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贸易与边疆地区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的实验证据

本文以辽宁、黑龙江、广西、云南、新疆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边境贸易对边疆地区经济增长的实际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边贸对边疆地区经济的增长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与投资等传统要素相比,边境贸易对边疆地区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还比较弱,边境贸易的潜力尚未完全得到释放.由于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入实施必将为中国边境贸易的发展带来重大机遇.因此本文建议:全面实施以周边国家为主要合作伙伴的沿边开放发展战略;创新沿边开放政策,实施以建立跨国边境合作载体为先导的自由贸易区战略;抓住沿海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机遇,积极承接东部转移的先进产业,促进边境贸易升级.     

政府宏观政策和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基于分工网络动态演进的过程,讨论了政府宏观政策和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内在机制,并结合中国数据对该机制进行了经验分析。指出:经济波动和增长是分工网络动态演进过程中的两种宏观表象;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与分工网络的结构特征和演进过程有关;政府宏观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取决于各地区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按规则的长期政策对经济增长有正影响,相机抉择的短期政策对经济增长有负影响。     

经济集聚与城市经济增长——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我国232个地级市1999-2006年的数据,探究我国经济集聚与城市经济增长的关系,并试图考察在我国城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Williamson假说是否成立.研究表明,在我国城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该假说成立,即城市经济集聚与城市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经济集聚促进了城市的经济增长;而伴随经济增长,经济活动在城市的进一步集中将阻碍城市经济的增长.实证结果表明实际人均GDP水平28283元为我国城市经济集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临界值.     

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来自中国地级市层面的证据

环境规制是促进还是抑制经济增长,目前学术界还未达成共识.本文利用2003-2015年中国28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2012年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五位一体”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机制并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由于目前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还处于起步阶段,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规制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和外商直接投资两条路径作用于经济增长.理论分析预测显示,长期内当产业结构优化、绿色发展常态化之后,环境规制会促进经济增长,即环境规制在短期内抑制、长期内促进经济增长.最后,根据中国环境规制现状和经济发展实际情况,提出政策建议.     

金融中介发展平抑了经济波动吗?——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波动的联系属于学术研究前沿课题。文章基于1994-201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尽管中国金融中介发展具有显著的货币冲击减震效应,但总体而言,中国还未到达金融中介发展对经济波动产生平抑效应的阶段。文章还发现,中国正从金融中介发展对经济波动具有放大效应的阶段步入临界区间。因此,文章研究结果所蕴含的一个重要政策涵义是,中国金融中介发展已处于一个关键时期,进一步加快发展必定会为宏观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     

经济增长目标管理

经济增长目标管理是一个全球性现象,现有文献忽略这个现象。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考察经济增长目标管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理论上,本文证明了在一定条件下经济增长目标可倒逼资源配置,从而影响经济增长;但这并非最优的政策选择。在实证上,本文采用手工收集的除非洲和南美洲以外的全球各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目标数据,回归分析发现,在经济增长目标管理期间,增长目标变动一个百分点,实际经济增长速度也将变动一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目标对资本积累有显著影响,对技术进步有微弱影响,对就业和人力资本没有显著影响。这些发现是稳健的,进一步控制了可能存在的数据测量误差、地理、文化、制度、基因以及市场进入程序、成本和时间等变量后,依然成立,验证模型的部分结论。     

政府规模与宏观经济稳定性 ——来自新兴市场经济的证据和RBC模型的分析

本文研究的核心是政府支出和收入规模对于宏观经济稳定性的影响。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实证分析表明,政府消费规模对产出具有非稳定效应,一般性政府支出规模和产出波动率的负向关系可能并不存在。本文首先构建了包含累进型税收机制和需求扰动型政府支出的实际经济周期模型（RBC）,模型拟合出政府支出规模的非稳定效应和税收的稳定效应。当将政府支出视为生产性支出后,支出规模的稳定效应体现出来,虽然在规模进一步扩大后稳定效应会消失。     

政府支出规模、经济波动与经济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笔者在Barro的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理论基础上,引入经济波动以反映政府支出规模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利用中国28个省(市、自治区)1979年～2008年的面板数据,检验了政府支出规模与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地方政府支出规模与经济波动对区域经济增长都产生了负效应,且经济波动比政府支出规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负效应更大。因此,政府在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要更加注重保持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研究——来自深圳市的证据

文章在国内学者王金营构建的改良后的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的基础上利用深圳市的经济数据进行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深圳市的经济增长是在人力资本高起点水平上的物质资本投入扩张型增长;深圳特区单靠增加劳动力投入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已显得微不足道;人力资本外部性对深圳市经济增长的作用呈减弱趋势。     

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

本文在测度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基础上,构建了关于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的计量经济模型,进而探讨了二者对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进程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相对而言,产业结构合理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而高级化则表现出较大的不确定性。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不可预测的周期性波动方面,而它们的影响机制却截然不同。产业结构高级化是经济波动的一个重要来源,产业结构合理化则有助于抑制经济波动。总体上,现阶段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要远远大于产业结构高级化。本文认为,政府在制定产业结构政策时,应在强调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同时,积极突破制约产业结构高级化效应的限制条件,有效推进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充分发挥产业转型与升级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推动作用。     

