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FDI、资本效应与经济增长——基于服务业FDI、制造业FDI和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实证分析

在世界经济发展向服务业倾斜,中国服务业FDI明显上升的背景下,本文以服务业FDI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服务业FDI对中国最基本的作用效应———资本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且,以分产业省际数据为基础,运用Eviews6.0进行实证分析,比较了服务业FDI、制造业FDI和国内固定资产投资三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据此提出增强中国服务业实力,吸引并规制服务业FDI的建议。     

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变迁：2000—2019

厘清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培育和壮大发展新动能,对构建新发展格局至关重要。基于行业视角的增长核算框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分析发现,考察期内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达8.99%,三次产业的增长贡献占比分别为4.63%、46.32%和49.05%,其中又以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为主。从要素贡献视角看,资本、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贡献占比分别为60.52%、15.17%和24.31%,资本（尤其是传统资本）驱动型增长模式面临资本投入和资本贡献双重下降的挑战,劳动投入质量提升有望提高劳动要素的增长贡献。伴随着新旧动能转换和数字化转型的快速推进,资本要素中新型资本规模不断扩大,数字经济与新经济相关行业产出快速增长但TFP增长相对有限。以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实现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动力变革,应进一步挖掘资本与劳动要素的增长潜力,大力提升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巩固深化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持续壮大新经济产业规模。     

我国城市发展转型中制造业重要性分析:以广州为例

基于中国工业化发展的特殊阶段,探讨在城市经济转型和发展中制造业的作用是否降低的问题。首先以广州为例,分析了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城市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和地位,并考察两个行业的增长质量;其次,重点分析了中国工业化发展阶段和处于这个阶段制造业的作用;再次,研究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使得以服务业为主的城市往往表现出内生的经济脆弱性。研究发现,并不能得出服务业已经成为广州这样特大城市经济增长最主要动力的结论,服务业份额的增加主要是制造业增长放慢的结果,在中国工业化向技术集约化演进的过程中,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应承担起技术升级和创新的职能并带动全国各层次区域工业化整体的升级。     

“十三五”时期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测算与增长目标的设定分析

2012年以来,随着国内外环境的改变,我国经济增长动力和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中国的人口结构变化、资本积累速度的下降和创新不足将从供给面角度对经济增长形成硬约束,需求面的变化则对经济增长形成软约束.由于供给和需求面的双重约束,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和潜在经济增长率都会下一个台阶,由高速增长期进入中高速增长期.研究表明,近年来我国的潜在增长率呈下降态势,尤其是2011年以来我国潜在增长率明显下降,2012年我国潜在增长率为7.91％,“十三五”期间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有望维持在7.0％左右,建议将2014-2015年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为7％-7.5％左右,“十三五”时期将GDP增长目标设定为6.5％左右.     

服务业主导新格局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及思考

我国产业结构从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转变,将导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和经济潜在增长率呈现趋势性下降;增加提高产能利用率的难度,凸显创新供给引导需求的重要性;增强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性,加大物价上涨对经济运行的影响。科学认识服务业主导格局的形成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有利于更好地认识当前经济发展新常态。服务业主导地位形成后,加强服务业统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凸显出来。     

日本经济的增长与波动:1951-2002

1951-2002年的52年中,日本经济的增长与波动可明显地划分为三个阶段:高速增长期、平稳增长期和"失去的10年"或低速增长阶段,即出现了两次大的转折.运用增长会计的方法,从生产要素投入的供给可以解释由于劳动、资本、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下降,导致了经济增长的两次大的转折.2003年以来日本经济开始全面复苏,步入新一轮的景气循环之中.     

中国经济结构性变革与经济效率的典型相关分析

近两年来,中国经济已由过去近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奇迹转入非高速增长期,结构性减速表明中国经济必须通过结构性改革实现增长模式的转变.采用典型相关分析方法对我国经济效率从当前主要面临的九个结构性问题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投资消费结构、财税体制结构、区域结构失衡是导致当前表现为经济增速放缓的经济效率下降的主要因素.通过深化结构性改革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与效率,以实现中国经济向“稳速增效”的纵深发展模式顺利转轨.     

