发现,民营企业建立党组织,提高了员工工资和企业盈利水平,表明党组织对民营企业劳资分配结构的调整具有可持续性,实现了生产与分配的帕累托改进.这一研究对推动民营企业党建工作发展、优化我国收入分配结构有所启发.     

高管团队外部关系网络、合作创新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以2012—2020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本文挖掘方法获取年报披露的数字化转型数据,探究高管团队外部关系网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高管团队外部关系网络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并且对数字化转型头部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大。分维度检验结果表明：高管团队的商业、政治、金融、科研关系网络均能够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其中高管团队科研关系网络的正向促进效应最大,商业关系网络次之;从作用机制来看,高管团队外部关系网络可以显著提升企业合作创新水平,进而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高管团队外部关系网络在非国有企业、动态能力强和地区数字化转型水平高的样本中具有更明显的数字化转型赋能效应。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绿色创新效应研究：实质性创新还是策略性创新?

数字化转型能否高效赋能企业绿色创新是值得探讨的重要命题。基于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与机制。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数量与质量,对实质性绿色创新的提升效应更强,经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结论依然成立。细化数字化转型维度后发现,相较于实践应用技术,底层技术运用对实质性与策略性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升盈余信息质量、缓解融资约束、提高技术整合能力这三条路径来推动绿色创新。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营商环境较差、政府环保注意力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推动效应更为显著,而ESG评分更高的企业则突出强化了数字化转型对实质性、策略性绿色创新的实施效果。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不确定性会抑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而政府补贴呈现出雪中送炭的“挤入效应”,有效对冲了高环境不确定性下产生的负面影响。结论有助于拓展微观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绿色创新领域研究,为助力企业更好实现绿色低碳转型提供经验证据。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降低劳动力成本粘性——基于内部控制的考察

在全球数字经济的大浪潮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及成本费用产生了深刻影响。利用2010—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成本粘性的影响效应及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提高内部控制质量,从而降低了企业劳动力成本粘性;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成本粘性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衰退期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以及东中部地区企业更明显;进一步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降低劳动力成本粘性具有长期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用工粘性而非薪酬粘性,且主要影响普通员工而非高管;企业数字化转型还能够更好地提高劳动力成本经济效率。本研究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成本性态的影响机理,为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协同发展提供了现实指导。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开放与劳动收入份额

基于1990~2014年的跨国数据,实证研究贸易开放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分析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均值下降了5%以上。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的实证分析表明,整体上贸易开放抑制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按照经济发展水平、要素禀赋、制度环境分组研究发现,贸易开放对高经济发展水平国家、资本密集型国家、资源密集型国家、制度环境良好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负影响,但是对于低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劳动密集型国家、制度环境不佳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正效应。而向中国贸易开放能够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特别是对低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积极影响较强。上述实证结果具有稳健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开放经济视角下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制

针对目前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份额偏低的现状,可从开放经济视角,研究提升劳动收入份额适度水平的影响因素及相应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贸易角度主要通过要素配置、产业福利和技术进步机制影响劳动收入份额;投资角度主要通过行业配置、工资外溢和技术领先机制影响劳动收入份额;金融角度主要通过长期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机制影响劳动收入份额。该结论为提升劳动收入份额适度水平和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决策依据。     

产融结合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或抑制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产能结合在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资源的同时也可能会抑制企业数字化转型。选取2010—2021年全部A股上市企业作为样本,研究产融结合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产融结合通过发挥资源效应,即降低债权资本成本、缓解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在非国有企业、所处地区市场化程度低的子样本中产融结合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更加显著;产融结合下的企业能够通过数字赋能传统生产模式,从而带动企业经营绩效的提高。     

文明城市评选活动能否提升企业创新意愿?

“全国文明城市”是现今评价城市文明水平的最高荣誉称号,文明城市评选活动能够显著提升城市综合实力与治理现代化水平。利用2008—2019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对评选活动的微观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发现获评文明城市能够有效提升辖区企业创新意愿。该效应在高新技术企业、低融资约束企业、中西部地区和受传统文化影响较小地区更为显著。机制检验发现,文明城市评选通过促进人力资本升级和优化创新环境提升辖区企业创新意愿。进一步地,对创新产出进行检验,发现获评文明城市后,辖区企业发明专利授权数量显著提升。研究表明,文明城市并非所谓“空喊口号”,而是能够实在助力经济发展,成为产业转型的“助推器”,揭示了“软环境”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研究结论为文明城市评选活动的可持续推进与治理现代化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