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差异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对比1999年至2007年的城乡居民消费数据,从实证的角度分析我国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下的城乡居民消费差距,重点讨论消费结构差异对居民消费倾向的影响,进而提出提升居民消费倾向的相关举措。     

人口结构调整对我国 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

本文通过我国31个省的城镇居民消费结构数据，利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ELES），分析了人口结构调整对我国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社会总抚养系数的提高会增加人们基本生活支出；（2）从边际消费倾向来看，虽然未来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表现为娱乐文化和教育等支出的提高，但是因老龄化引起的社会总负担系数的提高很可能对该部分的消费产生挤压；（3）家庭耐用品、交通通信和娱乐文化教育的收入弹性大于1，未来消费结构优化的重点也应当增加其贡献，提高我国居民的消费潜力。     

中国省际居民消费升级与旅游消费结构的互动关系及差异性

文章基于2010—2019年6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引入7个核心指标测度居民消费与旅游消费结构的时空差异,采用PVAR模型分析二者的互动关系、影响机制及区域响应。研究发现：(1)发达省份居民消费和旅游消费结构升级同步,北京、上海消费结构多样化（1.8～1.9）、消费结构高级化（80%～85%）及旅游消费结构指数（0.87～1.00）水平较高,福建、山东次之,四川、陕西偏低。(2)居民消费与旅游消费结构之间存在双向共赢的互动效应,且交互影响持久、结构稳定,即消费升级是促进旅游消费升级的驱动力,同时又受旅游消费升级的反哺,但前者作用明显强于后者。(3)落后地区的旅游消费对居民刚需消费和消费多样化影响更敏感,旅游发展带动消费升级;发达地区的居民消费空间拓展了旅游消费场景,从而实现协同增长。促进旅游业与居民生活业态的深度融合,有利于实现旅游发展引领城市消费品质提升,形成全域融合、主客共享、双向赋能的新发展格局。     

中国居民消费发展变化分析与对策——以省际视角

消费是生产发展的动力和目的,对经济拉动作用影响巨大。由于长期以来我国重视增长发展模式,居民消费率较偏低,在城乡、省际、区域、阶层之间具有差距,妨碍了我国消费增长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本文根据相关理论,以1997-2011年数据对我国省际消费数据进行了检验,分析了区域居民消费的变化趋势,从空间和经济发展水平分析了不同省际居民消费的差异性,基于研究结果分析了相关原因,并进一步从城镇化、消费、区域协调发展等给出了路径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消费结构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呈现五大基本特征:食品消费占主导地位;住房仍是消费的重点;家庭设备和衣着消费支出略有下降;医疗和保健需求旺盛;娱乐、教育、文化、服务等消费支出空间较大。与此同时,消费结构也逐渐趋向不合理,城乡消费失衡形势严峻。造成这种不合理的消费结构的根源是:消费结构本身处于较低水平,延缓了消费结构的升级;思想文化传统上的西化和消费者的消费步伐加快;消费差距扩大,加剧消费断层;发展中国家过分的人情及迷信等愚昧消费根深蒂固;消费结构分量扭曲,形成消费市场的无效供给。文章指出,对于我国消费结构的这种现状,建构可持续消费模式是我国消费结构合理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内蒙古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的扩展线性模型（ELES）分析

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消费拉动是最根本的拉动。研究内蒙古的消费需求并增强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对于保持内蒙古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根据内蒙古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数据,利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ELES）模型,对内蒙古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现状及变动趋势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优化内蒙古居民消费结构、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提出了建议。     

浙江省居民消费间接碳足迹测算及影响因素研究

运用投入产出法构建居民消费碳足迹测算模型,结合浙江2002—2012年各行业相关数据,估算居民消费的直接和间接碳足迹。并基于LMDI法构建居民消费间接碳足迹(CF~e)影响因素分解模型,考察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消费水平、消费结构、能源消费强度、能源碳排放强度六种效应对CF~e总量效应的影响。研究显示:城镇居民消费间接碳足迹是浙江省着重减排对象,经济发展水平效应是驱动CF~e增长的主要原因,能源消费强度效应是抑制CF~e增长的主要因素,居民消费结构优化对CF~e增长也起一定延缓作用。     

基于灰色关联分析的山西省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研究

经济发展在带来城乡消费水平提高的同时,城乡消费分层的问题也逐渐显现。当前,扩大居民消费、提高居民消费结构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明显增强。由于城乡居民在消费理念、消费习惯和消费环境的不同,山西城乡消费水平差距较大、消费结构呈现差异性。文章以2013—2021年山西城乡消费结构数据为研究对象,以可支配收入为切入点运用灰色关联法分析其特征并进行对比分析,并提出持续促进城乡居民致富增收、推动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一体化建设、促进生活服务消费升级、改善城乡消费环境等对策建议。     

