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够促进城市低碳发展吗?

低碳试点城市作为探索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示范城市,在推动城市绿色低碳发展和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基于中国2006—2019年22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显著降低了城市碳排放量,这一结论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通过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和提升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水平降低了城市碳排放。异质性分析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显著降低了东部地区、非资源型城市和高政府治理城市的碳排放。文章的研究结论为充分发挥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碳减排效应,进而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政策启示和实践参考。     

产业转型升级能否降低碳排放?——来自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的证据

推动城市产业转型升级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基于2013—2019年中国148个老工业城市和资源型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政策的碳减排效应。研究发现,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政策显著降低了示范城市的碳排放水平,且这一政策效果具有持续性。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基准结果依旧稳健。机制分析表明,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政策主要通过改善工业内部结构与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降低碳排放。异质性分析表明,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政策的碳减排效应在复合型城市和单一城市式示范区中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随着产业转型升级效果的提升,示范区政策的碳减排效应逐渐增强。此外,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政策存在协同减污作用,能够降低SO₂排放和PM_2.5浓度。结论丰富了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的政策效果研究,为推动老工业城市和资源型城市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实证依据。     

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政策能提升绿色城镇化水平吗？——基于中国276个城市准自然实验数据

智慧城市作为城镇化和信息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是技术创新环境下城市发展的更高级形态，那么智慧城市是否能够推进绿色城镇化发展？本文基于2006—2020年中国27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构建多期DID模型实证分析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绿色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政策能够显著提升绿色城镇化水平；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绿色城镇化水平影响存在异质性，在东部地区、大规模城市和较高创新能力的试点城市中，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绿色城镇化水平提升作用较为明显，但在其他试点城市中这种影响效应存在差异；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政策是通过提升城市环境基础设施运行效率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绿色城镇化水平。本文为推进智慧城市的国家战略、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引领下的绿色城镇化道路以实现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能源效率提升吗？——基于“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的准自然实验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仅能够促进数字经济发展,还会产生诸多积极的经济社会效应。以三批次开展的“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为准自然实验,采用2006—2019年282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渐进DID模型评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能源效率的政策效应,结果发现：“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显著促进了示范城市的能源效率提升,但也存在显著的城市异质性,表现为对非资源型城市、非老工业基地城市、东部城市的能源效率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而对资源型城市、老工业基地城市、中西部城市的能源效率没有显著影响;“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可以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来提高能源效率,并会强化能源效率提升的经济增长促进效应。可见,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不仅能够直接促进经济增长,而且可以提高能源效率,还会强化能源效率提升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因此,应进一步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并充分发挥其各种积极效应;不同的城市应基于自身的资源禀赋及发展条件寻求差异化的发展路径,并促使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切实有效地提高发展质量。     

市场型环境规制促进了工业低碳转型吗?——来自用能权交易的证据

“双碳”背景下,用能权交易制度作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市场型环境规制,能否助推城市工业低碳转型仍有待检验。基于2011—2020年我国282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双重差分的准自然实验法,检验用能权交易制度对城市工业碳排放和工业碳生产率的影响,并考察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用能权交易制度有助于城市工业碳排放减少和工业碳生产率提升,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用能权交易制度对内陆城市工业低碳转型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同时为沿海城市带来“锦上添花”的效果;相较于非资源型城市和老工业基地城市,用能权交易制度对资源型城市和非老工业基地城市工业低碳转型的促进效果更明显。机制分析表明,用能权交易制度主要通过能耗“双控”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及绿色创新效应等途径驱动城市工业低碳转型。进一步分析可知,经济增长目标削弱了用能权交易制度的产业结构效应及绿色创新效应,要素错配弱化了用能权交易制度的能耗“双控”效应,二者对用能权交易的低碳治理效果产生负向调节作用。以上结论进一步完善了市场型环境规制的低碳治理效应评估,为理解市场型环境规制与城市工业低碳转型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也对我国...     

区域产业政策有效性评估——基于中国资源型和老工业城市的证据

区域产业政策是实现城市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基于2003-2018年中国资源型和老工业城市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试点政策(以下简称"示范区试点政策")的实施效果.研究发现,示范区试点政策显著推动了资源型和老工业城市转型升级,促进了当地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这一结果在经过共同趋势、安慰剂、倾向得分匹配、敏感性和混合政策冲击等检验后,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发现,集群式和老工业基地内的示范区,城市转型升级效果较为显著,而单一式和资源型城市内的示范区,转型升级效果欠佳.机制检验表明,示范区试点政策通过提升城市创新能力、投资能力和资金支持效应,推动了城市产业转型升级.基于上市公司数据,从创新投入、投资机会和市场竞争角度进一步提供了微观证据.因此,应继续扩大示范区试点政策,并加强城市产业集群建设,以利于资源型和老工业城市实现转型升级.     

