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OFDI的产业选择策略

在经济全球化迅速蔓延和全球产业结构加速调整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也呈现出持续增长态势.而合理的OFDI产业选择策略能推动我NOFDI总量的增长以及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本文通过分析我国OFDI产业选择的现状及存在问题,结合DEA效率测算提出我国OFDI产业选择战略及相关政策建议.     

我国IFDI、OFDI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地区异质性研究

文章利用我国28个省份2004～2015年的相关数据,从整体和分样本两个维度来研究外商直接投资(IFDI)、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表明:我国IFDI抑制了产业结构升级,而OFDI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东部地区IFDI和OFDI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与整体的结果基本一致,中西部IFDI、OFDI对产业升级作用不明显。因此,在双向投资战略实践中,要合理引入外资和对外投资并加强两者的有机协调与配合,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     

制度距离、要素禀赋与我国OFDI区位选择偏好——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动态面板数据的系统GMM方法,实证分析了制度距离对我国OFDI区位选择的非对称效应以及要素禀赋对我国OFDI区位选择影响的差异性。实证结果显示,对于全部样本国家,制度距离对我国OFDI是负效应。同时也发现,非OECD国家的制度距离对我国OFDI区位选择是负效应,而OECD国家的制度距离是正效应。此外,非OECD国家和OECD国家的要素禀赋对我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具有差异性,非OECD国家自然资源的影响是正效应,而OECD国家资本要素的影响是正效应,但全部样本国家的劳动力丰裕程度的影响并不显著。     

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对广东省CO_2排放的影响探究

文章主要从出口贸易依存度和对外直接投资(OFDI)角度分析其各自与广东省CO_2排放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出口依存度对广东省CO_2排放的正效应不是很显著但是也有70%左右的置信区间,主要得益于广东省对外经贸转型取得一定的成效;而OFDI对广东省的CO_2排放有显著的负效应,主要是因为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和产业选择战略。最后,结合经济规模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城市化水平以及技术效应,对广东省今后低碳经济的发展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东道国人力资本、研发投入与我国OFDI的反向技术溢出

借鉴C-H模型,本文建立中国OFDI反向技术外溢的计量模型,对中国OFDI反向技术外溢的存在性进行了进一步验证,并从东道国角度出发,对影响我国OFDI反向技术外溢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我国OFDI具有显著的反向技术外溢,同时这种反向技术外溢受东道国研发投入、人力资本的显著的正向影响。东道国外资政策对我国反向技术外溢存在正向影响,但影响不显著。我国在选择OFDI东道国时,应选择研发投入多、人力资本充裕的国家,而在考虑东道国经济政策时要综合考虑其制度因素,不能仅以外资政策论。     

基于产业结构优化的我国OFDI宏观绩效评价

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与从投资中获得的经济社会效应相匹配。本文首先运用灰关联系数建立多维评价指标体系,然后构建熵权TOPSIS绩效评价模型,从产业结构优化的视角,以2005～2009年全球排名均在前25位的14个国家为评价对象,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绩效进行相对评价。结果显示:在2008年之前,我国OFDI绩效呈现出上升态势,且与其自身的上升势头相匹配;但在2009年,我国OFDI绩效表现不佳,投资增长未能带来相应的产业结构优化促进效应。     

OFDI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基于灰关联的分析

文章根据2003～200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行业结构和国内产业结构的数据,通过计算灰色绝对关联度、灰色相对关联度和灰色综合关联度,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结构与国内产业结构密切相关,OFDI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其中对于采矿业和制造业的投资对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有着更为重要的促进作用。     

