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对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08—2020年沪深A股服务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利用多元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与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U型关系,且这一影响效应在非国有企业、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以及资本技术密集型服务业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另外,对处于东部地区、人口规模较大的城市的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的研究表明,降低交易成本、扩大规模经济效应是数字化转型作用于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途径。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碳减排效应研究——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在“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的指引下,制造业的减排效应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数字化技术是驱动企业低碳转型、实现节能减排的重要引擎。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数字化转型的碳减排效应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降低其碳排放水平,主要通过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推动企业服务化转型和抑制企业过度投资等三个维度来实现的。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碳排放水平的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和环境规制的样本中具有差异性,而且数字金融强化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碳排放水平的影响。研究结论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和节能减排提供理论支持和经验数据。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利润率——数字经济视角下的机制与经验研究

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已成为赋能企业发展新动能的重要路径。基于2001~2019年上市公司数据经验探究数字化转型对于企业利润率的作用效果及具体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利润率。通过使用系统GMM以及工具变量法进一步处理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以及降低企业外部交易成本两个机制，有效促进了企业利润率的提升。这不仅扩大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经济效应的研究范畴，也可对数字化相关政策的制定以及为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一定经验依据。     

煤炭资源型城市数字化转型的驱动机制——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已成为我国资源型城市共同努力的方向和目标。基于动态能力理论,从技术、组织和管理3个维度构建煤炭资源型城市数字化水平分析框架,并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对30个煤炭资源型城市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煤炭资源型城市数字化水平的提升是多因素相互协同作用的结果。（2）煤炭资源型城市的高水平数字化转型存在技术驱动型、技术-组织驱动型和全要素驱动型3种驱动模式;非高水平数字化转型驱动路径有2种且与高水平数字化转型驱动路径存在非对称关系。（3）大数据发展水平、数据开放共享和煤炭资源依赖是驱动煤炭资源型城市数字化转型最关键的要素。各要素在不同路径中发挥不同作用,煤炭资源型城市应结合自身禀赋,合理配置资源投入、减少煤炭资源依赖,选择恰当的路径推动数字化转型。     

劳动力成本抑制还是促进了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兼论“鲍莫尔成本病”的克服

基于2007—2020年沪深A股服务业上市公司样本,利用文本分析法测度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实证检验劳动力成本对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作用机制与经济效应。研究发现：从总体上来看,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能够倒逼服务业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且这种倒逼效应在非国有企业、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和高融资约束企业中更为明显。机制分析发现,当劳动力成本较低时,企业会通过降低资本劳动比来抑制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而当劳动力成本较高时,企业会提高资本劳动比来促进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两者之间呈现出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变化趋势。劳动力成本上升所引致的劳动-资本替代机制、劳动力间替代机制是驱动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主要中介渠道,此外在要素市场发育更好、行业竞争程度更高的外部环境中,以及在劳动密集程度更高、研发投入更高的内部环境中,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对服务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服务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产生的规模效应、分工效应、结构效应与赋能效应能够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化与企业创新

本文基于2007—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数字化水平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内在机理。研究表明：第一，数字化有利于显著提升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水平；第二，数字化可通过要素配置效应、管理革新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三个渠道来激励企业的创新活动；第三，数字化与企业创新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对于资本禀赋和研发强度更高的企业，数字化对创新的激励效应更突出；第四，数字化的创新驱动效应因企业的行业和所有制属性而有所差异，其中高科技企业和国有企业受到的激励效应更大。政府应做好顶层设计，鼓励企业根据自身特征积极夯实数字化基础、引进数字技术，并同步增加资本和研发投入，拓展要素组合方式和创新边界。     

数字经济如何驱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核心机制、模式选择与推进路径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主导战略和主要任务，而数字经济的不断创新演化发展成为驱动企业要素转型与创新发展的关键力量。数字经济驱动企业高质量具备全新的内在驱动机制，包括数据要素形成全新的生产要素、以数字创新形成全新的生产动能、以新的交易机制实现交易成本节约效应以及以全新的组织学习与知识获取方式形成知识创新机制。数字经济驱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形成研发赋能模式（开放式创新与用户创新）、制造赋能模式（智能制造）、组织管理赋能模式（组织交互数字化重构）、价值链赋能模式（全球价值链升级）等多重模式。但数字经济驱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依然在数据要素市场、企业数字化转型认知、数字人才体系以及数字治理政策体系等层面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未来，深化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需要逐步构建面向“要素—制度—人才—政策—治理”的五位一体的政策体系，实现数字经济驱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可持续性。     