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源泉及其特征——基于“结构红利假说”的实证检验

采用shift—share方法，将中国制造业1985-2005年间的劳动生产率分解为内部增长效应、静态转移效应和动态转移效应，结果发现，结构变动并没有显著促进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即“结构红利假说”现象并不显著存在。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内部增长效应，电子通讯、交通运输、化学原料和电气机械等重工业行业对其增长贡献最大。     

中国经济增长因素分析:1952-2008

根据索洛余值法及C-D生产函数原理,细致地估算了1952-2008年间中国总量生产函数及经济增长中各因素贡献.分析指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为投资驱动型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必须提高人力资本及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促进科技进步,努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必由之路.     

现代服务业发展实现城区经济快速发展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初级阶段,市场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经济正发生着一场巨大的变革.在新的"十三五"时期,提出了将工业主导型经济转向服务业主导型经济,由传统产业主导型经济转向创新主导型经济,由投资主导型经济转向消费主导型经济的要求.服务业已经成为我国增长最迅速的产业.伴随中国城市化水平的持续提高,城区经济日益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点,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促进城区经济繁荣.本文以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现代服务业发展如何促进城区经济的发展.     

中日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及地位分析*——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

本文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通过构建后向和前向垂直专业化率及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较全面地分析了中日两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模式和地位变化情况。结果表明：（1）中国制造业出口中国内增加值占比低于同期日本,其获益能力相对较低。（2）中日两国制造业后向和前向垂直专业化率均呈上升趋势,其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不断加深。（3）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主要是以后向模式,而日本制造业主要是以前向模式。（4）中国制造业中国外增加值以最终产品为主,主要从事加工组装生产环节,而日本制造业中国外增加值以中间产品为主,专业化于关键零部件生产环节。（5）中日两国制造业主要是通过间接增加值出口实现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且其国内的生产分工程度均在不断加深。（6）中国制造业位于全球价值链下游位置,且有一定的攀升趋势,而日本制造业位于全球价值链上游位置,但有一定的下滑趋势。     

内涵服务与中国制造业分工地位提升：出口增加值视角*

作为重要的中间品，服务投入已经成为影响制造业分工地位的重要因素。基于出口增加值视角，本文利用WIOD数据库测算并考察了内涵服务对中国制造业分工地位的影响。结果表明：（1）尽管中国制造业出口增加值中内涵服务总额处于增长态势，但占比在金融危机以后出现了下降，且大大低于德国、日本等制造业强国，要素投入服务化趋势还没有充分显现；（2）内涵服务占比上升在总体上有利于中国制造业分工地位提高，且主要是通过内涵本国服务发挥作用；（3）进一步细分研究发现，中间产品内涵服务和来源于OECD国家的内涵服务对中国制造业分工地位提升作用更为显著。内涵服务占比较低是“中国制造”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的重要原因。未来需要加快国内服务业改革开放和高端服务“引进来”，为制造业向中高端攀升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促进中国经济长期持续 均衡增长中的公共投资因素 ——基于1 489份调查问卷的统计分析

根据对北京等7个城市的1 489份调查问卷分析我国长期经济增长中的公共投资问题，发现制约和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最主要因素是技术进步；为促进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均衡增长，公共投资最主要作用是引导战略产业成长，公共投资最应该投向的领域是“科教文体卫”等公益项目，公共投资与GDP最合适比例应在10%左右，公共投资最应该发挥的是社会福利效应等，并提出提升公共投资促进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均衡增长的相关政策建议。     

租售比与中国城市住房泡沫*

本文在住房消费性和投资性需求基础上,通过泡沫和无泡沫租售比测度住房泡沫。本文对中国1996-2013年35个大中城市数据分析发现：第一,北京、上海等16个城市存在住房泡沫;第二,房价预期易催生东部和一线城市而非中西部和二三线城市住房泡沫;第三,利率政策对抑制中西部和二三线城市住房泡沫比东部和一线城市更有效;第四,住房存量过大引发住房泡沫;第五,房贷和开发成本助长住房泡沫;第六,土地财政助长住房泡沫,但股票市场回报率抑制住房泡沫。     

世界工厂的定位能促进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吗

中国生产性服务发展受制于需求因素。本文研究表明,世界工厂的定位使中国生产性服务缺乏有效市场需求的支撑而发展滞后。当前政府鼓励生产性服务发展的政策应该以需求为导向,立足于巩固和加强生产性服务与制造业的产业关联,进而扩大对生产性服务的中间需求。     

