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产业结构 影响的实证研究*

汇率作为重要的价格信号,能影响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成本,改变我国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引导国内资源的重新配置,并对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从三次产业结构调整和不同要素密集度行业结构调整两个角度展开分析,分别研究人民币有效汇率对其影响。其中,从三次产业结构调整的角度,对国家和地区层面进行实证研究,结论表明人民币有效汇率变动对第二产业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而对第三产业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且对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的影响明显大于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从资源配置的角度,以劳动力、资本要素在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流动为切入点,对汇率变动影响产业结构变化的机理及其路径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理论研究,结论表明,人民币有效汇率对资本密集型行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具有促进作用,且实际有效汇率的影响大于名义有效汇率的影响。\     

汇率低估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

我国目前实行的固定汇率制度使汇率水平未能反映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质, 长期实施固定汇率制导致的汇率低估, 加剧了我国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 破坏了产业结构的协调性, 抑制了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 最终影响到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要完成整个国民经济结构的有序调整, 必须使汇率水平向均衡汇率水平靠拢, 逐步形成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使汇率制度适应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     

全球经济不景气背景下人民币汇率变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影响要素,2005年以来,随着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人民币汇率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升值。人民币的升值对我国经济发展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在当前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我们应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措施,稳定人民币汇率走势,并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加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建设。     

人民币汇率升值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基于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汇率是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之间的相对价格,人民币升值会引导更多资源流向非贸易品部门,促进我国服务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有利于改善我国目前相对失衡的经济结构,缓解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的现象。本文从巴拉萨-萨缪尔森命题出发,探讨汇率变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机制和渠道,然后基于我国1997—2010年的季度数据,运用VAR模型、误差修正模型和脉冲响应方法,对实际有效汇率和第二、三产业比重,外商直接投资额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具有显著的影响,人民币汇率的低估加剧了我国经济的内外失衡。因此,需要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发挥人民币汇率在调整产业结构、纠正内外失衡中的作用。     

汇率的资源配置作用研究

市场经济结构中,价格的基本作用是资源配置。汇率作为国家间经济交往的一个重要价格信号,其变化会影响国际市场上资本、劳动的重新配置。伴随着我国汇率制度逐步走向市场化、经济走向全球化,研究汇率的资源配置作用,对我国开放过程中的产业结构调整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研究,从汇率影响的不同路径、总量和结构的不同方面综述了汇率变动对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的配置作用。     

我国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分位数回归方法

测算了2000—2008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产业结构优化指标值,构建了分位数回归模型,对2000—2008年我国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程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实物投资、对外贸易、技术创新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在条件分布的不同位置,这种促进作用存在明显差异;人口流动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具有负面影响,在低分位数处该影响最大,在高分位数处该影响相对较小;汇率制度的变迁导致各因素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发生明显改变。     

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制度选择

现阶段,我国经济具有明显的过渡性和区制转移特点,对外经济也呈现阶梯式增长,因此我国可采用有管理的离散浮动汇率制度。该制度是针对传统的连续浮动汇率而言的。与基于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连续浮动汇率制度相比,离散浮动则依据时间变化和政策需要进行调整。短期内,在狭窄的置信区间内发挥市场供给和需求的作用,汇率水平主要由市场决定,政府对外汇市场进行微调;长期内,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当宏观经济环境发生本质性改变的情况下,对汇率水平进行离散式调整,使汇率跳跃至新的汇率水平,以满足经济指标回归到市场均衡的需要,使汇率进入新的波动通道。     

实际有效汇率波动对我国产业结构影响的实证研究

长期来看,汇率的变化会通过商品价格、国内外贸易、资本的跨国流动、税收等因素传导至国内的生产活动中,从而对国内宏观经济甚至产业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文章基于VAR模型构建的实证模型分析,从实证角度得出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中国产业结构的具体影响。研究结论表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升值对我国第二产业的发展具有短期内的抑制作用,对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具有短期内的促进作用,但长期内抑制或促进效应均变弱;总体而言,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升值能够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中国目前的经济仍然对于出口拉动有着较强的依赖,汇率的高低对于出口有着重要影响作用,而贸易产业的转型和升级对于我国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又有着推动作用,在这样的宏观经济背景下研究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波动对于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有一定现实意义。     

