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宗族与明清商帮的兴起北大核心

明清商帮的兴起是16世纪以来中国商业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但目前学界对于明清商帮兴起的定量研究仍是空白。本文首次构建了1368—1840年间明清商帮县级层面的截面数据,考察了地方宗族、科举及宗族竞争对于明清商帮兴起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了人口密度、人均田赋、盗乱、交通及其他相关变量后,地方宗族的发达程度对明清商帮的兴起具有显著正效应,而当地的科举文化倾向于削弱宗族的正效应。本文还进一步发现,地方宗族之间的竞争也对明清商帮的兴起产生了重要影响。     

社会形态与宗族文化——略论中国宋代以来的宗族变化与发展

中国的宗族是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而渐渐形成的一种地方组织和势力,自宋朝起初具雏形,到明清时期发展至高峰,对地方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具有广泛且重要的影响。宗族文化并不是在中国历史上某个朝代突然出现的,而是随着封建统治者的意志、社会形态的变化而发展,具有强烈的社会适应性和调节性。本文对中国宋代以来的宗族变化和发展进行研究,通过探究宗族在宋朝的萌芽发展背景、明清时期的各种宗族现象等,从而进一步确定宗族并不是由明朝所创造出来,并试图揭示社会形态变化与宗族发展之间的关系。     

江右商帮兴起的制度成因分析

江右商帮是明清十大商帮中形成最早的一支。从新经济史学视角,以制度的类型、制度的变迁、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寻租理论等为依据,认为明清时期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安排以及制度的变迁是导致江右商帮兴起的根本原因。     

从明清徽州家谱中看人口流出对宗族和文化教育的影响

明清时期徽州地区人口大量外流，从家谱角度考察人口外流对徽州和流寓地有何宗族及文化教育影响是笔者本文将要探讨的问题。明清时期徽州人口外流有着不同的形式，而对徽州乃至流寓地的宗族和文化教育的影响，笔者主要从仕宦和经商两种方式考察。     

本期推介

江右商帮是明清十大商帮里面形成最早的一支。"江右"是"江西历史上的别称,因此由明朝初年开始形成的江西商人群体被人们习惯性称为"江右商帮",江右商帮活跃于明清时期500余年。近几十年来,明清商帮的研究,在国内外史学界都已经成为引人注目的课题,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近年来,一些学者尝试把研究视角转向将经济理论和史料紧密结合,由此形成了不同的研究方向。江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工商系副教授范树青,江西经     

中国琼商研究现状与建议

商帮文化是我国商业文化中的重要内容,明清时期就形成了十大著名商帮。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又出现了许多新商帮,如浙商、粤商等,它们的出现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并得到了学界广泛研究。然而,由于客观原因,中国商帮中一个富有特色的群体——琼商却被忽略,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为此,本文对中国琼商研究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在琼商研究内容、研究思路和方法方面提出了一些建议,希望能引起学界重视,丰富中国商帮文化相关理论。     

明清徽商精神与晋商精神的内涵研究综述

明清时期的徽商、晋商一直是众多学者关注的研究对象.以经营模式、地域文化、社会生活、建筑艺术为中心的商帮个体研究成果丰硕,对商帮比较研究略显不足,尤其是对商帮精神内涵的考察导致商帮精神内涵概括一致,缺乏独特性.因此,以梳理徽商精神和晋商精神研究的历史进程为例,聚焦商帮精神独特内涵的阐述,多角度探析商帮精神的发展根源,从而对商帮精神的后期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中国传统商帮文化的当代诠释

本文在分析晋商、徽商等中国传统商帮的经营文化的基础上,总结出了"和气生财,合作致胜"是中国传统商帮文化的精髓。阐述了中国传统商帮文化对现代企业经营管理和竞争战略的影响,诠释了当代苏商、浙商、粤商对和合之道的发扬光大。     

品读中国古代十大商帮

翻开中国漫长的历史画卷,不难发现,重义轻利的儒家文化和农耕经济的主流使得市场经济之花迟迟难以绽放。可事实上,人类社会一直就未曾离开过商人的活动。我国经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商朝,但中国商帮的崛起却一直推迟到明清时期。明清之际曾引发了一场"商业革命",在这场"商业革命"中相继崛起了十大商帮,他们的贸易活动领域遍及全国各地,对当时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我国近代对外贸易的兴起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与区域城镇化的动态关系——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05-2013年全国29个省区面板数据,从支出和收入分权角度,对财政分权(政府纵向竞争)、地方政府竞争(横向竞争)与区域城镇化的动态关系进行实证研究,重点对影响城镇化的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竞争综合效应进行分析。研究表明:财政支出分权度对城镇化的促进作用大于收入分权;分权度与地方政府竞争的综合效应存在明显的区域性差异,东西部地区尤其显著。认为要实现新型城镇化,应加快推动财税体制改革,减轻地方政府负担,同时加强对于东中西部区际产业转移的鼓励和引导,实现三大区域利用外资比例的动态平衡。     

