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与“中等收入陷阱”： 家庭福利损失的视角

本文以经典的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结合中等收入国家的特点,提出如下理论假设：通胀所造成的家庭福利损失会影响中等收入国家宏观经济的发展,进而推动相关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后通过FGLS、差分GMM,以及系统GMM的方法对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进行回归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基础设施、债务水平、技术创新以及储蓄率这些影响因素之后,通胀对上述国家人均GDP增长率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使是在年均通胀率只有514%的东亚国家组,通胀对人均GDP增长率的平均影响也达到了123个百分点～221个百分点,影响比重达到了27%～48%。所以,我们应该加强对通胀的调控,以确保我国经济能够持续健康地发展。     

“明斯基时刻”之考辨

最近这场信贷危机和经济衰退之后,“明斯基时刻”作为标语在金融媒体、时事评论和学术出版物当中广泛传播。对该术语考辨后发现,源自后人发明的“明斯基时刻”尽管具有“危机拐点”和“危机过程或阶段”这两种不同含义,但它们却均是对明斯基思想的贬低乃至歪曲。该标语将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性假说”简化以及曲解为单纯的“时刻”、“时段”、“融资分类法”或“非理性疯狂”,结果是,每个时期的金融危机,无论其特征如何,都可以冠之以“明斯基时刻”,而该假说所描述的动态机理却被忽视了。明斯基为我们所做出的最为重要且鼓舞人心的贡献在于“明斯基动态”,即他对现代金融化经济变得如此不稳定的内生动态机制的理解,而这种洞见如今却依然游离于主流思想之外,饱受忽视甚至压制。     

中国农村收入流动分析

本文利用农业部1986—2001年间六省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对农村家庭收入流动进行了经验分析,发现:第一,分析期内农户呈现出收入流动程度随时间先增大后逐渐稳定的趋势,这使得持久收入不均等程度显著小于年度不均等,1995年以后虽然有较大的年度收入不均等,但持久收入不均等较小;第二,分析期内农村收入流动始终大于同期城市收入流动;第三,在1986—1990年间,农民平均收入较高省份的收入流动程度较大,而在1995—2001年间,各省收入流动差异并不明显;第四,农民收入水平有条件收敛的趋势,同时,教育水平提高、外出打工,都对农民收入增长有显著的推进作用。     

论商业银行“一级法人”和“分级经营”的协调运作

商业银行实行“一级法人、分级经营”的组织管理制度,这是由我国的国情所决定的。然而,由于传统的、专业化的经营管理机制的惯性使然,现实中“一级法人”和“分级经营”经常发生着激烈的摩擦和碰撞。如何既保证一级法人制度的有效实施,又充分激发各行的分级经营活力,这是摆在理论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非常重要而紧迫的课题。一、现实中“一级法人”与“分级经营”的摩擦焦点所谓“一级法人、分级经营”,实质上就是商业银行的总行作为企业法人,除此之外所有的分支机构都不具备法人资格,只在总行授权的范围内依法开展业务,其民事责任由总行承担。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突破与政策应对*——基于地区收入差距视角

“中等收入陷阱”在本质上是收入与增长非线性相关系,而威廉姆森拐点决定着中国经济发展是否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本文基于空间自相关理论提出空间基尼系数的一个分解框架,并运用威廉姆森“倒U型”理论构建“中等收入陷阱”理论模型。结果表明：中国地区收入差距与人均GDP之间存在“倒U型”非线性关系,更确切地说是S型关系。以平滑转化回归模型测算,中国存在人均GDP为4 18930美元拐点,并于2005年越过拐点,但进入地区差距收敛的“高体制”路径仍有一定差距。因此,中国在政策应对上要进一步通过实施高起点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健全宏观配套政策,配合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从而成功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区域“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效率评价

以中国内地31个省（市）数据为基础,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简称“双创”）的本质及特征为依据,构建了一套区域“双创”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三阶段DEA方法,在控制环境因素的基础上考察了各地区“双创”投入产出转化效率。研究显示,目前各区域“双创”效率发展不均衡,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除个别地区达到1以外,其它地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效率缺损。最后,根据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大小,对31个省市的“双创”效率进行四分图归纳,根据归纳结果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可为“双创”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土地财政”被误解了吗*——基于扩张原因与福利结果的重新考察

