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盛京户部经费来源研究北大核心

盛京户部为清代东三省钱粮总汇,在统筹和调度东北地方财政、保障清朝大后方稳定方面作用突出。本文利用档案文献资料指出,盛京户部的经费来源大致可分为奉天地丁、旗租、杂税等本地经费收入,户部岁拨东三省官兵俸饷、外省协饷、内务府拨款等外部财政补给,以及其他经费收入等。就各款比重而言,本地收入长期保持较低份额,巨大的财政缺口致使盛京户部极度倚赖来自户部、内务府及各省的财政补给,从而限制了其财政运转与调度能力。盛京户部的经费来源充分反映出清朝以国家财政扶持和巩固"龙兴之地"的经济政策与政治意图,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清代中央财政与东北地方财政的互动关系,亦为考察清廷对东北边疆的经略提供了有益的视角。     

清代咸同年间广东捐输收支研究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清廷最初寄希望于通过捐输筹措饷银,下令京师和外省开办捐输。广东省的捐输包括捐监生、贡生,捐实官,捐封典、职衔,官员捐输等多种形式,清廷要求解送的京米折价银也通过捐输筹措。咸丰初期的捐输收入大部分根据户部要求协济战区省份,少量作为京饷解送户部。咸丰四年(1854)五月广东设立军需局后,捐输接济团练直接拨解军需局,清廷难以染指。广东省因富户较多,收捐数额巨大,捐输一度占广东军饷来源的约68%;同治时期,捐输与厘金在广东财政中所占的比重此消彼长,捐输最低只占军需经费的3.8%,而厘金高达52.6%。清代财政从以农业税为主的定额化体系,转变为以工商税为主的扩张型体系,捐输在其中起到了过渡作用。     

试论清代财政体系的近代转型

清前期的财政收入包括田赋、盐课、关税、杂赋、捐纳和报效等,支出则分为皇室经费、俸禄、兵饷、驿站、科场学校、河工塘工经费等。道光时期,地丁银始终是最重要而稳定的财政收入,其他各项收入有一定的波动,但意义有限;支出虽有较大幅度增长,但从总体上说,财政收支尚未走到崩溃的边缘。咸同时期,清廷内外交困,军务倥偬,战火持续,对当时的政治和经济产生了巨大冲击,财政制度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奏销制度而言,咸丰以前的钱粮奏销、京饷协饷基本失效,户部无法有效地掌握全国财政大权;就税收征收与分配主体而言,以厘金为代表的地方财政兴起,中央财政基本不能染指这一重要税收,中央与地方财政的并立成型;就租税结构而言,财政收入的主体由农业税转变为以厘金和海关为主体的工商税;就指导思想而言,清廷在事实上抛弃了"量入为出"的理念而步入"量出为入"的阶段。可以说,咸同时期财政体系的近代转型,基本是内生性的,既受时局的重大影响,也是道光以来财政实践的自然结果,西方的影响反在其次。     

咸丰年间边疆财政的危机与应对——以新疆军费为例

咸丰年间,随着内地政局的变动,清前期原有的协饷调拨制度难以继续运行,边疆财政问题日益凸显。为解决新疆的军费收支问题,清朝中央政府一面严令各省调饷,一面命新疆地方官员积极寻求财政的自立。新疆地方官员采取了多项开源节流的措施,如变通兵制、增加铸币、改铸大钱、开征新税、积极调用官员商民捐输军饷等,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新疆军费的供支压力,保证了边疆地区的稳定。虽然新疆财政并未因此实现自立,但财政的收入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同时,清朝中央政府逐步丧失了对新疆财政的绝对把控权,陕甘总督、新疆地方官员的财政自主权在不断扩大。咸丰年间新疆军费的供给问题,不仅对左宗棠西征筹饷有影响,也对建省后新疆军饷的供应体系有着深远影响。     

