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绿色债券市场的风险特征与风险溢出效应研究

作为促进绿色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金融工具,绿色债券和绿色股票在绿色资产配置中占据相当大的比例。随着我国绿色债券市场的蓬勃发展和金融市场间互联互通程度的不断加深,两者在融合过程中极可能积累一定程度的风险,进而使得两大市场间的风险相互传染,导致风险溢出。本文考虑到市场极端风险条件,选取中债-中国绿色债券净价指数与上证环保产业指数日收盘价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构建EVT-Copula-CoVaR模型测度绿色股票市场对绿色债券市场风险溢出效应的方向和大小。研究表明,绿色股票市场对绿色债券市场产生正向溢出效应,且随着置信水平的不断提高,溢出强度越大。     

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因素分析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文献在研究FDI对东道国外溢效应时,偏重于进行外溢效应的具体来源及影响因素分析,以试图解释大量实证研究结果的差异性和不确定性,并为东道国更好地发挥FDI外溢作用提供借鉴意义。文章首先对FDI的技术溢出进行了描述,然后就FDI外溢效应影响因素作了分析,最后论述了对东道国的政策含义。     

沪市不同行业间信息的溢出效应研究

通过向量自回归模型和多元GARCH-BEKK模型对沪市工业、商业和地产行业之间的均值过程和条件方差过程的信息溢出效应分析发现,三个行业间存在收益过程的单向溢出效应,且除工业类对商业类股价波动的溢出效应不明显之外,其它均存在显著的波动双向溢出效应。     

外资银行技术溢出效应的微观分析

根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作出的一系列关于金融业开放的承诺,2007年始我国的银行业进入了全面开放期,外资银行作用也随之不断加强。本文从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现状以及对中国银行业产生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入手,分析了影响技术溢出效果的主要因素,从而对如何优化溢出效果即以较小的成本获得较大的收益提出相应的建议。     

中国股票市场收益和波动溢出效应实证分析

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模型和ARCH类型模型对沪深股市收益之间的关联性和波动溢出效应进行实证分析,这对于研究股市的结构和判断股市的走势及风险传递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结论显示:沪深股市日收益间有很强的相关性,沪市日收益的历史信息能用来改善对深市未来趋势的预测;沪深股市间存在显著的双向波动“溢出效应”。     

珠江-西江经济带FDI与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空间溢出效应和门槛效应的实证研究

使用珠江-西江经济带2012-2018年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溢出和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检验FDI、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生产率的具体影响.空间溢出模型研究结果显示,现阶段珠江-西江经济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空间溢出效应;FDI有利于提高GTFP,但环境规制与FDI的交互项在整体上对GTFP的发展起到抑制作用;由门槛效应可知,FD...     

低成本产业集群的知识溢出效应

作为现代空间经济的一种组织形式,我国的许多产业集群通过不断降低成本,使中心—外围结构趋于稳定。通过辨析低成本产业集群的概念,构建知识溢出模型,可证明低成本产业集群需要进一步增加集聚程度,充分利用积极溢出,为技术创新提供更多的可能性,以实现该区域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     

环境保护税可以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吗——基于地区差异和高管团队的调节效应

党中央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能否切实可行地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转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情况。“环境保护税”是中国绿色税制中的代表税种,对激励企业进行绿色创新转型有着重要作用。本文基于环境保护税的改革实践,以2015-2021年深沪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双重差分法探究环境保护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以及地区差异和高管团队在两者之间所产生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第一,环境保护税对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二,环境保护税在短期内引发的企业绿色创新,并非是以现有的技术创新为基础进行再次创新的杠杆效应,而是通过挤压其它技术创新产生的挤出效应;第三,通过实施环境保护税,可以有效地推动东部地区的绿色创新,但对中西部地区没有显著的影响;环境保护税在不同的高管团队中影响不同,在“两职合一”和“雇佣海归高管”的企业中对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该结论对我国的环境保护税制度的改革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有助于优化环境保护税税制改革和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转型,充分发挥政策红利。     

节能消费激励政策能否引领制造企业绿色转型?