OFDI的研发自选择效应及其异质性研究——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将内生增长函数引入Helpman的跨国公司异1质性模型,发现我国企业OFDI存在研发自选择效应。实证研究表明：跨国公司相对本土企业具有更高研发投入,OFDI强度与研发投入呈正相关关系;内生性研究表明,高研发投入企业倾向于自选择从事OFDI,但是OFDI并不能显著提高企业研发投入。异质性研究表明,OFDI的研发自选择效应具有地区异质性、行业异质性和所有权异质性,地区层面上,东部地区自选择效应最低,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高;行业层面上,非高技术行业企业研发自选择效应更高;所有权层面上,国有企业研发自选择效应高于非国有企业。     

文化距离与我国企业OFDI的进入模式选择——基于大型企业的微观数据检验

文化距离是研究对外直接投资(OFDI)进入模式涉及最多的影响因素,直接关系到OFDI的绩效与成败。本文采用最具代表性的KSI指数测度文化距离,并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调研和上市公司年报3个渠道获取了2004年以来中国82家大型企业267次OFDI的相关数据。在微观数据的基础上,分别对这些企业OFDI的多样化模式、所有权结构和嵌入型平行模式进行了分位数描述性统计、Logit和Mlogit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文化距离对OFDI多样化和平行模式选择具有显著的直接影响,且文化距离越大,企业越倾向于并购进入模式;文化距离对OFDI所有权结构的影响并不显著;文化距离通过母公司因素对进入模式选择产生了显著的间接传导作用,而通过东道国因素产生的间接影响不显著,且远远不及文化距离、母公司因素、产业因素对OFDI进入模式产生的直接影响。     

OFDI对我国区域产业转移的影响CSSCI

本文基于我国30个省(市)的2003-2016年的相关数据,利用动态面板的系统GMM分析方法,实证检验了我国OFDI对产业转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OFDI对我国区域产业转移具有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前一期的产业转移抑制了当期的产业转移;政府支出和产业聚集度对产业转移具有正向影响,而劳动力成本和贸易自由度对产业转移具有负向影响。并依据研究结果提出了加大对外直接投资力度和深度;制定优惠政策,鼓励民营企业加入产业转移;抓住"一带一路"倡议机遇,促进西部地区产业转移等政策建议。     

日本对东盟OFDI的母国产业升级效应

基于2003—2020年日本对东盟十国的直接投资数据,并选取产业结构高级化IS和合理化IR两种指标来衡量日本国内产业结构演进状况,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分析日本对东盟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国内产业升级的影响。长期Johansen协整检验和短期向量误差修正VECM模型的研究结果表明,日本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最后在借鉴日本对东盟直接投资近50年的投资经验的基础上对中国产业发展提出了相关产业合理化和高级化调整建议。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OFDI的母国就业效应研究

就业与人民福祉紧密相连，“一带一路”倡议对就业有深远影响。文章基于2000～2020年中国291个城市面板数据建立理论分析框架，并使用Bartik工具变量缓解内生性问题，对“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OFDI的国内就业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中国OFDI促进了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使国内外生产要素呈现互补关系，扩大了国内就业规模，因此“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促进中国OFDI拉动了国内就业。同时，就业效应会因城市区位、城市级别以及产业而异。此外，文章还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显著促进了资源型城市的就业，产业结构升级是OFDI影响就业的重要中介变量，人力资本高级化对就业效应产生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为此，文章提出应进一步加快“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提升其影响力和经济效益，同时要积极应对产业结构调整所带来的就业压力，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企业异质性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基于广东省企业层面数据的考察

运用企业异质性模型框架,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区位选择进行理论分析,并通过广东省企业层面数据的实证考察,进而探索中国企业生产率异质带来的OFDI区位选择差异。结果表明,进行OFDI的企业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并且企业生产率在不同区位所表现出的作用大小不同,其中在亚洲地区效应最为显著;在OFDI扩展边际上,企业生产率越高,其进行OFDI的东道国数量越多;具有更低生产率阈值的东道国,其所吸收的中国OFDI越多。本文也印证了OFDI的跨越贸易壁垒行为,即东道国实施的关税对中国企业OFDI区位选择具有显著的正效应。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研究——基于产业结构优化视角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关系到我国对外经济活动的宏观经济效益,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目标应定位为满足国内产业发展的内在需求,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产业选择应是比较优势产业、关联效应强的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以及服务业。     