不同于既有研究仅强调财政分权和经济绩效分别是“土地财政”产生原因和影响结果,本文在第一代面板单位根IPS检验、Hadri LM检验、Fisher ADF检验和第二代面板单位根Pesaran CIPS检验基础上,使用1998-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和Pooled OLS方法、FE OLS方法、SYS GMM方法重新考察了“土地财政”的扩张原因和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土地财政”除了受同质性中央财税制度的影响,还受到人力资本、人口规模、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等异质性地方非制度因素的影响;(2)“土地财政”不是既有研究断定的“绝对攫取”,实质上是一种“名义攫取”,短期内对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具有一定益处。本文发现“土地财政”在扩张原因和影响结果上均被误解了,在“后土地财政时代”,应将“土地财政”的收入视角从“卖地赚钱”转向“以地生财”,政策视角从“资本积累”转向“信用融资”,经营模式从“土地收入”转向“土地基金”,从而有效解决地方财政增长乏力和新型城市化过程的财政收支缺口问题。     

“天赋异禀”、“熟能生巧”还是“日久生情”*——基于中国证券分析师预测能力的经验证据

本文选取2001—2013年证券分析师的预测数据作为研究样本,研究证券分析师的预测能力随时间变化的现象及机理。实证检验表明：（1）分析师的预测能力随着经验积累而显著提高;（2）“新财富”最佳分析师较之于一般分析师并未表现出更强的预测能力（即并不存在“天赋异禀”）;（3）证券分析师预测能力随经验积累而提高并非由于研究能力的提升（即“熟能生巧”）,而是通过所在证券公司的平台与所跟进的公司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即“日久生情”）。本文不仅丰富了关于影响证券分析师预测能力因素的相关实证研究,同时创造性地进一步剖析了证券分析师预测能力随经验积累提高的内在机理,其结论对于理解分析师学习成长机制、促进中小投资者保护以及推动中国证券市场理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再工业化”背景下的中美制造业竞争力比较

本文以美国针对虚拟经济极端膨胀与实体经济弱化提出的“再工业化”为背景,以形象反映产业价值链特征的“微笑曲线”为基础,主要从制造业技术密集度分布格局、制造业与生产者服务业融合度的角度,依据中国“九五”时期、“十五”时期、“十一五”时期重点年份的中美投入产出表数据,对中美制造业发展程度进行对比分析,以寻求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提升国际竞争力的路径。研究表明,从制造业技术密集度分布格局来看,中国趋于低端,美国制造业趋于高端且结构平衡稳定,但中国具备较大的发展潜力,两国差距正逐年缩小;从制造业与生产者服务业的融合度来看,中国制造业产业链在上下游与服务业的融合都与美国存在一定差距,尤其体现在科技研发方面。     

信息技术的分配效应*——论“互联网+”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现有文献大多关注信息技术的“增长效应”，但对其“分配效应”没有进行深入的探讨，尤其是没有研究信息技术如何影响企业初次分配中资本和劳动两种要素的收入份额。本文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04—2007年的微观数据，分析企业使用信息技术对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使用信息技术的企业其劳动收入份额更高，并且这一结论对于不同的变量、样本和模型设定都十分稳健。信息技术的分配效应也存在异质性，在内资企业、内销企业、东部地区的企业表现更加明显。对影响机制的讨论表明，使用信息技术在提高企业增加值的同时，更大幅度地提高了平均劳动报酬，从而导致初次分配更加偏向劳动。本文不仅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空白，而且具有明显的政策含义。     

农户收入结构效率变动及其增收效应的DEA分析--以山西农户为例

农户收入结构效率变动能够综合反映市场化进程中农户家庭经营结构、规模、效率的走势。实证表明,不同市场化程度农户在各业上的效率存在差异性,其中高市场化程度农户在家庭经营中的效率高于中低市场化程度农户;而中低市场化程度的农户在外出劳务上的效率高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农户。同时,各业TFP增长的差异性使得中低市场化程度农户的非农业收入增长率较高,而高市场化程度农户在农业以及外出劳务收入上的增长率较高。     

资本要求、“多而不倒” 救助与系统性风险

本文从银行之间资产回报相关性的角度研究系统性风险，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考察了存在“多而不倒”救助时资本要求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并且以11个国家（地区）2006-2012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一定条件下“多而不倒”救助是监管者的最优选择，然而当存在这种“事后”最优政策时，资本要求的提高可能会通过影响银行“事前”投资决策的方式扩大银行之间的系统相关性，提高系统性风险隐患。这一效应在金融自由化程度较低的国家表现得更为显著。中国的资本监管改革应注意与金融市场化改革相协调。     

投资银行如何介入“债转股”