《清代财政史四种》出版

正《清代财政史四种》包括《从国家财政到财政国家——清朝咸同年间的财政与社会》、《清朝嘉道关税研究》(第2版)、《清代漕粮海运与社会变迁》(第2版)和《清代关税:1644—1911年》,系清华大学倪玉平教授近20年财政史研究的集中呈现,由科学出版社于2017年相继出版发行。《从国家财政到财政国家——清朝咸同年间的财政与社会》研究了咸同时期财政体制和结构的转变。清廷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传统的依靠农业税、捐输、加派等财政来源已不能满足需求,海关、厘金等新兴工商税成为主要财政来源。作者将其概括为从"国家财政"向"财政国家"的转变。     

清代的小差税关与皇室特供北大核心CSSCISSCI

清代的杀虎口、张家口、左翼、右翼和山海关等小差税关的关税盈余不经户部稽核,须直接解送内务府,成为固定的皇室特供。本文在大致梳理清代小差税关诸项皇室特供的基础上,对其径解皇室关税盈余总和的波动情形及相应历史归因进行了剖析,一方面基本呈现出各小差税关对于皇室财政贡献的历史演进,另一方面则特别强调了北部边疆商品流通与皇室财政之特殊关联。     

《清代财政史四种》出版

正《清代财政史四种》包括《从国家财政到财政国家——清朝咸同年间的财政与社会》、《清朝嘉道关税研究》(第二版)、《清代漕粮海运与社会变迁》(第二版)和《清代关税:1644—1911年》,系清华大学倪玉平教授近二十年财政史研究的集中呈现,由科学出版社于2017年相继出版发行。《从国家财政到财政国家——清朝咸同年间的财政与社会》研究了咸同时期财政体制和结构的转变。清廷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传统的依靠农业税、捐输、加派等财政来源已不能满足需求,海关、厘金等新兴工商税成为主要财政来源。作者将其概括为从“国家财政”向“财政国家”的转变。     

赋役全书与明清法定财政集中管理体制的形成——兼论明清国家财政治理焦点之转移

明初,由于存在大量合法却不可核算、储存的劳役征调,故在集权架构之下,法定财政管理呈现出分散运作的特点,法定与法外征调界线模糊。随着白银成为财政运作的主要手段,不可核算的征调变得可以核算,州县官府形成了不为上级掌握的财赋储备和收支信息。法定财政核算信息在州县与上级官府间出现不对称。16世纪前期抚按等因应于省级财政职责增强的现实,编制覆盖全省、带有固定化倾向的财政计划(赋役经制册籍,后定型为赋役全书),采取类似预算管理的方式来规范财政收支,强化省内财政集中管理。法定财政核算信息的不对称从州县与上级官府之间转移到省级官府与户部等中央衙门之间。明末,户部试图通过掌握赋役全书来了解在外官府收支信息以筹饷,但未成功。清初,户部通过监督各省纂修赋役全书重建全国财政体系,将各地法定赋役收支纳入中央集权控制之下。作为财政集中管理的工具,赋役全书的服务对象从省级官府变为中央(户部)。这消除了法定财政核算信息在官府各层级间的信息不对称,为清朝法定财政管理的全面中央集权奠定了预算基础,并在扩大中央掌控财政规模的同时明确了合法和非法征收的边界。这也是国家财政治理焦点从临民向治官转移的集中体现,折射出明清国家治理的内在逻辑,也提示我们对国家能力的理解要结合具体时空脉络和社会环境。     

内务府财政与清廷藏传佛教寺庙发展关系探析

清朝统治者历来优崇藏传佛教,清廷藏传佛教寺庙的建设与维护各项更是常赖于内务府财政的施助。本文通过对大量档案史料的梳理,从两个断面剖析了清廷藏传佛教寺庙与内务府财政之间的密切关联。从微观层面来看,弘仁寺等三处支用生息利银及其用项经历了由专款专用到专款他用乃至摊派公用的转变,是清朝整个生息银两制度的缩影。从宏观层面来看,寺庙的长期发展对内务府财政资助具有高度的依赖性,这既促成了藏传佛教全盛局面的到来,也是其在清后期走向衰颓的重要原因之一。     