人民币汇率锚、汇率弹性与通货膨胀的关联研究

本文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测算人民币事实汇率制度在近十年来的演变,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汇率锚及汇率弹性变化对通胀变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人民币事实汇率制度离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仍有一段差距,不但汇率缺乏弹性,而且汇率篮子中美元的重要性一直没有明显下降;汇率锚调整和汇率弹性调整都对通胀水平有显著的影响,而且汇率篮子和汇率弹性调整对抑制通胀的总体效应显著高于仅调整汇率弹性的通胀抑制效应。     

完善农村金融制度,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

本文从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的角度,分析了我国农村金融制度的运行机理。作者认为,农村产业结构变动的主线是农村经济非农业化,在一定的技术经济条件下,农村投资结构决定其产业结构,投资主体多元化是促进农村产业结构变动的主要力量,融资体制的变革是促进农村产业结构变动的另一因素。并在此基础上,作者探讨了农村金融机构在调整产业结构中的制度性缺陷及其金融制度的改革与产业信贷政策更新问题。     

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空间关系与实证*

本文从空间角度对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问题进行了研究。通过设计产业结构空间相似性、辐射效应的测度方法,并在考虑空间相关性基础上设计产业结构演化模型,来研究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的空间相似度、空间辐射效应以及影响产业结构变动的因素。在空间分布上,制造业产业结构出现了北京、上海、广东、重庆四个优化省域,并以四个优化省域为中心,形成了四个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板块,且中心省域的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带动了周边省域的产业结构优化,空间影响及辐射效应明显。通过构建产业结构影响因素模型发现,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空间依赖关系明显,并且发现对外开放程度是影响制造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因素,对外开放程度越高,产业结构越趋于优化;同时本文发现R&D投入也是促使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人力资源结构在金融危机发生时期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变动产生的影响并不明显,但在后危机时期对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     

汇率风险和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

在新发展格局下，现代产业发展更加注重发展和安全的平衡。本文采用2005—2018年的数据分析了中国各行业面临的汇率风险暴露和国外产业竞争。研究发现：中国有426%的行业面临汇率风险暴露，资源品行业受到汇率冲击的影响最为严重，可贸易品行业受益于人民币兑美元贬值，但汇率的敏感性远低于日美贸易战时期。中国有389%的行业面临来自美国的产业竞争，产业支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中国产业的竞争力。除美国外，中国的产业竞争主要来自英国、法国等欧洲发达国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后疫情时代企业国际化的困难和应对。本文的研究对于汇率风险管理和产业政策制定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人民币升值中外部压力的冲击与效应 ——以美国施压为例

本文着眼于美国施压事件,构建两国博弈模型,并利用事件分析方法论证外部压力对于人民币汇率升值的作用及其机制。首先,本文基于委托代理模型,构建国内外利益集团博弈模型,以此分析外部压力对于人民币汇率升值的作用机制,认为外部压力会推动人民币汇率升值。其次,本文测算了美国施压事件前后人民币汇率的变动情况,从而考察美国施压事件的效果,认为美国施压事件对于人民币汇率升值并不显著,但立法事件的效果要优于行政事件。最后,本文利用VAR模型观察外部压力对于人民升值的短期冲击和长期效应,本文发现：在长期均衡中,外部压力无法推动人民币升值;而在短期影响中,外部压力的冲击会迫使人民币汇率产生明显升值。     

负利率政策的传导渠道和有效性研究*

美国“次贷危机”之后全球经济深陷长期停滞状态,欧元区与日本相继实施负利率政策。负利率打破了政策利率零下限的教条,对现有理论提出了挑战。本文分析了负利率政策可能的传导渠道和影响负利率政策有效性的因素,并对现有的政策效果进行评估。本文发现负利率政策较容易对市场利率和汇率等金融市场变量产生影响;但就实体经济复苏而言,负利率政策成败的关键在于是否能有效增加贷款需求和供给。     

劳动力转移率与城乡收入差距对高储蓄率的影响*——基于1996—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我国持续增加的城乡居民高储蓄率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典型特征,正确分析这一现象有利于我国进行合理的宏观调控。本文应用1996—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劳动力转移率和城乡收入差距对城乡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劳动力转移率和城乡收入差距对城乡居民储蓄率均有显著影响,其中对农村储蓄率的影响尤为明显。引入劳动力转移率和城乡收入差距的交叉项可以发现,通过提高劳动力流动过程中农村居民获取的非农收入,能有效弥补城乡收入不平衡。劳动力转移规模和转移速度共同通过收入差距的缩小对农村储蓄率存在间接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提出完善公共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政策建议。     