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构成主因地区差异分析——基于灰色关联度理论的研究

伴随国民经济以较快速度增长的同时,居民收入水平也显著增长,生产要素收入增长过程势必表现为居民消费支出和储蓄额度增加,不断增长的消费支出将进一步刺激经济社会总需求。如何正确地评估我国不同区域和主要省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基本状况和影响其变动趋势的主要结构因素,将有助于改善居民消费结构使消费结构能够更好地符合经济调整和增长的要求。全文基于灰色关联度测算出我国东部、西部和中部地区城镇居民总消费支出与食品支出、衣着支出、居住支出、家庭设备支出、医疗保险支出、交通通讯支出、文教娱乐支出等分类消费支出的灰色关联度,根据关联度排序的实证结果进一步分析了影响我国不同区域及主要城市消费结构的主要因素,同时对比分析了不同城市之间消费结构构成主因的差异化,为进一步改善我国消费结构和平衡区域差异提供了有效的政策依据。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优化居民消费结构

居民消费结构是指居民在生活消费过程中 ,不同类型消费支出在消费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不同类型的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不同的 ,影响消费结构的因素虽然很多 ,但社会保障对消费结构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而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完善 ,存在诸多问题 ;寻求健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措施 ,优化消费结构 ,其意义重大。     

城镇化中能源消费与二氧化碳排放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文章扩展了STIRPAT模型,使用1995-2011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中国城镇化进程在全国以及区域层面上对能源消耗的需求变化与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在全国层面上,城镇化增加了对能源消费的刚性需求且对二氧化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城镇化对二氧化碳排放量影响有明显的区域差异:在东部地区,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增加了二氧化碳排放量,但在中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减少了二氧化碳排放。基于以上结论,文章探讨了未来中国城镇发展的相关对策:适当控制土地城镇化发展速度,积极探索低碳城镇化发展模式,培养市民良好的低碳生活方式,优化与调整地区产业结构与能源消费结构。     

什么导致了中国城镇家庭的消费不平等

以消费不平等作为反映经济不平等的重要指标,本文系统研究了中国城镇家庭消费不平等的成因。采用中国跨省区城镇家庭调查数据,基于再中心化影响函数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城镇家庭的收入与净资产的不平等是导致其消费不平等的重要原因。此外,户主的性别、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宗教信仰以及家庭人口结构等因素也对城镇家庭消费不平等有着不同程度的显著影响。     

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结构偏异——基于跨界公共事务的视角*

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发现,我国地方政府不仅存在生产性支出偏好,还会在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影响下,改变其对跨界公共事务的资金投入。在“量入为出”预算编制原则下,本文利用2010—2019年我国31个省级政府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地方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对跨地区民生性支出、跨地区生产性支出、地区民生性支出和地区生产性支出四类财政支出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全国层面上,跨地区生产性支出受财政收入的影响最大,地区民生性支出次之。比较三类地区的结果发现,区域内政府竞争强度越高,地方政府对外部性的重视程度越强,因而当地用于跨界公共事务的资金会越少。从不同类型财政收入对财政支出的影响结果来看,只有间接税收入可以同时对三类地区财政支出产生显著影响。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城镇化会增加居民能源需求吗——基于事实与文献的述评*

城市消耗了中国70%的能源总量,新型城镇化发展要求实现“高城镇化、低能源消耗”。未来的城镇化是否会推高居民能源需求？以往观点往往得出肯定的结论。本文基于典型事实和逻辑推理对此提出质疑,分别对基于“自上而下”和 “自下而上”视角的两类文献进行了综述和比较,并构建了一个融合两种研究视角的传导机制分析框架。在系统总结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提出未来三个可创新的方向：首先是融合不同学科与视角,将微观居民的用能行为置于城镇化这一动态变迁中进行研究;其次是突破数据和研究方法局限,运用微观数据和实验性方法来科学识别相关性和因果性,并进行政策影响评估;最后是结合国际化视野和规范分析方法来研究中国城镇化中的能源、环境等本土问题,并凝练形成城镇低碳化发展的“中国模式”与“中国经验”。     