"平庸"杨儒和清政府手中的东北三省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慈禧太后率清政府逃亡西安。7月上旬,对中国东北三省垂涎已久的沙皇俄国趁火打劫,借口中东铁路被拆毁,单独出兵17万,侵入东北。东三省爱国军民虽然进行了英勇抵抗,无奈敌我力量悬殊,东三省最终在3个月内沦于敌手。俄军占领东北后,当即强迫处于俄军软禁之中的盛京(今沈阳)将军增祺与俄军"谈判"。增祺胆惧,只好派已革道员周冕与俄军"谈判"。周冕更无胆识,在俄军的淫威之下"几经     

财政制度、国家权力正当性与国家能力:清代国家能力的再考察

本文从国家权力正当性与国家能力的关系出发,重新评价清代中国1684年至1911年间国家能力的发展与局限。国家能力具有对外战争和国内治理两个不同维度,二者与国家权力正当性都有密切的关联,但对财政动员能力有不同的要求。清代国家权力正当性主要体现在对民生福祉等公共利益的维护,国家与社会在此平台上良性互动,一方面地方参与公共物品提供,另一方面,清政府负责地方社会难以承担的大型公共设施。在国内治理方面,清政府看似高度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在实际运作时也有包括挪移在内的各种方法,减轻了僵化财政体制对国内治理的负面影响,在跨地区的大型公共物品提供方面有较强的直接国家能力。清政府以国内治理为主的直接国家能力和依靠动员地方社会参与国内治理的间接国家能力,在太平天国运动后都得到进一步发展。但19世纪后期,督抚的"移缓救急"成为支撑户部指拨财政顺利运行的核心要素,一方面使中央政府难以有效管理政府资金,另一方面又能应付国内治理和军费调集时的紧急需要,从而形成巨大的制度惯性,阻碍了晚清中国向现代财政国家制度的转变,这是清代国家能力在19世纪后期发展的重大缺陷,在19世纪末列强争霸的国际形势下最终导致清朝的覆灭。     

外国金融资本与地方金融势力的兴起——以奉天官银号的设立为中心

日俄战争后,日本金融资本进入我国东北,试图掌控东北地区的货币发行权。面对日本的金融入侵,盛京将军赵尔巽出资设立奉天官银号,铸造和发行小洋为主的金属铸币和小洋票,从而引发中日双方围绕东北货币发行权的较量。日本通过合资银行提案和横滨正金银行的竞争对官银号的设立和发展进行了一系列干预,东北地方政府则与日本殖民势力进行了持续斗争。因此,近代东北地区最重要的金融机构——东三省官银号的设立和最初发展过程,也是日本金融资本、东北地方政府和民间商业行会之间对货币发行权的争夺和博弈过程,并对清末和民国时期东北地方金融体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为日后军阀割据提供了经济基础。     

地方税收占地方财政收入比重问题研究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建立实施,中央和地方组织财政收入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各级地方政府大力发展本地经济,不断完善财税政策,加强税收征管,积极组织收入,为调节经济,同时确保地方财政收支平衡进行了不懈努力,并取得了实效。地方税收是地方财政的主要来源,它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如何,关系到地方财力和宏观调控     

晚清协饷制度研究现状与展望

协饷制度是清廷统筹全国财政、调剂地方收支的重要制度。太平军起义后，协饷制度的运行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为适应变局，清廷适时调整协饷的渠道和内容，以维持边疆军事和全国财政的有效运行。近年来，随着近代国家治理能力研究的全面展开，协饷制度开始被广泛关注，研究成果涉及边疆治理、税费调整、军费筹济、财权下移、央地关系等诸多方面。研究推动了学界对晚清财政运行状况和国家治理能力的认知水平，同时也为如今的财政治理提供历史借鉴。但在“协饷量化水平”“督抚对协饷的影响”“晚清协饷的变异途径”等方面仍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清末民初上海县城城市财政的形成与构成

