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广街区制居民小区的目标与实施路径研究

2016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打开封闭小区,推进街区制,引起广泛热议。但数年过去,全国并没有兴起推进街区制的高潮。说明打开封闭小区,推进街区制仍然没有一条清晰可行的实施路径。文章通过对我国传统封闭小区的发展与变化过程的梳理,分析街区制的主要特点及欧美国家实施街区制的主要经验,并深入分析我国推进街区制的主要益处及面临的现实问题,提出我国推进街区制的主要目标,即构建商业—住宅—休闲和谐相处模式体系及主要的配套措施。     

官僚制的困境与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

官僚制是政府治理的一种组织形式.在工业社会时期,官僚制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在信息社会,官僚制正面临深刻的危机,官僚制内部信息结构和激励结构的困境是引起危机的根源.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就是对这一危机的反应,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实际上就是对官僚制所作的改革.     

债权人治理与企业财务困境的防范

债权人为企业提供了大量的资源,是企业资本的重要提供者.由于债权人是企业的外部利益相关者,信息不对称使得债权人在与企业内部经营者之间的博彝中总是处于不利地位,从而在企业陷入财务困境后蒙受极大的损失.本文认为,让债权人参与企业的公司治理,分享企业的经营控制权,建立债权人对企业事前、事中、事后的全程监控机制,有利于实现并维护企业经营过程中的财务制衡机制,防范企业陷入财务困境,并极大地保障债权人在企业应享有的各项权益.     

财务困境上市公司治理失败的实证研究

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是保持公司财务健康的必要条件.本文通过实证研究来阐明财务困境企业治理结构的特征,从治理结构层面寻找使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原因,引导企业对治理结构进行重新安排和设计,使其向着高效、健康和合理的方向发展.     

多中心治理视角下业委会治理困境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近年来,社区治理逐渐成为我国基层治理的重点,而作为社区治理重要主体之一的业主委员会也受到了学界的关注。业主委员会是维护业主集体利益的社会自治组织,但是目前我国业委会自治水平并不高。基于对S市QP区的多个社区的实证调查,并结合多中心治理理论对业委会治理的困境进行解析和探讨,对促进社区中不同治理主体的良性互动与合作,以及促进我国基层治理水平的提高均具有积极意义。     

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处境、困境与路径

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无疑是当今世界最受关注的治理实践。与人们的期望相背,气候治理的实践一直都是并将在可见的将来都会是举步维艰的。之所以如此,是由气候治理的内在困境所决定的;因此,有效的治理路径只能是立足于现实困境之上的谨慎探索。     

地方高等院校财务治理的困境

随着我国高校逐步进入扩招后还债高峰阶段,高等学校财务风险也随着上升,研究高等学校财务治理问题就成为一个非常紧迫的任务和热门话题,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地方高校财务治理现状,提出了完善地方高校财务治理的途径和措施.     

董事会治理与公司经营困境关系的研究现状、问题与趋势

董事会作为公司治理体系的核心,其表现与公司处于经营困境有着直接联系。本文系统回顾了国内外有关董事会治理与公司经营困境之间关系研究的现状,主要介绍了国内外学者对董事会规模、内部董事、董事会独立性和治理困境有效性与公司经营困境之间关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并给出了简要评述,同时提出了董事会治理与困境关系研究存在的基本问题,并指出了今后的研究趋势。     

乡村自治的“弱治理”困境及突破

我国以乡村自治为核心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走过坎坷不平的道路.取消农业税、快速城镇化等等带给乡村自治机遇的同时带来挑战,乡村自治自身实践也遇到“弱治理”的发展滞碍.面对发展困境,要加强自治主体培育、理顺乡村自治中的关系、创造良好的乡村自治法律和外部环境,要为实现乡村自治向民主政治转型打下基础、铺平道路,加快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乡村自治需要不断突破困境迎接挑战.     

城市大气污染治理困境与政府路径研究——以兰州市为例

公共性、外部性等问题的存在,导致城市大气环境保护中出现市场失灵的现象,从而对地方政府提出了制度要求.但现实情况表明,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弱化了地方政府治理城市大气污染的能力.因此,建立政府为主体、市场补充、社会参与的多中心制度供给,破解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瓶颈.     