城镇化与农业技术变迁的互动机制 ——基于中国数据的理论与经验研究

农业技术变迁包括技术创新和技术转移两个方面，城镇化不仅可以直接对农业新技术的生产和扩散产生作用，而且可以通过直接和间接两条途经促进非农技术向农业技术的转移。农业技术水平也会反作用于城镇化，即可以通过影响非农技术间接产生影响，也可以对城镇化产生直接影响。本文分析了城镇化与农业技术变迁的互动机制，并基于中国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认为我国城镇化过程对农业技术的影响作用没有充分发挥，需要充分借助城镇化的力量提高农业技术水平。本文最后提出了促进城镇化与农业技术变迁良性互动的政策建议。     

中国电商经济发展的消费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2002—201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建立了动态面板模型,利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SYS—GMM）考察了电商经济发展的消费效应。研究发现：我国电商经济发展显著提高了总体消费规模,促进了跨区域的消费集聚,拉大了城乡消费差距,且这种消费差距效应可以通过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这一机制实现。上述三大消费效应均表现出一定的地区异质性,在中西部地区影响更大。本文系统地考察了电商经济发展的消费效应,尤其体现在消费集聚效应和城乡消费差距效应两个方面。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新常态下促进消费增长识别到另一条路径——发展电商经济释放消费潜力,为打造区域性电商消费集聚中心提供了经验证据,明确了电商经济收益共享的推进方向,以实现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收敛。     

2014-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 ——步入“新常态”攻坚期的中国宏观经济

2014年是中国大改革与大调整拉开序幕的一年,也是中国宏观经济沿着“新常态”轨迹持续发展的一年。一方面,GDP增速等宏观参数在外需疲软、内需持续回落、房地产周期性调整以及深层次扭曲等力量的作用下持续回落,另一方面,经济结构在消费升级、不平衡逆转以及政策调整的作用下出现较大幅度的调整,结构参数的良性调整、总体价格水平的小幅回落以及就业状况的持续稳定给2014年相对低迷的宏观经济增加了一些亮色。
2015年将是中国大改革与大调整全面展开的一年。它将延续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逻辑,使“新常态”的4典型特征进一步持续。但在改革力度的全面提升、房地产周期调整的进一步加大、经济低迷的进一步持续以及财务困境的进一步发展等因素的作用下,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将面临6大挑战和变异点。这决定了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必须在全面推进改革与调整的同时,加大底线管理的力度。
报告对常态情形下的参数进行假设,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模型-CMAFM模型对2015年宏观经济指标进行了预测。预计2015年在常态情形下GDP增速将达到72%,CPI为27%,投资增速为123%,消费增速为118%,出口增速为56%。     

结构性去杠杆下的中国宏观经济*——2018年中期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

2018年以来中国经济平稳运行，物价水平稳定，就业形势整体向好，经济增长质量稳步提升。不过，当前中国经济仍然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尤其需要警惕消费增速过快下滑、宏观税负进一步加重、民间投资复苏乏力、部分企业效益状况显著恶化、去杠杆过程中金融体系不稳定性加剧等主要风险点。此外，杠杆率高企是现阶段中国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而且中国的杠杆率在不同部门之间以及各部门内部均体现出明显的结构性特点。为此，中央在2018年专门提出了“结构性去杠杆”的新思路。在“结构性去杠杆”稳步推进的大背景下，宏观政策既要积极应对经济下行压力，谨防去杠杆带来的经济增速超预期下滑风险，又要激发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促使经济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经验、困境与出路*

作为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主要模式，“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否有助于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是否有助于推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仍存在探讨空间。本文基于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就和教训的考察，指出“混合所有制”可以作为竞争性部门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过渡形式；对于垄断央企的改革应该充分借鉴国际上自然垄断行业的改革经验，打破行政垄断，推动竞争性框架建立，并切实实现从“管企业”逐步调整为“管资本”，通过改革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并为经济创造新的增长点。     

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消费平滑与最优外汇储备持有量*

通常认为外汇储备具有抵御外部冲击、平滑居民消费、增进社会福利的作用。循此逻辑,文章构建了三部门模型模拟了货币当局面临资本流动“突然停止”时,出于平滑消费目的的最优储备持有行为。研究发现：中国静态最优外汇储备量约占GDP的1926%;中国实际储备与最优储备的差额自2010年起稳定在18万亿美元;最优外汇储备量与“突然停止”发生概率及其导致的产出损失、短期外债规模、居民存款规模及危机时的资产置换比率、风险规避程度正相关,与银行备付金比率、国际风险溢价程度负相关;从危机应急的角度看,提高银行备付金比率、控制居民存款置换外币比例能有效节约外汇储备,但从长远来看控制国内短期外债规模、确保银行稳健运营才是应对国际资本“突然停止”风险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