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提高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吗?

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以碳减排为主要目标的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是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举措。以2008—2020年全部A股重污染上市公司与企业所在城市匹配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通过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三个传导机制提升了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不同企业、不同地区存在显著差异。应完善对试点城市的考核机制,因地制宜开展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实现重污染企业绿色低碳转型。     

创新型城市试点改善了城市环境吗?

创新驱动发展为环境污染治理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方向,创新型城市试点是创新改善环境的典型空间例证.基于中国2003-2015年282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了创新型城市试点对城市环境的改善效应.结果 表明:创新型城市试点能显著减少以PM2.5、工业二氧化硫、工业废水为代表的污染物排放,从而改善城市环境.与此同时,中介效应机制的检验结果发现,创新能力提升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其中主要的影响渠道,但政府环境干预的机制暂未达到理想的环境改善效果.进一步的拓展分析发现:创新型城市试点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具有雪中送炭效应,对经济发达地区也具有锦上添花作用,且对发达地区的环境改善程度更为显著;政策所产生的空间溢出效应已在流域治理中显示出良好效果,但空气治理中的区域联动仍需加强.坚持市场在绿色资源空间配置中的决定性地位,更好地发挥政府在治理污染中的作用,以及全面提升区域协同治理效能,是创新型城市试点发挥更大环境改善效应的关键所在.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会引致企业“漂绿”吗?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已被证实在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碳减排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其也可能通过压力传导引致企业“漂绿”,进而使政策效果大打折扣。基于2008—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系统考察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漂绿”的影响。研究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漂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机制分析发现,试点政策通过加剧企业融资约束和市场竞争两个渠道引致企业“漂绿”;进一步分析发现,试点政策对未获得环境补贴的企业、低创新能力企业及非重污染行业的企业“漂绿”水平有更明显的提升效应,媒体关注负向调节试点政策对企业“漂绿”的影响,且负面型报道的调节效应更强。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够促进城市低碳发展吗?

低碳试点城市作为探索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示范城市,在推动城市绿色低碳发展和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基于中国2006—2019年22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显著降低了城市碳排放量,这一结论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通过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和提升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水平降低了城市碳排放。异质性分析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显著降低了东部地区、非资源型城市和高政府治理城市的碳排放。文章的研究结论为充分发挥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碳减排效应,进而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政策启示和实践参考。     

数字化转型增进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吗？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发展和社会进步都具有深远影响,然而现有文献关于企业数字化转型效应的经验分析大多集中于经济效益领域,对其社会溢出效应的研究较为匮乏。数字化转型与社会责任履行两者统一于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框架之下,因而本文从社会责任履行的角度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社会溢出效应。数字化转型可以增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愿和能力,并通过完善管理机制、改进生产方式、改善外部关系等路径增进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数字化转型的积极效应越大,企业数字化转型越积极,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增进作用也越大,因而该增进效应表现出行业异质性和企业异质性。以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Python爬虫技术和文本数据挖掘方法刻画样本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进而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及其路径和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1）数字化转型显著增进了样本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并存在多条影响路径,包括“数字化转型→财务稳定性提高→社会责任履行增进”“数字化转型→内部控制质量提高→社会责任履行增进”“数字化转型→创新投入（产出）增加→社会责任履行增进”“数字化转型→信息披露质量提高→社会责任履行增进”等。（2）数字化转型对高技术行业、竞争性行业和制造业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增进作用更为显著,企业融资约束的降低和企业价值的提高均会强化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增进作用。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从企业基于发展战略的行为选择角度进一步深入分析了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理论机制,同时也拓展了其影响路径和异质性的研究视角,有助于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采取差异化策略来充分释放数字化转型的社会溢出红利。本文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不仅能提升企业的经济绩效,也能增进企业的非经济绩效,具有显著的社会溢出效应。因此,企业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转变中,应该将数字化战略与社会责任战略相契合,并不断完善信息披露机制以更充分地发挥数字化转型的社会溢出效应,促进数字化转型与社会责任履之间的协同共进。     

知识产权战略是否提升了城市数字自主化水平?——来自中国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的准自然实验

城市数字自主化是指城市在数字技术领域的自主化创新能力,是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关键一环,其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城市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利用2006—2018年中国26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为准自然实验,实证分析知识产权战略对城市数字自主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显著提升了城市数字自主化水平,而创新环境优化效应、数字人才集聚效应以及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则是知识产权战略推动城市数字自主化发展的重要机制。此外,示范城市政策实施对城市数字自主化的促进效应还存在明显的时空异质性,示范城市建设时间越长、城市等级越低、产权保护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低的城市,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对城市数字自主化的促进效应越明显。     

数字化转型能提升企业创新投资效率吗?

