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新闻共谱跨文化新体验,打造多元社区新生活 青年全球治理创新设计大赛（YICGG2014）圆满落幕

7月11日上午,2014年青年全球治理创新设计大赛（YICGG2014）闭幕式在复旦大学逸夫科技楼二楼多功能厅隆重举行,今年的YICGG大赛历时五天,经过了第一、第二阶段的提案展示与评审、第三阶段的世界团队分组讨论和提案答辩、文化之夜、第四阶段的世界咖啡厅讨论与城市观光等多个环节,充分展示了各国参赛选手们精彩的创意、     

全球公域:从“部分”治理到“全球”治理

全球公域包括海洋公域、空气空间公域、太空及网络空间,是指没有或因其本性不能处于主权管辖之下的区域或资源。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全球公域的重要性和脆弱性与日俱增。全球公域治理不仅涉及资源管理、环境与生态保护、安全治理等多重议程,而且涉及技术、经济、军事、外交与规范等多个层面,如何对全球公域进行有效治理成为全球治理的政策前沿。全球公域名义上是全人类共同的区域,但由于知识与合法性"双赤字"的存在,全球公域治理的全球性是不完全的:既没能实现治理的全覆盖,也没有实现治理的全球参与。从政治属性上看,目前的全球公域治理具有明显的霸权治理特性,现存治理体制也主要是由霸权国牵头并建立的霸权体制。要真正实现全球公域治理从部分到全球的过渡,在增长知识的同时必须扩大治理的代表性,让尽可能多的国家参与到全球公域治理进程中来。     

全球经济治理与中国的参与战略

本文将从以下几方面展开对全球经济治理问题的讨论:第一,探讨全球经济治理的内涵与起点,在此基础上回顾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发展历程;第二,从经济全球化这一视点,考察全球经济治理发展的动力;第三,从决策机制和执行机制两个方面,分析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框架;第四,中国的参与战略。     

全球发展治理与中国全球发展治理话语权提升

发展对人类进步至关重要,是人类一直追求的目标。人们对发展的认识经历了从单纯强调经济增长到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演进。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近年来,全球发展问题日益突出,发展中国家陷入发展困境,发达国家同样面临贫富分化、社会分裂和政治极化等问题。当前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叠加,全球发展治理面临空前挑战,大国博弈等地缘因素加剧发展治理的多边合作困境,一些发展治理机制失灵,各国合作意愿减弱,发展治理手段单一,治理缺乏整体性和可持续性,全球发展治理不充分不平衡问题更加凸显。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高度重视发展问题,中国共产党把发展视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在国际层面,中国不断以自身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在理念和制度方面积极创新,在行动方面积极努力,深度参与全球发展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初步建立了发展领域的国际话语权。未来,中国需要在全球发展治理方面继续夯实实践话语权、理念话语权、制度话语权和理论话语权,提升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与各国携手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     

全球深度治理的目标与前景北大核心CSSCISSCI

为一个更加公正的世界而努力是当代全球治理不可回避的主题。作者从全球化的客观发展趋势、全球性"相互依存"的系统性风险、跨国问题普遍性的存在和日益增加的复杂状态等几个角度,探讨了未来全球治理变革的新维度,即全球深度治理可能的目标与前景。作者探讨了全球深度治理的理论依据和变革的现实性、可能性,区分了方法论国家主义与规范国家主义、责任主权与相互性责任主权、国际机制与跨国机制的不同含义,指出和讨论了未来全球深度治理的新机制和新议程,即以跨国管理机制为主的新机制和以治理全球化负面效应为中心的新议程。全球深度治理要为一个更加公正的世界而努力,就要改变或矫正西方工业国家主导下全球治理议程中所蕴涵的政治偏好和理论偏好。全球深度治理只有适应国际体系中权力转移的变化,建立以包容性发展为目标的国际对话机制以及能够有效应对跨国问题挑战的跨国合作机制,才能实现从被动反应型的议程向具有前瞻性和主动性治理议程的转变。     

全面剖析新加坡、中国公共治理现状:基于1996—2007年全球治理指数

全球治理指数是用以衡量一国政府公共治理成效方面最为权威的指标体系。新加坡是一个以华人为主体的国家,其国情与中国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而其在公共治理方面取得的傲人成绩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学习借鉴的榜样。全球治理指数由话语权与问责、政治稳定与杜绝暴力、政府效能、监管质量、法治和遏制腐败等六个子指标构成,文章对这六个子指标从新加坡和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逐一进行详细的比较,探寻新加坡政府成功的经验,寻找中国政府存在的差距,最后提出改进中国公共治理的建议。     

关于中国融入全球治理的思考

随着时代的发展，全球化的不断加深，迫切需要我们采用一种新的治理方式来适应这种全球环境。于是，出现了全球治理这样一个崭新的理念。全球治理理念的出现，对政府、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结合我国实际，中国应加快融入全球治理的步伐。     

