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现金流量、股权结构与我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问题研究

按照自由现金流量假说,当公司存在大量自由现金流量时,管理人员的机会主义行为容易引发过 度投资.本文以2005-2007年上市公司数据考察我国企业是否存在过度投资以及股权结构能否抑制过度投资.分析表明我国企业普遍存在过度投资行为,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过度投资更严重,现金流与投资行为显著正相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股权集中度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制约过度投资,但是举债在我国并不能对过度投资发挥有效的抑制作用.     

股权结构与控股股东行为的实证研究

关于股权结构与控制权收益实证分析表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控制权收益越高;第二大股东与第一大股东之间的相互制衡有利于限制控股股东的掠夺行为,减少控制权收益。因此,降低股权集中度、充分发挥大股东之间的相互制衡作用是规范控股股东行为的关键所在。     

股权分置改革能抑制控股股东过度投资行为吗?

文章基于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视角研究了控股股东侵占与公司治理问题,特别考察了股权分置改革是否有助于缓解控股股东过度投资。基于Richardson(2006)预期投资模型,文章的研究结果显示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度对过度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股权分置改革能够显著弱化这种分离度与过度投资之间的正向关系。政府控股公司比私人控股公司的过度投资更为严重,而改善外部治理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过度投资。文章为控股股东侵占行为提供了证据,同时表明股权分置改革有效缓解了过度投资。     

自由现金流量、过度投资与公司业绩

企业投资行为是否有效率对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财务目标能否顺利实现具有重要影响.在充分考虑公司成长机会和自由现金流量差异的基础上,本文通过实证研究自由现金流量与过度投资的关系及其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当公司存在自由现金流量时,中国上市公司倾向于过度投资.不过自由现金流量与过度投资的关系会因公司成长机会的高低和持有的自由现金流量的多少而有所不同,从而表现出一定的区间效应.其中,代理问题比较严重的高自由现金流量、低成长机会的公司过度投资问题显著高于其它类型的公司,且从对公司的经营业绩的影响来看,此类公司的过度投资是一种严重破坏公司价值,损害股东财富行为,其投资非但不能提高公司经营业绩,相反还一定程度上对公司现有经营业绩造成侵蚀.     

基于经理人过度投资行为的控制权配置机制设计

通过建立一个基本分析框架,研究了经理人过度投资行为与控制权配置机制设计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设计适当的控制权配置机制能够有效缓解经理人的过度投资行为,且控制权的配置存在着某些规律性,并由此得到了一些重要结论:当市场机制较为完善或股东的监督效力比较强时,或当投资项目的风险较大而使监督经营行为的成本很大时,经理人应配置更大的控制权;当经理人获取隐性收益的能力和可能性较大时,经理人应配置较小的控制权;配置给经理人的最优控制权及其最优分成比例在激励功能上是互补的,为降低经理人的过度投资而设计的激励机制就是在两者之间进行权衡。文章最后还对缓解我国公司经理人的过度投资行为提出了建议。     

直接控股股东持股与股价崩盘风险——基于过度投资和现金分红的中介效应

在现有股东持股与股价崩盘风险的关系研究中,少有同时参考两类代理成本,选取两个中介变量进行效应分析。因此,本文选用2009—2017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引入过度投资与现金分红,对直接控股股东持股与股价崩盘风险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高比例直接控股股东持股对股价崩盘风险具有降低作用,同时,过度投资和现金分红在二者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过度投资的中介效应解释度大于现金分红,二者多表现为一种并列关系,在管理层持股比例较低和股权制衡度较低时,更容易发挥中介效应。     

钱多办"坏"事:自由现金流量与过度投资

公司存在自由现金流量时,就会发生过度投资行为.参考现有研究,本文构建了一个主要包括成长机会和融资约束因素的投资预期模型,利用此模型的拟合值和残差设计了一个直接度量自由现金流量和过度投资构成的框架.通过对2006年我国制造业633家上市公司的截面数据分析,发现过度投资与自由现金流量显著正相关,而且自由现金流量为正的公司更可能发生过度投资,支持了代理成本理论.     

控制权收益与上市公司过度投资——来自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的经验证据

本文没有采用一般意义上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委托代理模型,而是假设控股股东与经理人利益相一致的分析框架。只要股权融资下的控制权收益超过负债融资下的财务杠杆收益,控股股东就会选择权益融资方式实施投资项目。即使在投资项目的净现值和项目的投资收益率小于零的情况下,控股股东仍因能通过发行新股所取得的控制权收益达到其投资目标而实施该投资项目,从而发生过度投资行为。实证结果显示,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后的5年中,净资产收益率和总资产净利润率呈显著的下降趋势,且在第5年平均为负。经粗略估算,上市公司每次股权再融资所取得的平均控制权收益约为2.26亿元,其中国有股东约为1.5亿元,上市公司可接受投资项目的最低收益率平均为-1.48451。     

中国的投资效率与过度投资问题研究

本文通过对投资效率以及过度投资的实证分析和经验推断后认为,从总体上说,从总量投资效率来考察,中国经济并不存在投资过热或过度投资现象,即中国的高投资不存在低效率问题.但是,从局部上看,在个别产业、个别地区和个别行业存在过度投资或者说投资低效问题.其政策含义是,针对局部地区和行业的投资过热和过度投资所进行的宏观调控是必要的,但不能一味地搞"一刀切".在进一步健全投资领域市场化机制的基础上,依靠市场力量提升投资效率.     