城市财政的形成是近代城市史、财政史共同关注的问题。本文透过清末民初上海县城的案例,试图解释城市财政形成的动力机制并分析其收支结构。研究发现,上海县城城市财政形成的动力机制在于:首先,清末上海县城在商业活跃、人口激增的情况下,城市人居环境日益恶化,传统县城基础设施亟待改善,而城市管理制度与经费相对缺失,促使制度需求的出现。其次,地方的公益善举传统与精英势力崛起并广泛参与地方事务,以及官办市政雏形的出现等因素构成了上海县城自身的优势。此外,新政改革为城市财政的形成提供了政策保障。清末民初上海县城城市财政由市政机构作为征税主体,财政.收入主要有城市捐税与规费收入、公产收入、债务收入等,支出则由公共事务性支出、行政性支出、债务支出等几方面构成。积极有效的财政运作是上海县城自治市政成功的基础,也为重新审视与评价近代地方财政制度变革提供了新的角度。     

周恩来:我是吃高粱米长大的

东北地区本是满清王朝的发祥之地。清军入关后虽定都北京,但仍给东北以许多优惠措施。如把盛京(今沈阳)定为大清朝的陪都,建奉天府为京府等等,事实上是把整个东北地区建成一个类似于今天的特别行政区。所以,当时东北的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比较发达。     

高校投资来源结构对办学效益影响的通径分析——以江苏地方本科高校为例

文章对江苏省33所地方高校2008-2013年期间的投资收入来源与其年度国内高校综合排名指标的截面数据进行通径分析,结果发现:第一,财政补助收入无论在对高校办学效益的直接影响,还是其他投资收入来源通过财政补助收入对高校办学效益的间接影响都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第二,高校财政补助收入与事业收入对办学效益影响下降的趋势与其他收入对高校办学效益影响上升的趋势并存;第三,在不同年度,不同投资收入来源对地方高校办学效益影响呈现出明显的效率差异。基于此,提出高校投资来源结构优化对策。     

晚清四川的州县经费研究——以南部县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从地方经费数额变化、财政收入构成及地方经费与财政的比例变化等三个方面对晚清南部县的经费问题进行考察。晚清南部县的地方经费分为存留、养廉及厘金杂捐的自用部分,其中存留、养廉银比较固定,厘金杂捐有了很大的增长。地方经费的增减受财政体制、经济变化和地方事务繁简的影响。养廉银占地方经费的比重有限,故对地方事务的补助有限。厘金杂捐用于地方事务的仅占10.8%,其对地方治理的作用不可夸大。三费局、学田局不仅负责"三费"和学务费,还实际起着经理县经费的作用。     

清末新政财税改革前黑龙江财政状况简析

1901-1911年的新政，是清政府在最后十年间所进行的一次比较全面的改革。在此期间，庚子之乱后的巨额赔款，以及举办新政所需的大量宪政经费，无不使已经千疮百孔的晚清王朝面临窘迫的财政危机。而江省乃龙兴之地，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决定清王朝必须付出大量的财力以巩固边防，江省此前收入依靠外省协饷，太平天国动乱后，清廷的财政权力分散，这使清政府的财政也由高度统一集中的集权逐步向地方自筹自用的分权发展。     

清代财政中的摊捐——以嘉道之际为中心

清代的摊捐,是指地方政府以强制摊扣官员(尤其是州县官)养廉银的方式,筹措无法"作正支销"的公务经费。嘉道之际,州县的摊捐负担已经普遍超过养廉银,繁重的摊款直接导致了州县养廉银制度的名存实亡。摊捐的出现,既因财政结构无法应对社会经济变动,也源于财政管理中的摊派机制。嘉道以降,摊捐被普遍"滥用",不仅欠解摊款成为常态,州县也多以亏空、浮收来转嫁财政压力。摊捐因此成为清代财政中的弊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