赫尔德的全球治理思想探析

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的发展,全球治理理论日益受到人们关注。本文从全球治理的理论框架和现实条件出发,详细阐述了赫尔德关于全球治理的观点——即一种以世界主义原则和世界主义制度为基础的全球多层治理的世界主义民主,文章最后简要对其观点进行了评价。尽管赫尔德的全球治理观点有些理想化,但它无疑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式。     

全球治理失灵与秩序理念的重建北大核心CSSCISSCI

全球治理失灵指国际规则体系不能有效实现治理,导致全球层面秩序紊乱的现象。冷战后全球性问题不断涌现,至今得不到有效解决,正是全球治理失灵的反映。治理赤字日趋严重。全球治理失灵在实践层面上表现为规则滞后,不能反映权力消长,不能适应安全性质的变化,不能应对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在理念层面上则表现为理念滞后,依然以一元主义治理观、工具理性主义和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为主导。全球治理本身是一个协商过程,是一个参与和身份重塑的过程,要真正改变全球治理失灵现象,就需要以多元主义的世界观、以伙伴关系的思维方式、以参与治理过程的实践活动建构起一种真正的全球身份认同。世界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关口,如果全球性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走回弱肉强食的霍布斯丛林并非完全不可能。     

在全球治理变革中发挥参与者、推动者和引领者角色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源于全球经济治理又超越全球经济治理,从经济治理向政治、外交延伸,对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贡献由量增向质变转换,从硬实力向软实力转变。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并发挥积极作用是国际社会基于中国的实力和地位传递的群体性呼声。新中国成立70年以及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一直秉持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相统一的原则,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做出贡献。参与全球治理也有利于形成促进发展和提升国际地位的制度和国际规则体系。     

治理赤字下金砖国家增强全球治理变革推动力研究

近年，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大流行叠加俄乌冲突，以及西方与俄罗斯大规模相互制裁等对全球秩序正常稳定运行造成巨大冲击，加之全球治理传统领导国以“联盟+规则”传统地缘政治思维割裂、分化国际社会，使全球治理陷入失序、乏能、赤字增多和僵化的困境。改革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完善其应对全球问题效能成为走出全球治理困境、消除治理赤字的唯一选择。而具有改革愿景、动力和能力的行为体是全球治理效能提升和改革驱动的关键因素。在传统主导行为体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意愿和能力下降的情况下，新兴力量的变革推动力及引领力被寄予厚望。在考察全球治理变革行为体及动力结构的基础上，分析金砖国家推动变革的动因、潜能、作用及增强变革动力和引领力的基本取向。     

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国际情势与中国路径北大核心CSSCISSCI

纵观数十年来的历史实践,全球治理主要有三种相互联系却又相对独立的传统模式:主权国家中心治理模式、政府间国际组织中心治理模式以及非政府间国际组织中心治理模式。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促使网络空间一跃成为一个国家的"第五疆域",呈现出空间规模"无限化"、空间活动"立体化"、空间效应"蝴蝶化"、空间属性"高政治化"等突出特质,预示着或将突破传统全球治理模式。当前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处于一种国际无政府状态,面临着国家网络主权与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网络发达国家"与"网络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网络霸权国与网络大国之间等一系列矛盾冲突的严峻挑战。中国作为竞争日剧的网络空间里的一个后起之国,为了更好地实现、维护和拓展自身的国家利益,亟须从理念、制度和技术等几个层面加紧探索参与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中国路径。     

新加坡数字经济竞争力与全球治理贡献

生产力和生产要素变革拉动了新制度需求。数字经济遵循“技术创新-国内协同-全球治理”的路径展开国际竞争。全球三大数字经济主体提出数字经济治理的“美式模板”“欧式模板”和“中式模板”,但却难以达成融合性合作方案。“小而精”的新加坡联合智利、新西兰发起的《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为数字经济治理提供了“第四路线”,有望打破全球数字经济治理的多极僵局。新加坡在数字经济监管领域全球竞争力排名第1,基础设施、技术架构和人才实力等数字经济竞争力指标也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全球数字经济治理现状及启示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客观上进一步加快了数字经济发展的步伐.目前,数字经济治理的分项议题已经进行了多次探讨,但仍未形成全球性的规则架构.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数字经济体,应提前谋划布局,抢抓数字经济规则构建的契机,厘清参与全球治理的机遇与挑战,提出参与全球数字经济治理的思路.     