环境信息公开、绿色金融与城市绿色创新

基于2015—2021年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环境信息公开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表明，环境信息公开能够显著提高城市的绿色创新水平。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环境信息公开可以通过推动绿色金融发展促进城市绿色创新，绿色金融亦能够通过提高环境信息公开水平促进城市绿色创新，即环境信息公开与绿色金融在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水平方面能够产生协同作用。门槛效应检验结果显示，随着绿色金融的发展与创新水平的提高，环境信息公开对城市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具有边际递增的非线性特征。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环境信息公开的绿色创新效应在东部城市、非省会城市、资源型城市以及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城市更为显著。     

“宽带中国”战略和低碳城市双试点的减污效应研究

立足于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的新时代背景,基于2009—2019年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以“宽带中国”战略和低碳城市双试点建设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对“宽带中国”战略和低碳城市双试点的减污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在不影响城市经济发展的条件下,相较于非双试点城市,双试点城市环境污染水平显著降低,这一结论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双试点政策的减污效应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特征。其中,相较于分布在中西部的城市,位于东部的城市减污效果更强;非资源型城市的减污效果较资源型城市的更为理想。双试点政策主要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和促进技术创新两条途径对城市发挥减污效应。此外,双试点政策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不仅能够有效降低本地的污染排放,而且能够显著抑制“邻地”的环境污染。进一步研究发现,“宽带中国”战略单试点和低碳城市单试点均具有减污效应,但弱于双试点的减污效应,“宽带中国”战略试点和低碳城市试点对减少环境污染具有协同作用,实现了“1+1>2”的政策效果。     

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能有效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吗?

如何从政策层面推动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是当下值得关注的重要议题。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作为推动经济结构转型与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制度设计,能否对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重要影响?以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其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有效性与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机制检验表明：试点政策主要借助创新环境优化与创新资源集聚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非国有、大规模与高新技术企业,以及营商环境较好、财政压力较小的城市,试点政策更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拓展分析表明：试点政策能通过空间溢出与生产网络溢出带动非试点城市企业数字化转型;同时,试点政策虽扩大了城市内数字鸿沟,但能有效缩小城市间数字鸿沟,促进区域数字转型协同发展。研究结论丰富并拓展了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微观经济效应,不仅为化解当前企业数字化转型困境提供切实可行的经验路径,也为数字技术深度赋能实体经济、重塑产业竞争优势及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参考。     

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能驱动城市创新水平提升吗?——基于"宽带中国"战略试点的准自然试验

作为现代化经济体系空间网络的"中枢节点"和"传输纽带",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激发城市创新动力、构建数字网络强国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1-2018年地级市面板数据,以"宽带中国"战略试点为准自然试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创新驱动效应.研究发现:"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城市创新水平提升,该结论在采用工具变量和倾向得分匹配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从时空效应来看:试点政策的创新驱动效应具有动态可持续性,随着年份的推移,效果不断增大;且试点政策加速推动了地理相邻城市的信息和创新要素流动,产生了较强的示范效应,并加剧了示范城市建设的政策洼地效应,对经济相似地区创新资源和要素产生了一定的虹吸效应.从影响机制来看,试点政策通过集聚驱动效应、结构优化效应促进城市创新,数字金融助推效应相对较小.从异质性来看,试点政策对东部地区城市和行政等级较高的直辖市、省会及副省级等城市的创新驱动效应相对更强.研究结论为深入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动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数字金融发展对城市碳排放效率的影响机制——基于中国279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数字技术应用推动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如何使数字金融更好地提升城市碳排放效率,对“双碳”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基于2011—2020年279个城市面板数据,采用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测算出各城市的碳排放效率水平,从理论与实证两个层面探讨数字金融发展对城市碳排放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数字金融与碳排放效率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且主要通过激励绿色技术创新、优化产业结构以及推动市场化进程来提升城市碳排放效率水平;其次,数字金融对碳排放效率的促进作用有明显的异质性,数字金融主要通过拓宽覆盖广度以及使用深度来发挥提升碳排放效率的作用,对于资源禀赋较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提升作用更加显著,然而数字金融在发展过程中易产生“数字污染”,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城市碳排放效率起抑制作用;最后,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发现,数字金融对碳排放效率的提升作用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果,能够发挥“知识溢出”作用,带动毗邻城市碳排放效率的提高。     