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与中国十大制造业出口质量的研究

本文基于外资溢出效应的视角研究外资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作用。本文主要从外资溢出效应的竞争效应、示范效应和人员流动效应三个方面来分析它们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经验层面,选取我国2001-2012年十大制造业行业作为样本,以出口质量指数衡量出口质量水平。实证结果证明:对于这十大制造业而言,总体上外资外溢效应为正,对出口质量有着促进作用,正的外溢效应是由于正的人员流动效应大于负的竞争效应和示范效应的结果。基于此,本文提出一些政策建议,如培育具有研发激励机制的良性循环机制。     

中国古代十大商帮

翻开中国漫长的历史画卷，不难发现，重义轻利的儒家文化和农耕经济的主流使得市场经济之花迟迟难以绽放。可事实上，人类社会—直就未曾离开过商人的活动。 我国经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商朝，但中国商帮的崛起却一直推迟到明清时期。明清之际曾引发了一场“商业革命”，在这场“商业革命”中相继崛起了十大商帮，他们的贸易活动领域遍及全国各地，对当时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我国近代对外贸易的兴起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地方政府竞争是否促进了城市创新?

城市创新作为准公共产品,会受到政府间策略互动的影响。本文基于2010年—2019年我国246个地级市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不同地方政府竞争模式对城市创新的影响与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总体看,以单一GDP为发展标的的地方政府竞争模式不利于本地城市创新,并对周边城市创新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以科技创新为发展标的的地方政府竞争模式有利于本地城市创新,并对周边城市创新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分区域看,东部地区地方政府经济竞争对城市创新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创新竞争对城市创新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分时期看,地方政府创新竞争对城市创新的促进作用在2014年—2019年间更加明显;分城市等级看,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的地方政府竞争对城市创新影响更大。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地方政府竞争模式会通过影响产业结构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和对外开放水平对城市创新产生不同影响。今后可通过完善财政分权体制、重视地方政府竞争示范效应、强调以科技创新为发展标的、鼓励城市之间创新合作等措施,促进城市创新水平整体提升。     

地方财政支出的空间外部效应研究

财政行为的空间外部性是应用公共经济学的重要研究课题。目前，国内既有文献多是集中于对税收竞争的考察。对于地方财政支出空间外部效应的研究还非常缺乏。依据Case和Rosen（1993）的思路，本文采用空间计量方法对我国地方财政支出的空间外部性进行了经验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看，地方财政支出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效应。但进一步对建设支出和教育科技支出这两个细分项目的分析则显示，后者并未表现出显著的空间外部效应。上述结论的得出为最优分权规模的确定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视角。     

宁波商帮与晋商、徽商、粤商比较析论(三)

<正>宁波商帮与粤商之比较广东商帮主要由广州商人和潮州商人构成,初始于明清时期。由于广东背山临海的独特地理位置,相对发达的商品经济,再加之较早与西人接触,使得粤商与晋、徽两商帮有着很大的不同之处。粤商擅长海外贸易,     

财政支出竞争对经济影响的门限效应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检验

文章通过总结前人研究成果,提出财政支出竞争对经济影响的门限理论假说,并基于1997-2013年中国各省份的现实数据,利用门限面板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财政支出竞争对经济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限效应,当地方经济发展处于较低水平时,财政支出竞争的负效应高于正效应,对经济增长显示出一定的抵制作用;当地方经济发展处于中、高水平时,财政支出竞争的正效应大于负效应,有利于经济增长。     

天下闽商

闽商历史上很早就有闽商的提法,明清时期闽商是中国十大商帮之一,与晋商、徽商、粤商、宁波商等商帮齐名。当今世界,海外华商是国际商界的劲旅,其中闽商占有很大份量,有海外第一大商帮之称。近几年     

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引资竞争

本文主要探讨中央纵向转移支付制度对地方政府引资竞争行为的影响.利用1994-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分税制实施以后,转移支付作为财政收入再分配机制发挥了一定的地区财政平衡作用.在既定财政体制下有效缓解了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对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竞争行为产生了抑制效应,并呈现出具有异质性的区位效应、结构效应和规模...     

宁波商帮与晋商、徽商、粤商比较析论(二)

<正>宁波商帮与徽商之比较徽州商帮是指以新安江流域为中心的安徽徽州府籍的商人集团。徽商是构成明清时代商业资本的重要力量。徽州府下辖歙县、休宁、婺源、祁门、黟县、绩溪6个县。徽州人稠地狭,但物产富饶,徽人经商,源远流     

银行竞争与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

推动外商投资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溢出作用对于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利用中国微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银行竞争行为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银行竞争显著促进了FDI技术水平溢出、后向和前向溢出。该结论在不同企业异质性和银行业结构特征中表现出差异。从影响渠道看，银行竞争主要通过融资约束效应、创新效应、企业进入效应和产业集聚效应对FDI技术溢出产生影响。此外，有证据显示银行竞争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行业间FDI引致的负向竞争效应和锁定效应。本文的研究对促进外资服务于经济发展目标，理解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引资政策的内在关系提供了一定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