1999年我国仿照美国 RTC(Resolution Trust Corporation,清理信托公司)清理银行不良资产的办法成立了四家资产管理公司(AMC),对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进行剥离,把商业银行对国有企业的不良债权转移给资产管理公司,成为资产管理公司对国有企业的股权,由资产管理公司进行资本经营。1999年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全年同 66户国有企业签订了“债转股”协议,约有 834.63亿元债权将转化成股权。从这些实施“债转股”企业的情况来看,“债转股”确实起到了放松长期以来制约国有企业发展的“紧箍咒”--资产负债率较高问题。     

调节收入分配的福利支出政策研究综述 ——基于支出“运作机制”视角

调节收入分配是现代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而公共财政的“福利支出政策”则是政府发挥这一职能的有效手段之一。对此,本文从理论上综述了调节收入分配的福利支出政策,包括前沿的公共产品内在分配效应研究、标签分配政策、定向政策、实物补助政策和“付劳收益”政策研究。通过理论综述和比较研究,本文探析了这些政策对于中国公共福利政策的借鉴意义,提出了完善我国公共财政福利支出项目、提高福利支出效率的政策建议。     

退牧还草区农牧民家庭收入结构转型效益

农户家庭收入结构转型效益的研究对于揭示政策影响下农户家庭经济收入增长的内在本质具有重要意义。从不同退牧还草模式的角度,采用半结构访谈的数据采集方法与分位回归模型,分析了不同生态功能区农牧民家庭收入结构的转型效益。结果表明:生态补偿方式与收入转型需求错位,生态功能区农牧民家庭收益普遍降低,补偿性收入所占比重较大;受农牧民家庭经济特征影响,各种收入来源对农牧民家庭的收入效益贡献不一;资源禀赋和社会经济的地区差异,以及当地传统生产生活习惯与退牧还草政策的影响,各生态功能区农牧民家庭收入结构转型效益存在差异。退牧还草生态工程体系缺乏完善,尤其替代生计补偿缺乏针对性,有碍于农牧民家庭收入结构的有效转型。     

“八五”国有企业改革回顾与思考

“八五”时期(1991-1995),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在80年代的基础上继续向前推进。承包经营责任制在许多国有企业仍然实行,股份制试行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稳步推进,大型企业集团试点和18城市“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工作取得初步成效,国家授权投资机构试点开始起步,国有小型企业改革形式多样。     

增值税全面“扩围”的税率设定探讨

增值税税率的设定是我国实现增值税全面“扩围”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它直接关系到结构性减税的政策目标能否真正实现。本文根据结构性减税的政策目标,利用2007年投入产出表数据进行了模拟测算,得出增值税全面“扩围”的标准税率取值应当在9%~13%之间。在此基础上,本文考虑了全面“扩围”带来的税收减收因素和税制的国际竞争因素,提出标准税率应确定为13%或略低于此的水平。同时,税率档次应在现有税制基础上进行简化。     

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收入结构比较研究——基于1995-2012年浙江省统计数据

运用浙江省统计数据,研究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收入结构变动。研究发现,工资性收入占比呈现逐渐提高的趋势,家庭经营收入占比呈现逐渐走低的趋势,但今后的收入结构可能保持相对稳定甚至反向变化。在农民家庭经营收入中,农村二、三产业越来越成为新的收入增长点。总体而言,影响农民收入结构的主要因素有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有政府的转移支付政策,但收入水平越低的农户,越是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必须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政策,促进各个收入水平农户的收入增长。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的制度建设研究——中国“渐进式改革”经验与借鉴*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程来看,国际资本流动是全球化背景下要素流动配置的必经之路,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对于正处于经济发展初级阶段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言,国际直接投资可以通过促进其资本形成、技术水平提升等来推动经济增长。但是由于沿线涉及诸多国家,环境相对复杂,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落差巨大,投资环境大不相同,地区安全风险频发等,这些国家在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的时候面临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本质上与沿线大部分国家处于发展初期阶段,欠缺相对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市场规则紧密相关。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绩以及吸引FDI的成就与渐进式改革密切相关。中国采取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相结合的渐进式改革经验可以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吸引国际直接投资进行制度改革提供有效的借鉴,即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培育真正的市场化主体,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同时加强国际合作与互助等。     

论凯恩斯理论与罗斯福“新政”的关系

关于凯恩斯理论与罗斯福“新政”的关系问题,我们往往可以见到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罗斯福“新政”是以凯恩斯理论为基础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罗斯福“新政”与凯恩斯理论无关。这两种观点在国内外学术界都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