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转移、技术选择与农户收入不平等

本文基于收入相对剥夺理论,利用山东、河北、河南3省粮食种植户的抽样调查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分位数模型分析本地非农就业与外出务工两种劳动力转移类型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农业技术选择的中介机制。研究表明:劳动力本地非农就业、外出务工两种劳动力转移类型均显著降低了农户收入不平等状况;从作用逻辑来看,本地非农就业降低收入不平等的作用对低收入相对剥夺农户更为显著,外出务工对高收入不平等农户收入相对剥夺的改善效果更加明显;本地非农就业可以通过采用农业节水技术进而缩小农户收入不平等,而节水技术选择在外出务工和农户收入不平等之间起到遮掩效应,部分抑制了外出务工对收入不平等的改善效果。因此,降低本地非农就业的进入门槛,引导本地就业劳动力采用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继续鼓励劳动力外出务工是改善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关键。     

非农就业、城镇化与城乡居民收入不均等

文章构建了城乡分割体制下的简单二元经济模型,从理论上分析非农就业、城镇化与城乡居民收入不均等的关系,并采用静态和SVAR动态方法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总体上,非农就业与城乡居民收入不均等负相关,且长期内将持续缩小城乡收入不均等;城镇化以及城镇化滞后于非农就业的程度与城乡收入不均等正相关,且长期内均将扩大城乡收入不均等,但影响逐步衰减。最后基于产业梯度推移理论对实证结果进行了解释,并提供相关政策建议。     

经济转型下的中国城镇女性就业、收入及其对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要本文利用1988、1995和2002年的中国城镇家庭收入调查数据，旨在比较改革的渐进期（1988--1995年）和深化期（1995--2002年），城镇已婚女性的就业和就业收入对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我们发现在两个时期，已婚女性的就业明显下降，其就业收入都起到了缩小家庭收入差距的作用。在改革渐进期，已婚女性就业收入缩小家庭收入差距的作用不断加强；而在改革深化期这一作用是下降的。和改革渐进期相比，已婚女性就业收入的变化在改革深化期成为了缩小家庭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     

中国农村两种类型转移劳动力收入差距的比较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的劳动力转移主要呈现出了两种不同类型——本地非农就业和外出就业,外出就业劳动力的平均收入水平高于本地非农就业劳动力,但本地非农就业劳动力的内部收入差距却高于外出就业劳动力。两种类型转移劳动力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主要有省份、性别、人力资本、就业单位或工作类型等;在外出就业劳动力与本地非农就业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差距中,禀赋回报率的差异部分解释了57.9%,而禀赋差异部分解释了42.1%。     

经济转型下的中国城镇女性就业、收入及其对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本文利用1988、1995和2002年的中国城镇家庭收入调查数据,旨在比较改革的渐进期(1988—1995年)和深化期(1995—2002年),城镇已婚女性的就业和就业收入对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我们发现在两个时期,已婚女性的就业明显下降,其就业收入都起到了缩小家庭收入差距的作用。在改革渐进期,已婚女性就业收入缩小家庭收入差距的作用不断加强;而在改革深化期这一作用是下降的。和改革渐进期相比,已婚女性就业收入的变化在改革深化期成为了缩小家庭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     

外出从业、农村不平等和贫困

本文在"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课题组"(RUMiC)2008年农村住户调查数据基础上,使用两种互补的参数和半参数方法估计农村住户劳动力外出从业如果未发生时的农村居民反事实收入分布,进而比较基于反事实和事实收入分布的不平等和贫困指标值,以考察农村劳动力外出从业对农村收入不平等和贫困的影响。结果发现,现阶段农村住户劳动力如果不外出从业,将更加集中地处在农村收入分布的中低端;而农村住户劳动力的外出从业降低了农村收入不平等和贫困程度。     

