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市场歧视与高校扩招的影响——基于信号博弈模型的结构估计

本文建立了一个信号博弈模型,在该模型框架下实证研究了大学教育的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对大学生收入溢价的贡献以及高校扩招对大学生-非大学生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模型的结构估计（structural estimation）证明该模型能很好地拟合大学生和非大学生的工资分布。模型的模拟结果表明：（1）大学教育的人力资本积累效应约能解释大学生工资溢价的72％;（2）与基于劳动力供给角度的分析不同,高校扩招可能通过劳动力市场歧视加剧大学生一非大学生的收入差距。     

劳动力市场歧视与高校扩招的影响--基于信号博弈模型的结构估计

本文建立了一个信号博弈模型,在该模型框架下实证研究了大学教育的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对大学生收入溢价的贡献以及高校扩招对大学生非大学生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模型的结构估计(structural estimation)证明该模型能很好地拟合大学生和非大学生的工资分布.模型的模拟结果表明:(1)大学教育的人力资本积累效应约能解释大学生工资溢价的72%;(2)与基于劳动力供给角度的分析不同,高校扩招可能通过劳动力市场歧视加剧大学生非大学生的收入差距.     

高校扩招改善了收入不平等吗？

高校扩招对城镇居民收入产生的变化与影响,是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在2002年和2008年中国居民收入项目（ CHIP）数据的基础上,使用RIF分布分解法离析出高校扩招的禀赋效应与价格效应,基于RIF回归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高校扩招的禀赋效应与价格效应都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扩大主要是由上侧分位数与下侧分位数之差拉大造成的;教育回报率与城镇居民收入在样本期内呈“马太效应”。     

高校扩招降低了大学毕业生的幸福感吗?

高校扩招政策的冲击远超出了劳动力市场,我们应以更广阔的视角来综合评估其对大学毕业生福祉的影响.文章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基于"局部干预效应"概念框架,识别出教育成就受扩招政策差异化影响的不同群体,然后运用双重差分法定量评估了扩招政策对他们幸福感的异质性干预效应.研究表明:(1)招生规模激增削弱了那些即使没有发生扩招也能继续深造者在劳动力、婚姻等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从而降低了他们的幸福感.(2)那些受益于扩招政策而有机会接受大学教育的人,由于大学生活和毕业前景与他们之前所想象的落差较大,其幸福感并未因此而提高.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从数量扩张阶段向质量提升阶段转型之时,文章从主观福利视角为家庭如何进行教育投资提供了参考,也为政府部门如何应对扩招政策的负面影响提供了决策依据.     

增加乡村财务投入会吸引农民回流吗*——基于CHIP数据库村级数据的分析

增加乡村财务投入是否可以吸引农民回流？本文通过对CHIP数据库的分析回答了这一问题。本文发现：外出务工收入对乡村财务投入具有较强的替代效应，增加农村福利性财务投入不会吸引农民回流；增加生产性财务投入、提高农村生产率、帮助农民“增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能够吸引农民回流。本文建议加大财政对农村“增收”扶持力度，帮助集体企业扩大再生产，融合一二三产业，拓展农民在农村的增收渠道，使农村恢复财政“造血”功能。     

银行与企业的关系:共生抑或掠夺

本文使用大样本的微观企业数据,通过实证分析来判别中国转型背景下,现阶段以大银行体系为主的金融体制与实体经济形成的是“共生”还是“掠夺”关系。结果发现:民营企业中贷款成本支出对企业利润和资产增长造成了显著的“挤压”和“抑制”效应;相反,国有企业中却表现出“共生”效应,而其他类型企业中这些效应皆不存在。这些结果验证了银行体系对民营企业造成了“掠夺”之手的效应。     