政府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以“信息惠民国家试点城市”作为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准自然实验,在梳理政府数字化转型赋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的基础上,基于2007—2019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与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政府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在考虑潜在的内生性并进行一系列稳健性分析后,该结论依旧成立。政府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地区、行业与企业层面的异质性。政府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以及降低企业交易成本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以上结论能够为进一步深入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及助推我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相关启示。     

数字化转型能改善企业创新“低端锁定”困境吗——基于知识溢出的视角

将数据要素纳入企业创新决策模型，并将企业创新分为高端创新与低端创新，从理论上阐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及其“低端锁定”的影响。基于此，利用2008—2019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不仅有利于促进企业整体创新，而且有助于改善企业创新“低端锁定”困境；由于数据知识溢出对高端创新的成本抑减效应更大，因而数字化转型对具备更强知识溢出吸收能力企业的高端创新作用更大；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低端锁定”困境的改善作用在制造业、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高行业以及国企、非劳动密集型企业中更为明显。     

企业数字化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数字化已成为当下企业最重要的战略,但数字化能否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尚存争议。基于上市公司及其一级控股子公司与数字化相关的无形资产投入、专利、软件著作权数量和年报词频等数据,构建包含投入、成果、关注度三维度的数字化水平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测度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字化水平。然后,检验企业数字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果与机制。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总体数字化水平波动上升,呈现国有企业快于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快于中西部地区,信息技术行业快于其他行业;数字化通过提升企业内部沟通效率、增强规模经济效应、降低大客户依赖以及提高供应链管理效率等四项机制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对于非国有性质、强竞争行业以及东部地区的企业,数字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国企业节能减排了吗？

作为推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重要路径,数字化转型已成为驱动企业要素升级、重塑市场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其能否进一步促进企业节能减排,助力中国实现“双碳”目标,文章基于中国上市公司2010—2019年的数据,对以上问题进行回答。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促进企业节能减排,而且数字化转型不仅能够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还能通过推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结构优化,实现节能减排。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节能减排效果受企业所处的内外部环境影响。在外部环境上,无论是环境规制强度的加大,还是市场竞争程度的加剧,均会提高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节能减排效果;在内部环境上,企业自身的成长性也能强化数字化转型对其节能减排的促进作用。这对中国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和节能减排的协同发展有所启发。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述评与展望

数字化转型正在冲击和颠覆传统市场,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门主题。基于文献综述系统梳理数字化转型的内涵特征与测度研究、数字化转型的理论基础以及不同类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比分析,并提出包含驱动前因和能力中介的数字化转型实现机制,包括数字资源驱动型和非数字资源驱动型两条路径。在数字资源驱动型路径中,数字技术和数据资源作为关键驱动前因,通过数字动态能力中介机制,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在非数字资源驱动型路径中,政府支持、环境因素、意义构建、组织多元化管理和政治关联等非数字资源作为驱动前因,通过融资能力、创新能力和动态能力等中介机制,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未来可以深入拓展数字化转型的水平测度、群体转型差异和实现机制等方面的研究。     

高管团队外部关系网络、合作创新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以2012—2020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本文挖掘方法获取年报披露的数字化转型数据,探究高管团队外部关系网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高管团队外部关系网络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并且对数字化转型头部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大。分维度检验结果表明：高管团队的商业、政治、金融、科研关系网络均能够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其中高管团队科研关系网络的正向促进效应最大,商业关系网络次之;从作用机制来看,高管团队外部关系网络可以显著提升企业合作创新水平,进而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高管团队外部关系网络在非国有企业、动态能力强和地区数字化转型水平高的样本中具有更明显的数字化转型赋能效应。     

