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政务能提高企业投资效率吗?——基于电子政务县级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加快发展电子政务,持续优化政务服务既是助力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手段,也是进一步提升营商环境软实力的重要保障.本文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6-2016年的数据,以2011年底实施的电子政务县级试点政策这一准自然实验为依托,采用倍差法评估了电子政务改革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电子政务县级试点建设有利于降低试点地区制度性交易成本,从而提高试点地区企业投资效率.同时,电子政务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主要体现为抑制投资过度,并且受地区市场环境、企业内部控制好坏以及企业产权性质的影响.本文的研究丰富了政府行为影响企业投资效率方面的文献,也为利用电子政务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进而促进市场主体加快发展提供了微观证据.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效果评估——基于绿色经济效率视角

基于超效率DEA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测度的绿色经济效率视角,本文检验了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设立的经济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设立后,试点地区的绿色经济效率显著提升,这得益于试验区设立的绿色技术效率提升作用,但绿色技术进步的效果不明显。机制检验显示,试点地区主要通过吸引外商投资、促进绿色企业创新、抑制污染企业融资等路径提升绿色经济效率,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作用路径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试验区设立对产业升级类和资源开发类试点地区绿色经济效率提升的正向作用明显;对大规模污染企业生产效率的抑制作用更强,对小规模绿色企业的作用不显著。本文研究体现了进一步推进试验区的绿色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紧迫性,有利于为绿色转型政策的优化提供证据。     

产权性质、内部控制与非效率投资

文章以2008—2013年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内部控制对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产权性质对这一相关关系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效果。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能够有效抑制非效率投资,加入产权性质变量后,实证结果表明相对于国有控股公司,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对非国有控股公司非效率投资的抑制效果更好。     

非条件稳健性、条件稳健性与企业投资效率

本文将会计稳健性分为非条件稳健性和条件稳健性,深入阐述这两种稳健性对企业投资效率的作用机理,并以此作为实证研究假设,实证检验这种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条件稳健性是通过融资约束和代理问题这两种渠道作用于企业投资效率的;条件稳健性确实能够提高企业投资效率,而非条件稳健性却降低了企业投资效率;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越严重,条件稳健性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提高作用越明显;公司代理问题越严重,条件稳健性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提高作用也越明显。     

XBRL财务报告对分析师预测的影响研究

财务报告是分析师最重要的信息获取来源,财务报告的质量影响着分析师盈余预测的质量。2009年我国上交所与深交所要求上市公司同步披露其XBRL财务报告,理论上XBRL财务报告将提高分析师对财务报告的使用效率,对分析师的预测研究行为产生影响。本文从预测效率和预测质量的角度研究实施XBRL财务报告对分析师预测的影响,通过对2007—2012年我国A股市场分析师预测数据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上交所与深交所实施XBRL财务报告后,预测效率方面上市公司被预测分析的频率和研究报告中的预测项目数量显著提升,并且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低的上市公司在分析师跟踪及预测效率上提升幅度更大;预测质量方面,实施XBRL后分析师预测分歧度显著降低,准确度显著提高。     

企业社会资本、投资机会与投资效率

在中国目前的情境下,社会资本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资源配置方式,企业通过社会网络寻求稀缺资源的配置方式在当代中国已成为一种主流方式。本文将社会资本理论嵌入到公司投资行为中进行分析,梳理公司投资行为与企业社会资本之间的互动关系,从微观视角实证检验企业社会资本对上市公司投资机会及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资本对公司的投资机会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并能提高投资效率。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社会资本在公司财务领域的研究内容,而且从微观层面验证了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的经济价值。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计稳健性与公司投资效率——中国A股上市的民营企业为证据

文章以中国A股上市的民营企业2014-2018年度财务报告数据为研究对象，探讨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计稳健性对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文章实证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重公司非效率性投资；会计稳健性在公司投资活动中具有治理作用，能够有效缓解企业过度投资，提高投资效率，然而会计稳健性对缓解公司投资不足的作用不明显；会计稳健性是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一种谨慎反应，可以抑制经济政策不确定公司投资效率的负面影响。     