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能否促进碳排放效率——理论构建、机制分析及空间效应评估

创新驱动发展背景下,提高碳排放效率是实现绿色化、低碳化发展的关键环节。基于创新型城市试点建设的准自然实验,构建企业异质性分析框架,从理论与实证分析试点政策对城市碳排放效率的影响、传导机制与时空异质性,利用2006～2020年28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进行验证。研究表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会显著促进城市碳排放效率的提升;在影响机制方面,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会通过绿色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的渠道,提升城市碳排放效率;创新试点政策对碳排放效率的提升作用在不同区域、不同产业基础、不同规模的城市存在差异化影响;空间视域下,创新试点政策对碳排放效率的促进作用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会显著带动150千米至250千米内城市碳排放效率的提升。     

数字经济、绿色创新与“双碳”目标——“减排”和“增效”视角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实现人类文明永续发展的重要一环,而数字经济以数字和信息手段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起着全面的促进作用。基于“减排”和“增效”视角,使用量化的城市层面2011—2018年数字经济指数,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如何助力“双碳”目标实现,有如下发现：数字经济可通过助力碳排放量降低和碳生产率提升推进“双碳”目标的实现,且这种影响存在地区差异,在东部地区更为显著,在中西部地区相对较弱。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促进绿色创新推动碳排放量降低和碳生产率提升。据此,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差异化的数字经济模式和释放数字经济的绿色创新力等方面提出政策启示。     

绿色金融对碳排放的影响——基于消费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

为解决经济与生态平衡问题,我国实施绿色发展战略,创建绿色金融体系,以减少碳排放。本文基于2017年出台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013—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绿色金融政策对碳排放的影响和中介效应。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政策的实施显著抑制了碳排放,且消费结构升级在绿色金融对碳排放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绿色金融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第三产业占比较低以及碳排放强度较高的省份更显著。因此,要发挥好试点地区先行先试的作用、倡导全民“绿色低碳”消费进而推进消费结构升级,同时因地制宜地搞好绿色金融发展。     

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绿色转型的影响研究——基于“三生”空间的视角

以绿色转型推动"城市病"治理,是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从生产、生活、生态("三生")空间视角出发,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城市绿色转型的作用机理,以2011—2018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以上城市为例,运用熵权法、耦合协调模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等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绿色转型的影响。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城市绿色转型及"三生"空间转型水平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提高,且在空间上表现一定程度的趋同性,而上、中、下游地区差异明显;数字经济能够驱动城市绿色转型,相较于生态空间转型的影响,对生产空间转型、生活空间转型的影响效应更加突出;在区域异质性上,长江下游地区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驱动城市绿色转型及"三生"空间转型,而中、上游地区数字经济不能够有效驱动生态空间转型。为进一步强化数字经济作为城市绿色转型的引擎作用,应加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完善;依托地区比较优势,实施数字经济驱动城市生产空间转型差异化发展路径;强化数字技术在城市生产、生态空间的应用。     

“双碳”目标下绿色金融助力经济低碳转型的机制研究——基于绿色索罗模型

本文基于2006年-2020年30个省份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模型实证分析和验证了绿色金融助力经济低碳转型的作用机制,进一步探究了不同碳排放水平下,绿色金融助力经济低碳转型的作用机制是否存在异质性。研究发现,绿色金融可以助力经济低碳转型;在当前的能源结构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下,绿色金融可以同时通过能源结构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调节机制助力经济低碳转型。但能源结构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调节机制存在区域异质性,在高碳排放地区能源结构的调节机制没有发挥出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调节机制为负向,在低碳排放地区能源结构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发挥了正向的调节机制。     

节能减排财政政策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的“量质齐升”吗?

“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城市”试点作为绿色财政领域的一项重大实践，可以通过财政手段加快推动淘汰落后产能，严控高耗能、高排放行业过快增长，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从而成为驱动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引擎。基于中国2003—2019年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将“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城市”试点视为准自然实验，通过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节能减排财政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节能减排财政政策显著提升了示范城市绿色技术创新质量与数量，在经过堆叠双重差分、两阶段双重差分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中介效应分析表明，节能减排财政政策通过财政支持的科技资源配置效应和人才集聚效应以及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提升示范城市绿色技术创新质量和数量；异质性分析发现，节能减排财政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在不同地理位置、资源禀赋、金融科技水平的城市间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分析还发现节能减排财政政策对相邻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绿色金融赋能碳中和的传导机制与空间效应