经济增长、政府财政收支与地方官员任期——来自省级的经验证据

文章利用除港澳台地区外全国各省份任职的党政主要领导在1994年至2012年的详细信息与省级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对省级领导人任期时长与经济增长等绩效指标,与政府开支等工具指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地方经济增长率与省级领导人任期时长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而政府收支与任期时长的关系更为复杂。结果说明,以经济绩效考核为基础的政治晋升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地方官员的经济增长行为和财政行为,地方官员或许还面临着其它不同于经济绩效的激励和约束。这一发现契合了最近中央下发的不能简单把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作为干部提拔任用的唯一标准的规定,说明建立一个更加全面的官员治理和考核体系势在必行。     

基于经济波动的控股股东与股利政策关系研究——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文章考察了控股股东和经济波动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结果表明,从控股股东的角度来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公司越愿意支付股利,尤其是现金股利.当考虑了经济波动的影响时我们发现,在经济下降期,公司不再愿意支付股利,即使支付股利,公司也偏向于支付股票股利.此外,不同股权性质的公司在经济波动期的股利政策也不一样.在经济下降期,非国有控股公司第一大股东比例越高,股票股利支付数量越少,现金股利支付数量越多,但是,国有控股公司这种变化并不显著,说明相对于国有控股公司,非国有企业的股利政策更容易受到经济波动的影响.     

人力资本培养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的证据检验

利用1952～2009年时间序列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人力资本培养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根据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以及VAR模型估计等经验分析,结果发现,中国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培养各自的独立性较强,转变经济增长模式需要人力资本培养的密切配合。当期人均实际GDP增长率提高1%的话,下期人力资本增长率会降低2.26%,即人均实际GDP增长速度的波动对人力资本增量的变化有明显作用。政策上看,应早日建立市场主导式人力资本培养模式,增加人力资本培养主体的灵活性,从而更好地满足经济增长对要素投入的需求。     

经济增长目标的策略性调整

本文旨在考察地方官员在中央调整经济结构时的增长行为。在理论上,本文证明了,当中央可信地从做大蛋糕转向调整区域经济结构时,将采取偏向欠发达地区的经济政策,地方官员会策略性调整经济增长目标;当调结构政策受惠面足够大时,发达地区官员会选择相对放缓辖区经济增长目标。在实证上,本文采用2001—2012年间省级政府工作报告所报告的增长目标和1996—2015年间五年规划所规划的增长目标,发现增长目标主导着省际差距的变动;当中央大规模调整区域经济结构后,发达省份开始相对放缓辖区增长目标。本文的发现是稳健的,为中国经济增长近年所呈现出的新现象——东部经济增长放缓、省际经济差距缩小、中央实施偏向内陆的区域协调发展政策——提供了一种解释。     

地方官员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省长、省委书记交流的证据

通常认为地方官员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积极角色,近来国家也有意通过干部交流促进省区平衡发展,但国内还没有定量识别地方官员影响经济增长的文献。本文基于1978—2005年间省长(书记)交流样本构造了省长(书记)与省区相匹配的面板数据,系统地实证分析省长(书记)交流对流入省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即省长交流效应),结果发现,整体而言,省长交流能够使流入地的经济增长速度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这种省长交流效应是通过在流入地采取大力发展二产、重视一产、忽视三产的产业发展取向实现的。本文的发现是稳健的,有助于增进对加强干部交流破解省区发展不平衡的理解。     

不利冲击下经济增长恢复的经验——基于中国经济目标管理实践

中国经济遭遇不利冲击后总能够较快恢复增长。本文尝试基于目标对冲效应给出一个可能的解释:中国施行目标导向的宏观经济管理,当遭遇不利冲击时,经济向下偏离当年增长目标,政府迅速实施目标导向政策,对冲不利冲击的负面影响,从而经济较快恢复增长。本文贡献了一个识别目标对冲效应的方法,采用洪水这一准自然实验,实证分析发现:在2001—2016年间洪水对当年经济的负面冲击约为1.07个百分点,目标对冲效应约为1.11个百分点,对冲了洪水冲击的负面影响,经济快速恢复增长。本文还发现,遭受洪水的城市当年增加财政支出约1个百分点、减免税负规模约15个百分点、提高信贷规模约5个百分点。这些发现是稳健的,揭示了目标对冲效应在经济平稳增长中的关键作用。     

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证据

研究显示,尽管在中国主要污染物的排放增长趋势近年来有所减缓,但是大多数污染物的排放并不具有典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特征,还有大量的污染物的排放总量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增加,受中国重化工业发展对能源需求增加的影响,二氧化硫等污染物的排放仍在继续增加,中国污染物的排放与人均GDP的关系并未真正形成.这就要求中国政府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政府职能,从单纯追求GDP及其由此而来的财政收入,转向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