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如何影响公司非效率投资——基于代理冲突和信息不对称的机制检验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框架，信息不对称及代理冲突是影响公司投资效率的重要因素。实地调研作为上市公司和投资者的沟通桥梁，能否增进双方之间的了解与信任，缓解代理冲突和降低信息不对称，进而抑制公司非效率投资，是本文旨在探究的核心问题。本文以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以下简称机构实地调研)对公司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其内在影响机制。在利用极端天气比作为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发现，机构实地调研与公司非效率投资显著负相关。机制检验发现，机构实地调研通过降低代理冲突和缓解信息不对称来抑制公司非效率投资，以上结论在采用双重差分法、考虑样本自选择和变换核心变量度量方式后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代理冲突和信息不对称不具有长期中介效应，代理冲突和信息不对称的机制作用受到公司内部治理环境的调节，代理冲突的中介效应随着公司信息环境的改善而减弱。本文细致刻画了机构实地调研对公司非效率投资的具体作用机制，为正确理解机构实地调研的公司治理效应提供了新的理论诠释，为监管部门继续推出和完善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和相关披露政策提供了有力的经验证据。     

法治、政府控制与公司投资效率

在考虑了各级政府的动机和行为影响的前提下,以沪深两市3183个上市公司的观测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法治与规制企业非效率投资方面的微观机理及其影响后果。研究结果显示,与中央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和非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相比,地方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的投资扭曲程度更大。法治的改善能够抑制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且这种作用在地方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中表现得更为强烈。但从对公司投资价值的影响来看,不管是中央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还是地方政府或非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法治对公司投资效率的改进并没有最终反映到公司价值的提升上,显示出其只能够降低而不能消除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行为,因而法治在提高我国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作用是有限的。     

内部控制质量、自由现金流量与非效率投资

目前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因委托代理冲突和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非效率投资问题,从而出现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资源浪费和投资机会丧失的情况.本文以2011—2016年沪市交通运输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内部控制质量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自由现金流量与非效率投资之间的关系以及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对自由现金流量引起的非效率投资是否具有抑制作用.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质量与非效率投资之间负相关,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越少;自由现金流量短缺的公司倾向于发生投资不足行为;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抑制自由现金流量对投资不足的影响.     

管理层权力、内外部监督与企业风险承担*

本文以2005—2014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管理层权力的衡量指标，实证检验管理层权力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权力越大，风险规避的倾向越明显，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越低；良好的内外部监督机制能弱化管理层权力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渠道测试表明，管理层权力通过削弱企业的融资水平规避风险，而对企业投资无显著影响。本文拓展了管理层权力的经济后果及企业风险承担影响因素领域的文献，对引导管理者积极承担风险、加强上市公司内外部治理体系建设、维护中小股东权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资本市场开放下企业创新策略选择

本文以2010—2019年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应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研究了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沪港通的开通提高了标的企业实质性创新投入，但是也助长了策略性创新行为。路径分析表明，沪港通主要通过影响企业内源融资与改善外部信息环境，缓解融资约束与信息不对称性，促进企业实质性创新。为实现高质量经济发展，需要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开放制度、提高政策甄别能力与扶持企业创新。     

银行业联合授信制度制约企业的非效率投资了吗——基于沪深A股公司的分析

中国银保监会出台联合授信管理制度旨在抑制企业过度融资行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为检验该制度是否达到预期效果,采用2014—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运用非平衡面板数据回归实证考察联合授信机制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发现联合授信对企业的非效率投资（包含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呈现显著抑制效应,其中联合授信对投资过度的抑制效应最大。进一步研究发现,相较于国有、大规模、低负债、高盈利等异质属性的企业,联合授信对非国有、小规模、高负债、低盈利等属性企业的非效率投资（尤其是投资过度）抑制效应更为显著。     

政策协同视角下的中央企业重组与国有资本配置效率*

基于深化国企改革的政策协同视角，本文系统地考察了中央企业重组对国有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中央企业重组能够长期性地改善国有资本效益，并且这一结果在不同重组方式下存在差异。机制检验表明，中央企业重组是通过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而非加剧市场垄断来提高国有资本效益的。进一步检验表明，深化国企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分类改革和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能够对中央企业重组起到政策协同效应。最后，中央企业重组还能够通过退市清算、产权转让等形式促使国有资本淘汰落后产能、化解过剩产能，同时布局重要行业并聚焦主业。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及时回应了国企重组特别是央企重组效果及必要性的重要关切，而且为深入推进国企改革提供了有益启示。     