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不平等的构成及其关系*

本文运用2002-2009年城镇居民住户调查数据,对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不平等的构成及其联系进行研究。本文发现：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主要是工资性收入导致的;工资性和财产性收入对总收入不平等的边际贡献为正,转移性和经营性收入的边际贡献则为负;养老金和退休金是缓解收入不平等的最主要因素;食品、交通通信支出是城镇居民消费不平等的主要构成部分,前者的边际贡献为负,后者的边际贡献为正;收入不平等是消费不平等的主要原因。     

外出务工经历与农村劳动力新技术获得

农村劳动力的城乡迁移改变了农村劳动力的发展空间,而流动空间的开放会促进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发展。本文使用湖北省农户调查数据,利用计量经济模型对外出务工经历与农村劳动力的农业和非农业技能获得之间的关联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在外就业流动累计时间对农村劳动力农业生产新技术获得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曾经是技术人员或者私营业主的返乡劳动力相比一般工人回流后更愿意接受农业新技术;在外务工时间越长、工作越稳定,获得技能培训的机会也就越多,曾经是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以及私营业主的农村劳动力,相比一般工人获得非农技能的概率更高。     

高阶收入风险、收入流动与不平等

本文论证了高阶收入风险的存在及其异质性,并研究了高阶收入风险对收入流动和不平等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优化收入冲击结构、消除高阶收入风险能够提高收入流动性、降低低收入群体收入停滞的风险,并且能够降低消费不平等和财富不平等。因此,政府一是需要保就业、降低劳动力市场摩擦,防范劳动者受到失业等极端收入冲击的影响,二是需要进一步完善职业培训体系、职业晋升体系,降低劳动者在工作阶梯下滑的风险。     

消费不平等的度量、出生组分解和形成机制-兼与收入不平等比较

消费不平等可以反映居民之间真实的福利差异.本文利用1989-2009年CHNS数据,对耐用品存量消费不平等进行了度量和出生组分解,探讨了耐用品存量消费不平等的形成机制,并与收入不平等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消费不平等一直大于收入不平等,但消费不平等不断下降而收入不平等却日益上升;20世纪70年代出生组具有更高的收入不平等和更低的消费不平等;无论是分时期还是分城乡,收入不平等都是消费不平等变化的最重要因素.     

劳动收入份额、城乡收入差距与中国居民消费

本文建立了一个包含人力资本人口分组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劳动收入份额、收入差距与总消费三者之间的关系,然后使用1990—200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动态GMM估计方法,重点检验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以及它们的交互作用对中国居民消费率的影响,揭示了中国消费率偏低的动态形成机制。研究发现,劳动收入份额和城乡收入差距是居民消费增长缓慢最根本的原因;城市化水平、消费习惯形成和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率也有重要的潜在影响;提高劳动要素份额具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尽管使用了不同的识别方法与计量技术并控制了其他潜在影响居民消费率的各种因素,本文的结果依然基本稳健。     

迁移类型、户籍身份与工资收入水平*

本文基于2013年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CHIP）,考察各类迁移对工资收入水平的影响。OLS及PSM估计结果均表明各类迁移有利于工资收入水平的提升;采用局部工具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发现本文的研究结论依然成立。分迁移范围来看,市外迁移的平均收入增长效应大于市内迁移的平均收入增长效应;分户籍类型来看,农村户籍迁移的平均收入增长效应大于城市户籍的平均收入增长效应。综合比较各种迁移类型的收入增长效应,由强至弱可以将其排列为：永久移民市外迁移、农村户籍市外迁移、本地居民市外迁移、城市户籍市外迁移、农村户籍市内迁移、城市户籍市内迁移、本地居民市内迁移、永久移民市内迁移。城市化的核心在于满足居民的自由迁移意愿,从本文的研究结论来看,鼓励就近城市化而妨碍人口跨区域流动的城市化模式尚未得到收入增长激励的支撑。在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及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同时,应注重建立全国统一的要素市场,进一步完善城市的空间结构体系。     