文章以沪深A股公司2015—2020年数据为基础,经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以下简称DEA)模型测量创新投资效率,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投资效率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当前的数字化水平整体偏低,数字化转型与创新投资效率负相关。剖其原因,数字化转型加大了企业创新投资,但并未提高创新产出水平,故高投入而非高产出导致创新投资效率低下。深入研究,该影响在国有企业和高管兼任的企业中更为显著,组织冗余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区域教育水平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投资效率的负向关系。文章从创新投资效率的视角为数字化转型的价值提供了新的证据。     

创新型城市建设提高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了吗

基于中国2006-2017年283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创新型城市建设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创新型城市建设能显著提高城市经济增长质量,且这种效应具有持续性.具体地,创新型城市建设可以通过财政支出偏向效应、结构禀赋效应、人力资本效应和市场需求效应四条途径提高城市经济增长质量.异质性分析发现,...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赋能企业未来发展

数字经济盛行,数字化转型赋能。在技术不断更新的时代背景下,未来企业应该怎样走才可以获得可持续发展成为必须研究的命题。数字化转型究竟能给企业带来什么?从数字化转型的研究现状入手,分析阐释数字化转型能够给企业发展带来新机遇、新工具和新的核心竞争力,从而深度赋能企业“新”发展。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的战“疫”大背景下,企业又怎样能够转“疫”为机,大力推动数字化变革创新进程?企业应明确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战略定位,构建企业能力分析的新标准体系,并抓住数字化转型的自主权,努力在后疫情时代的“壮阔商海”中勇立潮头、扬帆致远。     

创新型城市建设实现了企业创新的"增量提质"吗?——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微观证据

创新型城市是创新人才、创新资本、创新知识等创新资源的聚集地,其发展能否提升企业创新水平对创新型国家建设有着重要影响.基于2004-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创新企业数据库的微观企业数据,以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时点DID方法分析了创新型城市建设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及其内部机理.研究发现:(1)创新型城市建设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数量与创新质量,对企业创新数量的提升效应显著高于创新质量.(2)创新型城市建设通过改善创新环境、提高财政支持和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了企业创新数量和质量的提升.(3)从企业年龄和企业所有制来看,创新型城市建设对不同年龄阶段企业、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创新数量的提升效应并无显著差异,对成长期企业和成熟期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效应显著高于初创期企业,对国有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效应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从企业规模来看,创新型城市建设对大规模企业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的提升效应均显著高于小规模企业.研究结论验证了创新型城市建设可以激励企业创新数量和质量的提升,对于助力创新型城市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城市电商化转型能否促进碳减排?——来自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试点的经验证据

电子商务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探究电子商务发展能否降低碳排放对加快经济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6—2020年中国27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以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时点DID方法考察了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建设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建设显著降低了试点城市的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强度,这一结论在经过Weibull生存分析模型检验、多期DID异质性处理效应检验以及PSM-DID估计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建设能够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缓解劳动力和资本要素错配以及推动城市绿色技术创新三条作用路径降低城市碳排放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相比中西部地区城市、资源型城市以及信息基础设施水平较低的城市,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建设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在东部地区城市、非资源型城市以及信息基础设施水平较高的城市中更为明显。研究结论验证了城市电商化转型在节能降碳中的积极作用,为助力我国“双碳”目标实现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会提升企业劳动投资效率吗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劳动投资效率是现阶段理论和实务界的热点话题之一。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能有效提高劳动投资效率,具体表现为缓解企业劳动投资的过度雇佣;信息透明度提升和人力资本结构优化是企业数字化影响劳动投资效率的重要机制。截面差异研究发现,在管理层能力较强、劳动密集度较高、制造业与高技术行业以及外部数字化水平较高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此外,企业数字化对劳动投资效率的改善能够进一步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和企业价值。     