企业OFDI与出口产品技术提升:基于微观企业数据研究

文章将OFDI对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的影响从理论和机制上进行分析,认为OFDI对企业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在投资动机和所在行业因素上具有差异性,并运用企业微观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主要结论为:除了非经营类OFDI以外,贸易销售类OFDI、研发加工类OFDI、多样化OFDI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研发加工类OFDI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最大;而轻纺制造业企业选择贸易销售型OFDI、资源加工企业选择研发加工型OFDI、机械电子类企业从事多样化OFDI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有更大的促进作用。文章还分析企业技术提升持续期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机理和对策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引导经济资源配置的重要动力机制。在我国，产业政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导向性作用，是我国经济发展体系的中心，而金融也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核心支持机制。产业优化选择的主要目标是从低附加值的一般性产业样本中，遴选出具有高附加值潜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因此，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与升级过程来分析，产业优化选择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与升级目标的重要前提条件。     

中国OFDI的Linder假说:基于二元边际的视角

文章利用2007～2015年中国对166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数据,从需求偏好和收入差异的角度来考察中国OFDI区位分布的规律性。为了克服样本选择偏差,文章采用了两阶段引力模型进行估计,并从二元边际的视角考察了收入差异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从OFDI的集约边际还是广延边际看,中国OFDI都偏好于与本国收入水平相似的东道国,且投资规模也相对更大,这说明中国OFDI区位选择规律符合Linder假说。     

OFDI有助于赋能“中国智造”吗?:基于企业微观产品层面的经验数据分析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企业智能化转型升级是学界、业界普遍关注的重点议题。文章以OFDI企业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005～2020年上市企业产品智能化数据，运用倍差法系统探究OFDI赋能“中国智造”的作用效果与影响路径。研究发现，OFDI显著提升了企业产品智能化生产倾向性和产品智能化种类，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此结果依然稳健。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相较于民企和外企，OFDI赋能“中国智造”对国企的激励作用更为凸显；相较于新兴产业和瓶颈产业，OFDI赋能“中国智造”对成熟产业的激励作用更为显著；企业年龄与产品智能化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关系，这表明OFDI赋能“中国智造”对于处于“成长”或“成熟”期的中国企业恰逢其时。影响路径的三重差分结果表明，逆梯度下OFDI赋能“中国智造”可借助创新激励效应和成本优化效应实现；顺梯度下OFDI赋能“中国智造”的创新激励效应并不显著，但成本优化效应更为凸显。文章的研究结论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企业创新驱动战略实施及智能化转型升级路径选择具有重要启示及借鉴意义。     

异质性与中国企业OFDI自我选择效应实证检验北大核心CSSCISSCI

自新—新贸易理论提出后,生产率被认为是决定企业国际化路径选择最为重要的因素。本文运用2012年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探究中国企业OFDI是否存在自我选择效应,然后根据中国国情,对HMY模型进行扩展,分析影响中国制造业企业OFDI行为的其他异质性因素。研究表明,中国制造业企业整体OFDI自我选择效应不显著,存在生产率悖论,企业规模对中国制造业企业OFDI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企业性质与其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企业利润并不是中国制造业企业OFDI的主要驱动力。     

中国技术寻求型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研究——基于东道国技术水平的分析视角

本文使用2003-2012年我国分别对技术水平不同的2组、16个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OFDI)数据,采用GMM方法进行动态面板分析,研究了我国技术寻求型OFDI的反向技术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我国对不同技术水平国家进行OFDI的动机有差异。另外,我国OFDI存在一定的反向技术溢出效应,但只有向包括技术水平较高的发展中国家在内的高技术水平国家进行的技术寻求型OFDI才能更好的促进我国技术水平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