我国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困境与治理对策

家族企业在增加税收、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提供就业和增强社会稳定方面有着重要作用。由于家族企业成员生命周期的影响,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成为一种独特的经济现象。文章基于我国东部地区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困境的探索分析,提出完善我国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治理对策。     

县域财政自主治理的行为逻辑与制度困境

本文基于访谈法,从理性人假设出发,分析代表地方利益的县域政府拓展其财政自主性空间的努力,重点从质的研究视角分析财政治理中,县域财政自主治理的行为逻辑及其面临的制度困境。本研究表明,现阶段我国县域财政自主治理具有双重特征,即财政收入上的扩张性和非规范性以及财政支出上的约束性。只有在发挥县域财政自主治理的同时,规范县域财政的扩张性行为,才能有效发挥财政分权的作用。同时,本文就我国县域财政自主治理问题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大数据赋能政府治理面临的困境与出路

政府治理是一个多维度的过程,它受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共同影响。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数据技术逐渐成为推动政府治理变革的重要力量。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与政府传统的治理模式发生碰撞。尽管传统模式曾取得很大的成就,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也暴露出许多问题,如信息孤岛、数据壁垒等,给政府治理变革造成了很大的阻碍。鉴于此,以大数据的理论逻辑为切入点,深入分析大数据如何赋能政府治理,剖析目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具体的治理路径,以期促进大数据在政府治理上的良性应用,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区域治理合作的困境与突破 ——以长三角区域治理为例

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也逐渐加深,对区域公共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提升区域公共治理的效率,推进区域治理现代化建设是当前社会经济发展急需解决的课题.基于此,本文从区域治理合作内涵入手,分析了当前区域治理合作所面临的困境,提出重塑价值理念、完善组织机构、健全制度规范等应对策略,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当...     

从国美控制权之争看上市公司治理困境

国美控制权之争是上市公司治理困境的现实反映,表现为大股东(或控股股东)行为缺乏有效制衡、成熟的受托责任意识缺失、内部人控制现象日益突出以及外部治理弱化。其治理对策是:增强股东控制权、规避内部人控制和大股东控制、健全内部激励约束机制;强化资本市场约束、经理人市场约束、法律约束和媒体约束。     

税费改革后资源短缺地区乡村治理的困境

税费改革是党和政府减轻农民负担、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在实践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由于税费改革后乡村社会许多潜藏的问题显现出来,如农民负担重和农民增收难、乡村两级组织无法正常运转、义务教育和公益事业陷于瘫痪、乡村债务沉重等一系列问题,使资源短缺地区的乡村治理陷入困境,严重影响了农村社会乃至整个国家的稳定与发展,说明党在农村的工作任重而道远。     

边界模糊的灰色博弈与征地冲突的治理困境

利益边界、是非边界和行动边界都模糊不清是征地冲突的显著特征。在边界模糊的征地博弈之中,作为最主要主体的基层政府和农民都倾向于采用灰色化的博弈策略,最终导致征地冲突治理的严重困境:一是缺少实现利益均衡的公平公正标准;二是导致征地冲突中的恶性循环与恶人得势;三是导致征地冲突极易演化成暴力事件。因此,通过征地制度改革和乡村治理转型构建清晰边界是预防和化解征地冲突的突破口。     

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共同体构建中的协同困境与破解思路

随着社会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深化发展,政府单一主体的有限理性和能力不足凸显,使其无法满足社区多样化、精细化的需求,迫切需要社会组织加入到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中。作为社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组织能有效弥补政府缺陷并纠正市场失灵,满足多样化的社会需求。但同时存在社会组织内部治理不佳、基层政府行政掣肘、社区居民参与度不足等多重阻力。鉴于此,提出社会组织有效参与协同治理的对策,即理顺政社关系,规范和引导社会组织协同治理;挖掘社会资源,提升社会组织的自主性;优化专业能力,提高社会组织的自治水平;拓宽居民参与的广度及深度,激发居民参与热情。     

创新型都市圈发展困境与治理机制研究

创新型都市圈通常有两种典型形成路径：一是创新型城市演化为创新型都市圈;二是一般性都市圈升级为创新型都市圈。当前,创新型城市竞争大于合作的格局,影响了创新型都市圈的演化进程,而合作创新收益及其分配结果不明确所导致的路径依赖和搭便车行为,也延缓了从一般性都市圈向创新型都市圈的升级。针对创新型都市圈面临的发展困境,提出构建都市圈合作创新治理机制。为促成创新型都市圈合作效应大于竞争效应,同时避免机会主义行为,确保创新型都市圈成员获得与其贡献和能力相符的创新收益,各地政府应为合作治理机制的形成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提升创新型都市圈整体创新绩效。     

乡村治理结构及其困境研究——以某省某县某村为例

乡村治理就是多元治理主体对乡村的公共事务进行协同共治的过程,治理主体的多元性、治理方式的协同性、治理内容的公共性以及治理目标的综合性是其主要特征。为了探究现阶段传统乡村的治理情况,文章选取某省某县的一个传统自然村落为分析对象,试图呈现在行政村一级的两委班子职能弱化的情况下,以村民小组为基本治理单元的村治结构,以及由于权力结构失衡、家族势力、干部素质低下、政治信任缺失等导致的治理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