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应链集中度、商业信用融资与企业创新

文章基于供应链上下游的纵向关系，从供应商集中度、客户集中度和双向集中度三个维度分析了供应链集中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及商业信用融资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供应链三个维度的集中度对企业创新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双向集中度对企业创新的负向影响最大，客户集中度对企业创新的负向影响最小；非国有企业创新受客户集中度和双向集中度的负向影响更强，而国有企业创新受供应商集中度的负向影响更强，但供应链三个维度的集中度对创新的负向影响只作用于强行业竞争性企业，对弱行业竞争性企业创新没有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商业信用融资是供应商集中度和客户集中度影响企业创新的中介路径，但不是双向集中度影响企业创新的中介路径。供应商集中度通过减少源自上游供应商的商业信用净融资来抑制企业创新，客户集中度通过减少源自下游客户的商业信用净融资来抑制企业创新。     

数字化转型会提升企业商业信用融资吗？

在我国金融体系尚未完善的情况下,商业信用融资对企业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选取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提高商业信用融资。作用渠道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供应商集中度、提高企业市场地位和增加信息透明度吸引商业信用融资。此外,国有企业、非高科技企业和处于制度环境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商业信用融资的提升作用更明显。本文结论探索了数字化转型缓解融资约束的具体表现,丰富了数字化转型结果因素的研究。     

企业ESG表现与商业信用获取

近年来,企业ESG表现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实务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文章基于2008-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ESG表现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ESG表现促进了企业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融资。机制检验表明,ESG表现能够通过强化产品市场竞争优势、加强外部监督、提高企业声誉和抗风险能力促进企业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融资。从时间维度上看,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后,ESG表现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促进作用更强,这与整个社会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相关。异质性检验发现,ESG表现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促进作用在供应商集中度较高以及信贷规模较小的企业中更显著。经济后果检验发现,ESG表现所带来的企业商业信用融资效果提升了企业的实体经济投资,表现为创新投入的显著增加和固定资产投资的显著提升,进而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文章揭示了ESG表现服务实体经济的具体效应和途径,为我国持续推进ESG建设和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动态风险视域下商业信用融资与研发投资逻辑关系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构建现代化战略体系的内在要求。基于2010-2018年A股上市公司经验数据，深入探究商业信用融资对研发投资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商业信用融资与研发投资呈倒U型关系，企业风险动态变化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而且，在供应商集中度高的企业中，商业信用融资对研发投资的影响更加显著，供应商集中度有助于增强企业风险的中介效应。商业信用融资对企业创新能力和双维绩效的影响存在最优阈值。     

企业ESG表现影响了商业信用融资吗?

企业ESG表现是评估企业环境责任、社会责任和治理水平的综合性非财务指标，也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本文基于“替代性融资理论”,以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了企业ESG表现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研究发现，企业ESG表现降低了商业信用融资水平。进一步分析表明，在高污染高耗能企业、政府补助较高的企业以及供应商集中度较低的企业中，企业ESG表现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更为显著。     

异质机构投资者与企业商业信用融资

深化供给侧改革对促进供给侧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采用2007-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究异质机构投资者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本研究的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企业通过提升信息披露质量而提升企业商业信用规模。专注型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商业信用融资促进作用更显著。使用替换变量、倾向得分匹配法、更换变量衡量方式、滞后一期及工具变量法检验后,结果依然稳健。进一步分析,专注型机构投资者仅对研发强度大的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具有促进效用;机构投资者在市场化进程弱、融资约束高的企业发挥更好的治理作用。本文揭示了机构投资者影响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黑箱,同时建议资本市场发展持股稳定、持股比例高的专注型机构投资者,提高商业信用融资规模,促进供给侧高质量发展。     

僵尸企业占用银行信贷的负外部性——基于商业信用的视角

妥善处理僵尸企业与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中之重.以2010-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商业信用的视角研究了僵尸企业占用银行信贷资金的负外部性.研究发现:僵尸企业占用金融市场的信贷资源越多,其占用产品市场的商业信用资金也越多;相对于下游客户,上述影响对僵尸企业的上游供应商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资产专用性越高和所处行业的行业集中度越高的僵尸企业,对商业信用资金占用越严重.机制检验发现:僵尸企业占用银行信贷资金对上下游企业产生的负外部性是由僵尸企业信息透明度低以及偿债能力不足引起的.     