股票网络平台中的噪音会影响股价同步性吗

股价同步性是衡量资本市场信息效率的重要指标。股价同步性的影响机制一直以来都是金融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使用文本分析的方法,通过机器学习度量了东方财富股吧中股民发帖评论中的非理性噪音,检验了股票网络平台中的噪音与股价同步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股票网络平台中的噪音会促使投资者做出非理性的投资决策,进而降低股价变动的同步性。噪音评论占全部评论的比例越高,上市公司的股价同步性越低,而且两者之间呈现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第二,公司个股新闻与公告数量的增加、分析师关注度的提高与外部审计质量的提升,均可以减弱股票网络平台中的噪音对股价同步性的影响。本文关注网络新媒体中的噪音对股价同步性的影响,研究结论对于监管部门加强网络信息监测以及上市公司进一步完善信息披露渠道具有现实意义。     

融资约束、代理成本与企业非效率研发投资研究

通过构建一个异质性双边随机边界模型,以湖北省上市公司为样本,定量考察了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对企业非效率研发投资的影响方向及程度。结果表明：①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对企业研发投资水平具有重要影响,并且,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程度强于代理成本;②整体上湖北企业研发投资较最优水平低18.05%,但约32.84%的公司研发投资高于最优水平,约59%的公司研发投资不足程度超过10%;③企业非效率研发投资的异质性较强,地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普遍研发投资不足,中央国有企业研发投资效率较高。创新引领中“政府之手”作用的有效发挥应考虑对不同企业分类施策、精准引导。     

高管海外背景、进入模式与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生存绩效*

拥有海外背景的高管对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生存至关重要。本文以2007—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海外子公司数据为样本，基于高阶理论，运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和logit模型检验了高管海外背景对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生存绩效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显示，高管海外背景有助于提升海外子公司的生存绩效；此外，进入模式在高管海外背景和海外子公司生存绩效二者关系间存在中介作用，即高管的海外背景越丰富，海外子公司越倾向于以独资的模式进入东道国，独资模式下母公司对于海外子公司的资源投入有助于提升海外子公司的生存绩效。     

社保基金投资组合的 定价效率和投资风险研究 基于股价同步性的实证检验

笔者利用2007年到2013年各个季度我国沪深两市A股交易数据,以股票价格收益率与沪深300指数收益率的同步性衡量股票的定价效率,通过实证模型分析社保基金投资对股票定价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当市场处于金融危机前后的牛市和熊市时,社保基金投资对股票定价效率无显著影响,当市场处于较平稳的阶段时,社保基金能显著提高股票的定价效率并降低了投资风险。这说明社保基金参与资本市场投资能提高我国资本市场的有效性。     

监督与纾困！ 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研究

本文采用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2008-2019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实证样本,探索机构投资者持股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结论表明,机构投资者能够同时发挥监督治理效应与纾困治理效应,通过抑制企业过度投资,缓解企业投资不足,进而改善企业投资效率。在控制潜在内生性影响以及一系列稳健性之后结论依然成立。探讨影响路径发现,机构投资者主要通过降低代理成本来抑制企业过度投资。同样,机构投资者主要通过缓解内源融资缓解企业投资不足。进一步考虑外部信息环境的作用,发现良好的信息环境更有利于机构投资者缓解企业内部融资,降低代理成本,最终优化企业投资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机构投资者在非国有企业中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更加显著。本文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机构投资者治理效力的研究,为更好的探寻机构投资者参与上市公司治理的路径与机理提供了参考。     

容错机制能促进国有企业创新吗

如何提高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是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本文以近年来国有企业实施的容错机制为切入点研究国有企业创新问题，通过构建动态博弈模型并求解纳什均衡提出了两个理论假说：（1）正向激励可以提高国企高管的低风险创新激励，但不能提高其高风险创新激励；（2）正向激励和容错机制的结合可以提高国企高管的高风险创新激励。本文以中央企业建立容错机制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3—2019年央企实际控制的上市公司数据，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法验证了上述假说。进一步研究发现，容错机制对竞争性行业和高管年轻化的国有企业的高风险创新具有更加明显的促进作用。本文的发现为提升国有企业创新能力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为优化国有企业容错机制提供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