以城乡互动推进就地就近城镇化发展分析

“伪城镇化”、“半城镇化”现象的背后是中国城乡二元经济“一元化”过程中的“农民进城”与城市吸融功能不足的矛盾、“小城镇化浪潮”与农村城镇化的发展潜力不足的矛盾。结合中国国情的高质量城镇化发展模式在于守地式的就近就地城镇化发展,而守地式发展的关键在于农村产业发展,农村产业的发展又依赖于城乡市场与产业的互动。这需要发展立足农村的“产供销一体化”大型商贸企业,破解农村市场劳动力流转、土地流转、融资与技术及管理水平低下问题,构建城乡产业互动的交换利益基础,优化城乡产业体系配套和互补的对接方式,提升城乡产业合作的分工层次。     

中国城市群产业集聚与经济效率差异 的门槛效应研究*

本文利用2003-2011年中国十大城市群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GMM估计方法研究了产业集聚对经济效率的门槛效应,并对威廉姆森假说和开放性假说进行了验证。研究结果表明：（1）产业专业化集聚对于没有跨越经济发展水平门槛值的城市群经济效率具有明显的阻滞作用,而对其他门槛作用下的城市群没有显著影响;（2）产业多样化集聚对跨越城市群规模门槛和处于所有经济发展水平阶段的城市群经济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其他门槛作用下的城市群的影响不显著;（3）提高对外开放程度,加快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协调发展将有利于提升城市群的经济效率;（4）在产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对城市群经济效率的影响效应中没有找到支持威廉姆森假说的经验证据,但从产业多样化集聚视角验证了开放性假说在中国的适用性。最后,本文据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企业并购中的匹配效应*——并购溢价和标的公司盈利质量对并购绩效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8—2019年中国公司并购数据，本文发现在短期和长期中，并购中均存在正向匹配效应，即并购溢价与标的公司盈利质量越匹配、收购方并购绩效越高；并且，本文证实了短期匹配效应的信号传递机制、长期匹配效应的投资效率和协同效应机制。进一步研究表明，在连续并购中也存在短期和长期匹配效应，但在受产业政策支持的并购中不存在长期匹配效应。本文拓展了并购溢价合理性的理论框架，为正确认识匹配对并购绩效和资源再配置的影响提供了依据。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的中国宏观经济*

2016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在持续探底中开始呈现企稳的迹象,表明中国宏观经济并不存在“硬着陆”的可能。2016年出现了一系列值得关注的新现象,充分说明了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依然面临四大方面的问题：一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还没有完全找到;二是稳增长政策并没有缓解宏观经济深层次问题;三是短期产出与中期潜在产出的负向强化机制、超国民收入分配所带来的“消费-投资”困局、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对收益下滑所带来的进一步“脱实向虚”三大新难题已经成为中国宏观经济摆脱持续探底困境的核心障碍;四是当前宏观经济的短期企稳构建在大规模政策宽松和泡沫化房地产复苏之上,还没有形成持续复苏的基础。2016年下半年,中国宏观经济难以持续上半年企稳的态势。本轮“不对称W型调整”的第二个底部将于2016年底至2017年初出现,并呈现出强劲的底部波动的特征。根据模型预测,2016年中国GDP增速为66%,CPI为23%。2016-2017年是中国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期,“大改革”+“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强监管”必须要有可操作的抓手和可实施的方案,各类改革方案和政策措施必须做出新的调整。     

人工智能的财富分配效应研究*

人工智能对经济不平等的影响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但是现有研究以分析其对劳动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为主，关于人工智能对财富分配从而对财产性收入不平等影响的相关研究尚有欠缺。本文通过构建一个连续时间异质性个体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将人工智能对生产技术的影响看作一揽子偏向性技术进步，研究人工智能技术对财富分配的影响。分析发现，人工智能对财富不平等的影响在短期和长期表现有所不同，短期中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会提高经济中财富分配不平等程度，而长期中其财富分配效应则取决于人工智能对不同类型技术进步的促进程度。核心机制在于，人工智能技术进步的多样性在短期和长期中对资本回报率产生不同影响，短期中各类技术进步总是会提高资本回报率，而在长期，不同类型的技术进步对资本回报率的影响出现差异。基于以上结论，本文就我国如何在应用人工智能促进增长的同时预防不平等程度扩大提出了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