期望绩效反馈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居安思危还是穷则思变

破解当前企业数字化转型困局的关键在于有效激发企业转型的内生动力。基于企业行为理论,选取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将绩效反馈分析机制引入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证检验期望绩效反馈对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当企业处于正向绩效反馈下,随着期望顺差的扩大,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将会显著提高,即期望绩效反馈下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呈现“居安思危”的变革特征;从动力传导机制看,正向绩效反馈企业通过发挥资源效应和赌资效应,提高了实施数字化转型的冗余资源丰腴度和战略变革意愿;拓展性分析发现,正向绩效反馈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更多体现在与其具体业务技术应用下的深度融合,而并非仅停留在底层技术层面上。本研究对于深入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在驱动机制,激发企业转型的内在动力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数据要素市场化如何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数据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驱动要素。将各地数据交易平台的建立作为数据要素市场化的准自然实验,基于2011—2021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采用渐进式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数据要素市场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数据要素市场化有效驱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并且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深入,这种驱动效果呈现边际递减特征。机制分析表明,数据要素市场化主要通过成本节约效应、融资约束效应以及技术创新效应等渠道间接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数据要素市场化对所在地区产权保护水平、人才集聚水平以及科技支持力度较强的企业驱动效果更为显著;相比较于国有企业、成熟期和衰退期企业、制造业企业以及非高技术企业,数据要素市场化更能助推非国有企业、初创期企业、服务业企业以及高技术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研究结论不仅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驱动因素的相关研究,也为政府深入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提供了政策指向。     

政府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以“信息惠民国家试点城市”作为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准自然实验,在梳理政府数字化转型赋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的基础上,基于2007—2019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与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政府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在考虑潜在的内生性并进行一系列稳健性分析后,该结论依旧成立。政府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地区、行业与企业层面的异质性。政府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以及降低企业交易成本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以上结论能够为进一步深入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及助推我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相关启示。     

国家低碳战略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吗?——基于低碳城市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低碳城市试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战略方向,并且带动、突破与引领全国低碳发展,而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也为企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供了重要契机.以低碳城市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8-2019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及与企业所在城市进行匹配的城市面板数据,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法考察国家低碳战略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够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且在进行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PSM-DID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2)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会降低高碳排放行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但有助于提高非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3)低碳城市试点政策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水平与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来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研究丰富了将低碳城市试点切入企业层面进行政策效应评估的理论研究和经验证据,是基于中国情境对"波特假说"相关领域研究的补充,为低碳城市试点的深入推进及企业以该试点为契机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供了政策启示.     

数字化转型能改善企业创新“低端锁定”困境吗——基于知识溢出的视角

将数据要素纳入企业创新决策模型,并将企业创新分为高端创新与低端创新,从理论上阐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及其“低端锁定”的影响。基于此,利用2008—2019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不仅有利于促进企业整体创新,而且有助于改善企业创新“低端锁定”困境;由于数据知识溢出对高端创新的成本抑减效应更大,因而数字化转型对具备更强知识溢出吸收能力企业的高端创新作用更大;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低端锁定”困境的改善作用在制造业、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高行业以及国企、非劳动密集型企业中更为明显。     

节能消费激励政策能否引领制造企业绿色转型?

依托中国典型的节能消费激励政策——节能产品惠民工程,利用渐进双重差分法,探究了节能消费激励政策能否协同引领制造企业绿色转型这一问题.研究发现,节能消费激励政策会约束制造企业绿色效率提升,在经过动态效应分析以及安慰剂检验、倾向得分匹配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结果仍然成立.从外部机制看,政策对企业外部环境规制并无有效作用;从内部机制看,政策虽有助于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能力,但无法促进企业要素生产效率提高和降污减排技术进步,是其抑制制造企业绿色转型的两大内因.进一步异质性分析表明,国有制造企业绿色效率在政策响应上劣于非国有制造企业,财务资源基础越强的制造企业受政策约束越弱.研究不仅揭示了中国节能消费激励政策实施的困境,而且还阐明了其可能对生产领域微观企业绿色化发展产生的扭曲效应,对于未来协调和完善中国供需两端的环境政策具有启示意义.     

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能否促进碳排放效率——理论构建、机制分析及空间效应评估

创新驱动发展背景下,提高碳排放效率是实现绿色化、低碳化发展的关键环节。基于创新型城市试点建设的准自然实验,构建企业异质性分析框架,从理论与实证分析试点政策对城市碳排放效率的影响、传导机制与时空异质性,利用2006～2020年28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进行验证。研究表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会显著促进城市碳排放效率的提升;在影响机制方面,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会通过绿色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的渠道,提升城市碳排放效率;创新试点政策对碳排放效率的提升作用在不同区域、不同产业基础、不同规模的城市存在差异化影响;空间视域下,创新试点政策对碳排放效率的促进作用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会显著带动150千米至250千米内城市碳排放效率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