过度投资的动因研究

通过对过度投资概念及过度投资的动因进行研究。过度投资的动因由下面四个因素构成：经营者偏离所有者目标、信息不对称、公司治理结构不规范、管理者特质及认知偏差。     

上市公司终极控股股东两权分离度对投资行为影响研究

本文选取沪深两市A股2010-2012年连续3年共3441个上市公司财务数据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终极控制股东两权分离度对投资行为的影响。通过对实证结果的分析得出结论：考虑到中国特殊国情,在股权分置情况下,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程度高的公司过度投资水平显著高于分离度低的公司。     

过度投资研究评述

文章从公司治理、行为财务和政府干预三个层面回顾了过度投资研究文献,发现绝大多数文献仍基于公司层面,尚未有专门文献研究企业过度投资在政府干预下形成机理及其约束机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战略任务的实施如何影响该机制的运作也鲜有涉及,最后结合中国企业的具体生存环境,提出了企业过度投资行为领域的未来研究方向.     

民营上市公司政治关联与过度投资关系研究

文章从实证分析的角度探究了我国民营上市公司政治关联与过度投资水平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政治关联显著影响我国民营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同等条件下,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比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具有更高的过度投资水平;同时,从政治关联类别的角度来讲,政府官员类企业过度投资水平相对严重,而代表委员类对过度投资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控股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两权偏离——基于第二类代理问题视角的研究综述

基于第二类代理问题的视角,对公司治理中控股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偏离产生代理问题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全面综述,发现现有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公司绩效、创新、捐赠和信息披露质量方面,但是研究结论并不完全一致。对研究结论的不一致进行了深入探讨和解释。     

股权结构、内部现金流和企业投资行为——对自由现金流和信息不对称理论的检验

中国上市公司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高度分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样本.本文从终极控制人的视角,以我国2003-2007年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了终极控制股东现金流权及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偏离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企业的投资现金流敏感度随着终极控股股东现金流权的增加而趋于下降;伴随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水平的增加而上升.这种结果和自由现金流假说一致,即控股股东拥有过多的自由现金流可能导致过度投资,并且这种过度投资问题在资产收益率低的公司里更加严重.我们的结果不仅解决了以往关于现金流和投资之间的敏感是由于控股股东偏好过度投资还是投资不足的争论,而且为控股股东存在“激励效应”和“堑壕效应”提供了直接证据     

产品市场竞争与上市公司过度投资

对于企业过度投资问题的研究,目前国内文献一般集中于代理问题展开的。本文认为,产品市场竞争也会对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产生影响。通过2001～2004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本文实证研究发现,产品市场竞争对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有显著影响,市场竞争能够约束公司过度投资水平。当公司代理问题严重时,产品市场竞争状况与公司的过度投资水平高度相关,公司经理会利用现金流进行过度投资。另外,处于行业内主要厂商地位的公司的过度投资问题也比其它公司严重。     

我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剥夺中小股东利益问题的研究

文章对我国上市公司中的控股股东剥夺中小股东利益的原因、条件和方式进行了分析,并运用Barclay和Holderness提出的大宗股权转让溢价的方法对我国上市公司中控股股东剥夺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中的大宗股权的溢价达到了43.8%远远超出了公司治理较好的发达国家中的同类事件的股权溢价。因此,作者认为应当通过加快对中小股东权益保护方面的法律的制定,加强对相关事件查处的力度、建立我国上市公司的诚信机制和完善我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来减少我国上市公司中大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占。     

中国省际资本回报率与投资过度

本文在现有宏观层面测算资本回报率的方法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将风险因素纳入基本模型探索消除不确定性的资本回报率的测算方法,并进一步分两个层次考察我国是否存在投资过度。通过采用1993—2013年中国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可以发现:(1)消除不确定性的资本回报率指标优于资本回报率指标;(2)省际的消除不确定性的资本回报率处于8%到15%的区间范围;(3)区域间消除不确定性的资本回报率的时间趋势一致,但绝对大小存在显著差异,随着经济发展阶段不断上升其表现出明显的"倒U型"特征;(4)中国的投资过度问题亟需重视,其中河北等9省已出现第二层次投资过度,北京等12省已接近第二层次投资过度的临界水平,余下8省没有达到第二层次的投资过度。     

企业过度投资危害分析及对策研究

随着不断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经济总量和经济发展速度都得到显著提高,取得了瞩世的成就.而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尤为重要,是企业资金积累的重要来源,关系到企业的长远健康发展.正确的投资决策可以有效提高企业的赢利能力进而提升企业价值,而盲目扩大企业投资,会给企业经营造成很大风险,最终给企业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失,同时也影响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因此,本文深刻剖析了造成过度投资的原因,并为此提出了解决措施.     

基于投融资关系的我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投融资关系的视角,探讨了过度投资、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以2007年至2011年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为样本,运用Richardson (2006)残差度量模型,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存在过度投资行为,过度投资导致企业价值下降；负债率的提高恶化了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并使企业价值显著下降.本文指出导致公司过度投资和债务治理机制失效的重要原因在于公司治理制度缺陷和债务的软约束,并从宏微观两方面提出相应的治理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