“双碳”目标为绿色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绿色金融则在推动经济绿色转型、实现“双碳”目标的过程中发挥着重大作用。然而,现有实证研究主要针对绿色金融对碳达峰的影响（碳减排效应）,鲜见从碳减排和碳移除两个维度探究绿色金融赋能碳中和的经验分析,且缺乏对相应空间效应的检验。本文认为,绿色金融会引导社会资金流向有利于绿色发展的生产活动,促使更多资源被配置在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领域中,这将减少单位产出的碳排放量并增强地区碳移除能力,进而推动实现碳中和。具体来讲,绿色金融的发展,有利于经济活动中节能减排投入的增加和能源消费结构的清洁化,进而从碳减排维度赋能碳中和;有利于通过绿色农业和林业开发提升陆域碳汇能力,进而从碳移除维度赋能碳中和;有利于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应用、推动产业结构及外资结构低碳化和生态化转变,进而从碳减排和碳移除两个维度赋能碳中和。同时,在绿色金融发展、碳排放和碳移除的空间溢出作用下,绿色金融赋能碳中和具有空间溢出效应。运用动态SDM模型对2010—2020年中国30个样本地区的分析发现：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和碳赤字水平均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地区绿色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本地碳减排和碳移除进而降低本地的碳赤字水平,同时也有利于降低相邻地区的碳排放和碳赤字水平;总体上看,绿色金融赋能碳中和的直接效应大于间接效应,短期效应大于长期效应;此外,节能环保支出增加、能源消费结构清洁化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等可以抑制碳排放量的增加,森林覆盖率提高可以促进碳移除能力提升,绿色技术创新和应用则可以同时促进碳减排和碳移除。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进行了如下拓展和深化：一是在理论上较为系统地探讨了绿色金融赋能碳中和的传导机制,二是将碳赤字、碳减排和碳移除纳入同一分析框架检验了绿色金融发展对碳中和的促进作用及其空间溢出效应。本文研究表明,绿色金融发展不仅会助力本地碳中和的实现,还会对相邻地区产生积极的空间溢出效应。应进一步挖掘和提升绿色金融发展的积极效应,强化其对资金流向的引导作用,并加强绿色监管,着力解决绿色技术创新投入不足、绿色资源错配等问题,尤其应重视和避免“漂绿”现象带来的负面影响。     

创新型城市建设的区域协同创新效应研究

创新是第一动力,创新驱动发展需要构建区域协同的国家创新体系。现有研究表明,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试点政策的实施有效提升了试点城市的创新水平并带动了其他城市的创新发展,但其是否促进了区域协同创新有待进一步研究且缺乏经验证据。本文认为,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会促使试点城市的创新环境改善、创新要素聚集和创新能力提升,从而推动创新创业活动的增加并加快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由此产生的合作创新需求增长以及合作创新环境改善会进一步促进试点城市与其他城市之间的创新合作,进而有利于区域协同创新发展,且试点城市的合作创新能力越强、合作创新环境越好则这种区域协同创新促进效应越强。将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试点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2003—2019年276个地级市的数据,用人均合作专利数来刻画城市间合作创新水平,进而运用双重差分法分析试点政策对城市合作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试点政策的实施对试点城市与其他城市之间的合作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该结论在经过删除省会城市样本、PSM-DID检验、试点时间滞后处理、控制其他试点政策影响、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表明试点政策有效促进了区域协同创新;试点政策的实施显著促进了试点城市的创新创业活动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表明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可以通过加快试点城市的创新发展和产业升级来促进区域协同创新;试点政策的区域协同创新促进效应在东部地区比中部和西部地区更为显著,表明提高合作创新能力和改善合作创新环境有利于该政策效应的充分发挥。相比已有文献,本文从区域协同创新视角拓展了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试点的政策效应分析,并为创新型城市建设对区域协同创新的促进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从创新创业活动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两个方面进行的作用机制分析以及地区异质性考察则有利于试点政策的完善和区域协同创新的推进。本文研究表明,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在加快试点城市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区域协同创新。因此,应继续大力推进和推广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试点,构建布局合理的创新型城市网络,并强化创新合作和创新驱动,进而推动形成区域协同的高水平国家创新体系。     

资源型城市财政政策的降碳效应研究

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时间紧、任务重,资源型城市因其碳排放数量多、强度大,未来面临更大的降碳压力。本文通过回顾中央及地方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政策实践,运用DEA-Malmquist模型分析资源型城市节能环保财政支出的减污降碳效果。分析表明,2013至2019年间我国节能环保财政支出效率总体呈上升态势,但综合效率并未达到DEA有效。在“双碳”目标约束下,叠加资源型城市历史遗留问题突出、低碳转型财政政策可持续性不强、财力不足、发展动力不够等现实挑战,有必要进一步加大对资源型城市财政支持力度,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多渠道撬动社会资本参与资源型城市低碳转型,强化资源型城市低碳转型财政政策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