2014-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 ——步入“新常态”攻坚期的中国宏观经济

2014年是中国大改革与大调整拉开序幕的一年,也是中国宏观经济沿着“新常态”轨迹持续发展的一年。一方面,GDP增速等宏观参数在外需疲软、内需持续回落、房地产周期性调整以及深层次扭曲等力量的作用下持续回落,另一方面,经济结构在消费升级、不平衡逆转以及政策调整的作用下出现较大幅度的调整,结构参数的良性调整、总体价格水平的小幅回落以及就业状况的持续稳定给2014年相对低迷的宏观经济增加了一些亮色。
2015年将是中国大改革与大调整全面展开的一年。它将延续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逻辑,使“新常态”的4典型特征进一步持续。但在改革力度的全面提升、房地产周期调整的进一步加大、经济低迷的进一步持续以及财务困境的进一步发展等因素的作用下,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将面临6大挑战和变异点。这决定了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必须在全面推进改革与调整的同时,加大底线管理的力度。
报告对常态情形下的参数进行假设,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模型-CMAFM模型对2015年宏观经济指标进行了预测。预计2015年在常态情形下GDP增速将达到72%,CPI为27%,投资增速为123%,消费增速为118%,出口增速为56%。     

制造业FDI行业内和行业间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

在中国制造2025的大背景下,如何利用FDI来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与技术水平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采用2005—2014年中国制造业的26个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FDI行业间和行业内的技术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结果发现行业内直接溢出能有效促进内资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效率的提高;行业内间接溢出则会挤占内资企业的生存空间阻碍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水平的增长;行业间后向关联程度能显著且明显地促进内资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效率的提升;行业间前向关联程度能显著但微弱地抑制内资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效率的提升。     

贸易自由化与增加值贸易*——WTO对中国出口的真实影响

国际贸易的中间品贸易的兴起,使传统关境贸易统计无法准确衡量全球价值链下一国的实际贸易利得。本文基于增加值贸易视角重新评估加入WTO对于中国出口的真实影响,以及关境统计下WTO贸易促进作用与真实状况的偏离。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1）总体上,中国加入WTO显著促进其增加值出口,但关境统计明显高估了WTO贸易促进作用。（2）分行业看,WTO对中国增加值出口的贸易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行业差异：加入WTO显著地促进了中国非制造业工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增加值出口,却抑制了中国农林牧渔业的增加值出口。（3）进一步研究发现,关境统计数据对于WTO贸易促进作用的高估问题仅存在于制造业,对于农林牧渔业等其他三个行业反而存在低估问题。     

资源配置与中国非农部门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资源错配的分析

近年来,经济学家与政策制定者之间逐渐达成共识：有限的资源未能得到优化配置是阻碍发展中经济体生产率水平提升的重要原因。本文以1993-2011年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分行业数据为研究样本,从经验层面上系统分析了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资源错配对中国非农部门TFP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1）相对于中国制造业TFP的持续改善,服务业的TFP则长期徘徊在低位,二者之间的资源错配程度在进入21世纪后明显加重,造成非农部门TFP近40%的损失;（2）21世纪以来,制造业和服务业间的资源错配绝大部分来源于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错配;（3）装备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资本错配普遍高于劳动力错配。本文的引申含义是,现阶段的产业政策目标主要应定位于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二者之间的协调发展。     

公共资本投资、内生经济增长与合理政府债务规模*

本文基于一个具有内生增长机制的三部门世代交叠模型,讨论了政府举债为公共投资进行融资时经济的长期均衡;同时,通过数值模拟方法考察了我国的均衡政府债务规模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在特定条件下,经济系统存在一个正的均衡政府债务-产出比重,该债务比重水平明显受到公共投资—产出比重、公共投资的债务融资比重、民间资本产出弹性等参数的影响。但是,均衡政府债务比重并不是无限上升的,当上述参数超过特定临界值时,经济系统无法达到均衡,政府债务-产出之比将持续上升,财政将不可持续。另外,当民间资本产出弹性较低时,较高的均衡政府债务比重可能导致经济运行动态无效率。数值模拟结果还显示,基于不同的假设情形,我国的均衡政府债务-产出比重均在不同程度上高于当前实际的政府债务规模,这为我国在未来期间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提供了有利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