货币政策对商业信用与银行信用两者关系的影响

本文以2005-2014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来检验货币政策对商业信用及银行信用的影响.研究发现,商业信用和银行借款在企业中呈现显著的“替代关系”.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货币政策的趋紧对于企业商业信用融资和银行借款融资的替代关系的影响还会随着企业规模的不同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本文一方面检验了我国上市公司货币政策信贷传导的存在理论,另一方面可以为货币政策的制定提供微观数据基础.     

高管权力与商业信用

对于中国这一权力文化色彩较浓的新兴市场国家而言,研究高管权力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商业信用已经成为我国企业的重要融资方式.本文主要研究高管权力对商业信用的影响,进一步考察了企业产权性质以及经济周期、企业行业地位和成长性三个宏观、中观、微观因素对高管权力与商业信用关系的影响.采用1999-2012年中国A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通过一系列的实证检验,本文得到如下研究结论:高管权力的增大会降低企业获取商业信用的规模;企业的国有产权属性能减弱高管权力与商业信用的负向关系;当经济处于下行期时,高管权力与商业信用的负向关系更为显著;企业的市场地位越高、成长性越好,高管权力降低商业信用的程度越小.以上研究结论表明高管权力的增大会导致商业信用减少的恶劣后果,高管权力是影响企业获取商业信用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的研究发现为高管权力的经济后果提供了进一步的经验证据,丰富了高管权力和商业信用融资两方面的理论研究,对抑制高管权力过度膨胀、降低信用风险和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发展均具有较强的启示作用.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商业信用融资

商业信用融资属于替代性融资渠道,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背景,考察了股权多样性和股权融合度对于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以2014-2018年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替代效应的需求和供给角度分析了混改对于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国企股权多样性和融合度对于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存在差异,股权多样性对于商业信用融资无显著影响,股权融合度与商业信用融资水平呈正相关。进一步研究影响机制,从商业信用需求来看,混改会降低国企的银行信贷,增加了企业的商业信用需求;从商业信用的供给来看,混改会增加国企的内部控制水平,促进供应商乐于提供更多商业信用。最后,对于国企进行分类拓展研究发现,央企、垄断型企业和所处市场化程度高地区的企业,混改对于商业信用融资的促进水平更明显。研究结论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需要从"量变"向"质变"进行深化,进而增强商业信用的融资作用。     

制度环境与商业信用融资有效性

基于2005年至2009年的上市公司样本,研究了制度环境对商业信用融资的有效性。研究发现,市场化程度越高,企业获得的商业信用融资越多,并且商业信用融资显著提高了企业的经营绩效和市场绩效;国有企业获得的商业信用融资更多,但并没有因此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和市场绩效,民营企业获得的商业信用融资更少,但是商业信用融资显著提高了企业的经营绩效和市场绩效。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可以纠正由于产权约束而导致的商业信用融资低效率配置。实证结果表明,市场化改革可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实现商业信用融资的有效配置。     

关于开展国内商业信用保险的思考

国内商业信用保险在社会信用体系、国内贸易拓展市场、银行企业的风险管理、中小企业融资等多方面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功能。目前国内商业信用保险在我国尚未得到充分发展,究其原因是由经济社会环境、供给、需求等方面因素造成。通过加强制度创新,产品和业务创新,可以有效地促进我国国内商业信用保险发展。     

产权性质、信贷歧视与企业融资的替代性约束

商业信用和银行信贷都是企业重要的融资方式。然而在中国的金融体制下,产权性质的异质性会造成企业受到金融机构的信贷歧视,而这种信贷歧视会约束企业的替代性融资,即当民营企业面临商业信用约束时,其更难以使用银行信贷进行融资性替代。本文利用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上述理论假设。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的商业信用与银行信贷之间存在着相互替代的关系,民营企业受到了来自金融机构的信贷歧视,而信贷歧视减弱了民营企业银行信贷的融资替代性。为了缓解民营企业所受的融资约束,政府应积极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减少针对民营企业的信贷歧视,而企业应加强产业关联,增强商业信用融资能力。     