数字化情境下产品创新与服务转型对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效应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应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并以创新驱动为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赋能,使其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贡献力量。基于数字技术支撑的发展基础,并结合制造企业所面临的高附加值的“服务陷阱”、生产效率良莠不齐以及产品创新与服务转型的优先级等问题的转型挑战,选取了2013—2020年我国A股上市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构建回归模型,分析产品创新与服务转型对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结果表明：产品创新与服务转型的协同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呈现显著正向影响。数字化水平能够显著加强二者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协同效应,并且数字化的调节效应在中小企业中更为显著。     

企业数字化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机制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伴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持续推进,企业数字化能否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引发了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基于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1-2020年的数据考察了企业数字化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效应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企业数字化对企业可持续发展存在显著促进效应,该研究结论在考虑一系列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仍然成立。（2）作用机制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主要通过增强内部控制质量、提升社会责任表现、缓解融资约束程度以及加强绿色技术创新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本研究为数字化时代驱动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也为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经验启示。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竞争力：契机还是危机?——来自中国A股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的不确定性对企业竞争力来说是一次发展的契机还是一场危机?利用2010—2020年上市企业财务报表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1)总体上,数字化转型能显著促进企业竞争力水平的提升;(2)机制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会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而促进企业竞争力水平提升,也会加剧企业财务困境而降低企业竞争力水平;(3)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竞争力的影响作用大于非国有企业,对大型企业竞争力的影响作用大于小型企业;(4)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和企业竞争力存在倒U型关系,财务困境是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据此提出建议：政府应该持续推进数字技术发展,助力弱势企业数字化转型,重视数字化转型风险,进而化危为机提升企业竞争力水平。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绿色创新效应研究：实质性创新还是策略性创新?

数字化转型能否高效赋能企业绿色创新是值得探讨的重要命题。基于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与机制。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数量与质量,对实质性绿色创新的提升效应更强,经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结论依然成立。细化数字化转型维度后发现,相较于实践应用技术,底层技术运用对实质性与策略性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升盈余信息质量、缓解融资约束、提高技术整合能力这三条路径来推动绿色创新。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营商环境较差、政府环保注意力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推动效应更为显著,而ESG评分更高的企业则突出强化了数字化转型对实质性、策略性绿色创新的实施效果。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不确定性会抑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而政府补贴呈现出雪中送炭的“挤入效应”,有效对冲了高环境不确定性下产生的负面影响。结论有助于拓展微观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绿色创新领域研究,为助力企业更好实现绿色低碳转型提供经验证据。     

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了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吗？——来自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的经验证据

服务业综合改革是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成本降低效应、创新促进效应和产业融合效应，因而服务业综合改革可以通过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增加技术创新产出、推动服务转型等路径来促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将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以全要素生产率表征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水平，采用2007—2019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运用PSM-DID方法进行政策效应分析，结果表明：服务业综合改革显著提高了试点城市的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可以通过降低成本费用率、增加专利申请数量、提高服务转型程度3条路径来促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服务业综合改革对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技术密集型行业、规模较大的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更强的促进效应。因此，应加大服务业综合改革力度，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市场化进程，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充分发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对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     

产融结合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或抑制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产能结合在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资源的同时也可能会抑制企业数字化转型。选取2010—2021年全部A股上市企业作为样本,研究产融结合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产融结合通过发挥资源效应,即降低债权资本成本、缓解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在非国有企业、所处地区市场化程度低的子样本中产融结合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更加显著;产融结合下的企业能够通过数字赋能传统生产模式,从而带动企业经营绩效的提高。     

数字化转型、合作伙伴动态性与企业双元创新

基于2010—2021年新能源汽车公司的年度报告与专利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合作伙伴动态性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数字化转型分别对企业探索式创新、利用式创新具有赋能效应与“过犹不及”效应，而合作伙伴动态性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双元创新间发挥中介作用；（2）异质性分析表明，规模较大的企业与非国有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对其创新活动的作用效果更明显；（3）经济后果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影响企业双元创新作用于企业经营绩效与价值绩效，具有短期绩效激发和价值增值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