依托中国典型的节能消费激励政策——节能产品惠民工程,利用渐进双重差分法,探究了节能消费激励政策能否协同引领制造企业绿色转型这一问题.研究发现,节能消费激励政策会约束制造企业绿色效率提升,在经过动态效应分析以及安慰剂检验、倾向得分匹配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结果仍然成立.从外部机制看,政策对企业外部环境规制并无有效作用;从内部机制看,政策虽有助于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能力,但无法促进企业要素生产效率提高和降污减排技术进步,是其抑制制造企业绿色转型的两大内因.进一步异质性分析表明,国有制造企业绿色效率在政策响应上劣于非国有制造企业,财务资源基础越强的制造企业受政策约束越弱.研究不仅揭示了中国节能消费激励政策实施的困境,而且还阐明了其可能对生产领域微观企业绿色化发展产生的扭曲效应,对于未来协调和完善中国供需两端的环境政策具有启示意义.     

FDI技术溢出效应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中西部地区的比较

技术溢出是FDI影响东道国企业技术水平的重要途径,而技术溢出效应的强度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利用中、西部地区的面板数据,对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及其制约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引入与内资企业技术差距较大的外资,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加大R&D的投入额有利于技术溢出;独资化企业不利于当地企业获得在华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开放度与溢出效果不成正相关关系,外资政策的制定不应一味强调引入外资的数量。     

绿色金融对碳排放的影响——基于消费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

为解决经济与生态平衡问题,我国实施绿色发展战略,创建绿色金融体系,以减少碳排放。本文基于2017年出台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013—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绿色金融政策对碳排放的影响和中介效应。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政策的实施显著抑制了碳排放,且消费结构升级在绿色金融对碳排放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绿色金融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第三产业占比较低以及碳排放强度较高的省份更显著。因此,要发挥好试点地区先行先试的作用、倡导全民“绿色低碳”消费进而推进消费结构升级,同时因地制宜地搞好绿色金融发展。     

荣誉的力量:授予全国文明城市称号能否激励地方强化企业减排?

健全环境治理领导责任体系是推动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核心,这不仅需要有力的问责机制,更需要有效的激励机制.作为典型的激励政策,全国文明城市评选以环境质量改善为重要依据,授予该称号能否激励地方强化企业减排,产生荣誉的力量,这是验证这一激励机制是否有效的关键.为此,使用1999-2008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以化学需氧量(COD)排放为例,从微观视角系统考察全国文明城市评选在环境治理层面的政策效果.研究发现,地方获得全国文明城市称号后,能显著促进企业COD减排,彰显荣誉的力量.这一减排效应,尤其体现在国有、外资控股、大规模、污染密集型行业以及东部地区的企业.探究其机制,发现授予全国文明城市称号具有鲜明的政治激励特征,能引发政治强激励官员,通过强化企业源头防治、提高清洁生产技术、引进高质量绿色企业等方式实现减排.利用新增企业信息,发现称号授予的减排效应没有以牺牲邻近城市为代价,引发污染就近转移,反而激励邻近城市引进高质量绿色企业.研究不仅从微观层面补充环境激励型政策是否有效的实证检验,而且从理论层面为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推动绿色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上海自贸区对江苏经济的虹吸效应和溢出效应分析

为了更好地推进我国改革开放,更全面地走向世界,上海自贸区应运而生。随着社会经济的日新月异,上海自贸区不断突破相关制度,实现体制的创新、实践的创新,在实现贸易更加便利化、自由化和创新性的基础上,给江苏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一方面,带来积极的"溢出效应",给江苏经济的发展带来更多的机遇。另一方面,在资金、人才、高科技和制度等方面,给江苏经济的发展产生"虹吸效应"。文章深入分析上海自贸区新经济常态下的新发展实际,针对江苏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江苏经济应对上海自贸区的建议措施。     

极端金融风险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和机理分析

在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各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和冲击。导致当今极端金融风险溢出效应增强的因素主要有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国家组群行为、金融机构的脆弱性以及信息的不对称。贸易关联溢出、金融关联溢出和非实质性关联溢出是极端金融风险最主要的三种溢出形式。关于极端金融风险溢出效应的研究对我国预防与控制极端金融风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京津冀区域经济面临的空间溢出效应

基于贝叶斯空间计量和京津冀区县经济数据,可探讨京津冀区域经济面临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从平均空间溢出视角,各区县本地人力资本对周边经济抑制效应逐渐增强;本地交通设施和投资开始促进周边经济;（2）从边际空间溢出视角,京津冀各区域经济联系不断加强,本地要素对周边经济影响范围呈扩张态势,各区县同更多周边区县保持密切经济联系;（3）从局部空间溢出视角,京津冀地区十年来形成了“核心-边缘”空间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