国家有限权力与全球有效治理北大核心CSSCISSCI

随着全球化的深化和全球问题的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但是全球有效治理并未自动生成,更非当今世界现实。在全球治理中,国家的角色是矛盾的,它既是最核心的治理主体,也被视为充满问题的治理对象。全球治理有赖于国家为其提供合法性与执行力,然而权力的局限又迫使国家寻求更有效的方式维护自身利益。国家与治理之间相互需求的不对称,导致国家对治理的多变态度,并阻碍全球有效治理的实现。因此,迫切需要探寻规范国家权力运行的治理路径,通过重构国家利益中的自我与他者、构建新型多边合作机制、合理界定国家在多元治理中的地位、维护既有国际规制并推动其改革等,在弥补国家权力缺失与供给不足的进程中增加国家对全球治理的需求,引导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逐步走出低效均衡的困境。     

跨领域规则互动与全球治理有效性

跨领域规则互动是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特征，全球治理不同领域的核心国际规则之间密切关联，在特定议题上存在互动，对全球治理的有效性产生了重要影响。根据不同领域规则对同一议题的目标一致性和内容一致性程度，跨领域规则互动可分为协同型、协商型、竞争型和冲突型四类。在测量全球治理的有效性即输出、行为和结果方面，不同类型的跨领域规则互动对特定问题的全球治理有效性产生了不同影响，由此形成一个跨领域规则互动影响全球治理有效性的分析框架。根据该框架对生物多样性保护、药品可及性、气候友好技术转让和转基因产品贸易四个典型案例进行经验分析，可以得出如下一般性结论：协同型互动是构建全球治理有机体系、提升全球治理有效性的最佳规则互动方式，协商型、竞争型和冲突型互动对全球治理有效性的正面作用总体上依次减弱；协同型跨领域规则互动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并不多见，竞争型和冲突型互动较为普遍。这就指明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全球治理有效性提升的一条重要路径，即构建跨领域协同互动的全球治理规则体系。然而，跨领域规则互动对全球治理有效性的影响并非线性和因果性的，作者尝试对复杂的经验现实进行系统梳理，剖析规则互动影响治理有效性的复杂机制，期冀...     

全球发展倡议与新型全球经济治理

全球发展倡议为新型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发展倡议之于全球经济治理,蕴含着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从历史逻辑看,二战之后全球经济治理正反两方面的实践表明,全球发展倡议能真正引领国际社会共同发展;从理论逻辑看,公共品的“搭便车”行为导致“集体行动困境”,全球发展倡议可以有效避免“集体困境”;从现实逻辑看,数字化、区域化、碎片化、近岸化和本土化等全球生产网络的重构,全球发展倡议是全球经济治理的现实需要。全球发展倡议的普惠平衡弥合全球发展赤字,协调包容打造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合作共赢凝聚国际发展合力,共同繁荣构建人类发展命运共同体。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促进新型全球经济治理的实践路径包括共建全球发展共同体,完善全球发展倡议下与现有全球、区域、次区域、国别层面发展战略对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高质量发展等。     

全球安全治理与中国的选择北大核心CSSCISSCI

作者阐述了自己对现有全球安全治理概念、框架及特征的认识与理解,提出了中国扩大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的必要性与可能性选择。与结盟、联盟等其他多边安全合作方式相比,"全球安全治理"提供了一种更包容、更灵活的多边安全合作框架,有助于全球和地区安全问题的解决,也有助于缓和大国间存在的安全困境。作者分析了中国与全球安全治理的利益相关性和责任相关性,并探讨了在全球安全治理框架下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开展多种形式安全合作的可能性思路,包括通过"联合国+G20"、"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印度、日本"等多边框架,就维持和平行动、打击跨国犯罪行动、人道主义救援行动等全球安全治理议题开展多边合作及演练的可能性。作者也阐述了对中国在全球安全治理中地位和作用的看法,认为尽管中国与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之间难免存在利益和价值上的分歧,但安全治理以共同提高、合作共赢为特征,不以相互削弱为目的。因此,不同行为体可以发挥各自的作用,中国可以在全球安全治理中发挥更大的建设性作用。     

东亚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发展前景

东亚地区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体系中的重要力量,对维护全球经济秩序稳定和健康发展承担着越来越大的责任。东亚地区的最大两个经济体中国和日本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进程充分说明,国家经济实力与全球治理能力和话语权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正相关关系,东亚地区对全球经济治理的规范选择及其影响力仍然有限,东亚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发展前景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全球互联网治理的模式变迁、制度逻辑与重构路径

互联网及互联网治理是全球治理中的新兴领域。当前,全球互联网治理制度与组织正处于转型之中。通过梳理互联网领域的模式变迁与制度动力,窥探治理行为的基本逻辑,能够洞悉全球互联网治理的制度建设动向。同时,重新审视和辨析"棱镜门"事件后美国在全球互联网治理中制度战略的转变。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全球互联网治理制度重构的可能路径。互联网全球治理制度的重构应该从观念层面、法律层面和具体组织层面进行综合性的整体治理。其中,观念层面是基础,直接决定了互联网治理的法律制度和组织制度。互联网领域的公约与条约则是重要的法律保障,而政府间国际组织则具体负责治理实践的开展。中国要从互联网大国转变为互联网强国,成为互联网治理中的重要一极,就需要积极参与全球互联网治理制度建设,并未雨绸缪地全面思考互联网治理制度重构战略,推动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