商业信用能否成为企业有效的融资渠道——基于投资视角的分析

本文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验证了企业获得的商业信用能否成为企业有效的融资渠道这一问题。在考虑了中国信贷市场存在的信贷歧视等问题后,结果显示,中国企业能够利用商业信用作为融资渠道,而且,对于小企业,私营企业以及外部金融环境较差的企业,商业信用对其融资帮助更大。当正规部门融资成本上升时,国有及外资企业以及外部金融环境良好的企业能够更为有效地使用商业信用作为融资渠道。     

商业信用影响企业避税行为吗

文章选取2007—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商业信用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商业信用融资越多,避税程度越低;商业信用供给越多,避税程度越高。这一结论在通过替换变量、工具变量检验以及Heckman检验后依然成立。并且通过进一步检验发现,在融资约束严重的企业内,商业信用融资削弱企业避税的作用相对较弱,而商业信用供给加剧企业避税的作用则相对较强;在市场监督严格的环境内,商业信用融资削弱企业避税与商业信用供给加剧企业避税的作用均相对较弱。研究结论解释了商业信用与企业避税间的内在联系及影响机制,为企业合理使用商业信用工具与税务部门强化企业避税监管提供参考。     

商业信用融资能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视角

本文选择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研究商业信用融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总体上看,商业信用融资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呈倒U型趋势,即存在先“激励”后“挤出”的影响;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来看,成熟期只存在“激励效应”,成长期和衰退期呈倒U型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处在不同生命周期企业的所有制和规模差异,会导致商业信用融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产生显著差异。本文研究结论丰富了商业信用融资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关文献,对处在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合理确定融资规模,进而改善生产效率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关系网络、商业信用融资与民营企业成长

以2006-2010年间上市民营企业为样本,通过检验商业信用融资对企业成长的影响状况,以及关系网络是否有利于企业使用商业信用融资,本文发现使用商业信用融资能缓解融资约束,并促进企业成长,这对于存在融资需求的企业体现得更为突出。此外,不同层次的关系网络对企业使用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横向关系网络有助于企业使用商业信用融资,并对小型企业的帮助程度最高。本文为我国民营企业为何能在缺乏正规金融支持的背景下成长提供一种新的微观机理解释,并为转轨经济中非正式制度对非正规金融所发挥的支撑作用提供新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能破解企业融资约束吗?——商业信用融资视角

商业信用融资作为一种非正式的融资渠道，对企业生产经营起到至关重要的保障作用。本文以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融资。机制检验表明，信息透明度是数字化转型正向影响企业商业信用融资获取的作用机制之一。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获取的促进作用在高科技行业、高战略差异度、成熟期和低管理层持股比例的企业中更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获取的提升作用主要是在底层技术运用层面；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商业信用融资效果有助于企业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本文为商业信用融资研究提供了数字化转型的新视角，同时也为充分发挥数字技术赋能效应，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客户集中度与供应商赊销账款的动态收敛特征——倒U型调节效应及调节机制分析

本文基于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2007—2017年数据，研究了商业信用供给的动态收敛速度及客户集中度对收敛速度的非线性调节作用。结果表明：赊销账款存在向最优值动态收敛的特征，客户集中度对收敛速度具有倒U型调节作用——随客户集中度增加，收敛速度先加快后减慢。收敛速度的放缓与供应商为加速销售或优化存货处置效率而增加主动性供给无关，而与供应商在买方市场势力威慑下的被动性供给有关。倒U型调节效应对民企及高资产专用性供应商显著，但对高电商化水平、高社会信任度的供应商消失。最后，文章给出了缓解供应链侵占的政策建议并对互联网平台企业是否会借流量优势取代传统分销商侵占供应商客户剩余提出了前瞻性探讨。     

银行业结构影响中小企业信贷能力? ——基于分层线性模型实证

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引起了我国普遍关注。基于wind数据库,利用分层线性模型考察了企业规模与银行业结构对中小企业信贷能力的影响,并引入了商业信用环境变量,研究不同商业信用环境下,该影响是否会发生变化。研究发现,企业规模越大,银行业结构越分散,企业信贷能力越强,但该影响程度随着商业信用环境的提高而减弱。本研究对于如何提高中小企业信贷能力具有重要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