中国近年来经济增长与 就业增长间数量关系解释

本文尝试解释为何中国就业变化和经济增长间数量关系并不稳定,两个问题将被处理：（1）就业数据是否有偏误;（2）一些中国特有的影响因素在就业和增长关系间是否有调节作用。本文的研究发现：（1）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增加就业数据大致可靠;（2）经济增长对就业有显著拉动作用,也就是说使用另一种表达的奥肯定律得到论证;（3）国有经济部门在就业和增长间起到了调节作用,并且对经济周期不同阶段影响有对称性。     

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分布的变化:1988-1999年

该文主要运用微观计量的方法对1988-1999年间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分布的变动情况进行分解,以定量地分析各种因素--人群禀赋和参数结构对收入分布差别的影响,同时对各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作出评估.结论表明,工资或所得方程的参数结构对收入分布的影响很大,其中省份和人力资本变量的影响最为突出.人群不可观察特征之分布的变化对收入分布的影响不大.教育选择方程参数的改变对收入分布的影响非常大,其次是参与选择方程行为参数的影响.     

我国功能性分配失衡的原因及对策

本文考察了我国功能性分配的状况及其失衡的原因。本文认为,生产的物质条件和人身条件的分离、生产过程中的劳资对抗,以及各种形式的市场和制度障碍是导致功能性分配累积性失衡的主要原因。因此,必须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战略部署,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推动形成合理的功能性分配格局,使人民群众在改革发展中受益。     

中国农村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及构成变化:1995—2008年——基于基尼系数的分解

本文采用分省的面板数据对农村地区间基尼系数分解结果表明,1995—2008年,中国农村地区间收入差距总体上仍然呈现上升趋势,基尼系数上升了0.0639,但增幅出现明显减弱趋势。基尼系数变化及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对基尼系数的贡献变化显示出与经济发展阶段变化一致的含义;结构性效应已不再是农村地区间收入差异的唯一构成来源,收入集中效应对基尼系数起了明显的增加作用,工资性收入的集中效应超过了其他收入来源。这些构成来源的变化蕴含着中国面临调节地区间农村收入差距的政策机遇。     

中国的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

最低工资制度是政府通过法律手段保障低工资工人的收入、维护劳动者最基本的权益而对劳动力市场进行人为干预的一种政策选择,它对就业的影响引起了人们的广泛争议。本文利用我国2000-2010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以最低工资制度最为直接的影响人群--其他人员的就业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FGLS）方法考察了该制度对我国就业的影响。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我国的最低工资水平相对于社会平均工资每提高10%,其他人员的就业在社会总就业中的比重下降约为23%,敏感性分析和动态回归把弹性范围扩大到-009~-029,这与国际上早期的时间序列研究的结论基本一致,这表明我国的最低工资制度对我国其他人员的就业产生了负面影响。     

储蓄倾向差异、要素收入分配 和我国产业结构升级*

高储蓄率、要素收入分配不平等和产业结构升级是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三个典型事实。本文构建一个非平衡增长模型表明这三者是一个自洽的系统,存在相互制约和矫正关系。在我国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储蓄倾向不同与劳动收入占比较低的背景下,高储蓄会出现两个相反地影响产业结构的动力。一方面,高储蓄转化的高投资更多体现为工业品,阻碍了服务业发展,同时,高储蓄导致的低消费使得恩格尔效应无法发挥作用,阻碍了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高储蓄导致高投资,推动了资本深化,这又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变迁又反过来影响社会储蓄率和要素收入分配。文章证明这个系统存在一个广义平衡增长路径。     

金融结构转型与收入分配优化

本文阐释了金融结构(包括银行业结构)影响收入分配的理论机制,并运用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金融结构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1)金融制度功能的有效发挥依赖于金融资源在数量规模和结构层次上的匹配程度,金融要素之间根据市场主体的融资需求形成相互分工协作,在促进金融结构转型过程中实现收入分配优化;(2)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优先发展的战略背景下,银行业结构对收入分配存在逐级递减的正向影响效应,大型商业银行市场融资份额占比过高将不利于优化收入分配;(3)在经济增长进程中,金融结构对收入分配存在倒"U"型影响效应,金融结构由"银行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转变将有利于优化收入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