农户家庭收入流动水平的结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远亲”与“近邻”的视角

本文实证分析了农民收入流动水平的结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低收入阶层的农户家庭收入流动较强,高收入阶层农户家庭稳固其地位的能力逐渐增强,其家庭收入固化趋势较为明显。流动效应是导致农户家庭收入流动水平差异的主要原因,而结构效应中家庭经营性收入流动水平是缩小差异的最大贡献者。从家庭亲属亲密程度和近邻便利程度的视角来看,“远亲”不如“近邻”的现象在农户家庭收入流动水平上表现明显。家庭亲属性质、亲属关系层级分别对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流动性存在较强的显著影响。而近邻就业机会越高,组织程度越强,地区区位优势越好,越有利于农户家庭收入流动水平的提升。     

收入分配的效应分析

收入分配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它同外界环境经常保持各种交换。收入分配在同外界环境交互作用的过程中,外界环境不断为收入分配提出各种要求,影响着收入分配;同时,收入分配本身也会形成各种抵御外界环境侵扰的“免疫”功能,积极适应外界环境变化,并能通过本身的不断输出,引起外界环境的状况变化,产生分配效应。     

总结克服“贫困陷阱”经验开启新时代现代化新征程——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新发展理念重要方略的体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使我国告别了贫困，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飞跃，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坚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一定能够使我们迈过“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两个百年的发展目标，进一步提升“四个自信”，为解决人类问题进一步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突破与政策应对*——基于地区收入差距视角

“中等收入陷阱”在本质上是收入与增长非线性相关系,而威廉姆森拐点决定着中国经济发展是否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本文基于空间自相关理论提出空间基尼系数的一个分解框架,并运用威廉姆森“倒U型”理论构建“中等收入陷阱”理论模型。结果表明：中国地区收入差距与人均GDP之间存在“倒U型”非线性关系,更确切地说是S型关系。以平滑转化回归模型测算,中国存在人均GDP为4 18930美元拐点,并于2005年越过拐点,但进入地区差距收敛的“高体制”路径仍有一定差距。因此,中国在政策应对上要进一步通过实施高起点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健全宏观配套政策,配合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从而成功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土地财政”被误解了吗*——基于扩张原因与福利结果的重新考察

不同于既有研究仅强调财政分权和经济绩效分别是“土地财政”产生原因和影响结果,本文在第一代面板单位根IPS检验、Hadri LM检验、Fisher ADF检验和第二代面板单位根Pesaran CIPS检验基础上,使用1998-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和Pooled OLS方法、FE OLS方法、SYS GMM方法重新考察了“土地财政”的扩张原因和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土地财政”除了受同质性中央财税制度的影响,还受到人力资本、人口规模、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等异质性地方非制度因素的影响;(2)“土地财政”不是既有研究断定的“绝对攫取”,实质上是一种“名义攫取”,短期内对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具有一定益处。本文发现“土地财政”在扩张原因和影响结果上均被误解了,在“后土地财政时代”,应将“土地财政”的收入视角从“卖地赚钱”转向“以地生财”,政策视角从“资本积累”转向“信用融资”,经营模式从“土地收入”转向“土地基金”,从而有效解决地方财政增长乏力和新型城市化过程的财政收支缺口问题。     

国有企业管理主体本位论

近几年,我国国有企业亏损日益严重,不但影响了其自身的改革与发展,而且已成为重大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理论界和企业界提出了种种对策,可概括为“市场本位论”、“机制本位论”、“改革本位论”、“创新本位论”、“技术本位论”、“效益本位论”等,但最终未能使其走出困境。实践证明,这些主张是不全面的。     

政府制定经济目标的影响*——来自中国的证据

预期往往是经济波动的重要推动力量。本文以中国政府“两会”报告中提到的经济增长目标作为引导社会预期的重要导向,观察这个经济计划对实际经济的影响。笔者发现,政府增长目标基于 过去的实现增长,同时又显著影响本年实现增长。这个结果对全国“两会”效应和地方“两会”效应都存在。这意味着政府设定目标有可能起到了推动经济波动的结果。整体上说,近年相对稳定的经济 增长目标显著降低了经济波动的可能性。本文检验发现,政府目标对实际增长的影响主要是政府的政策发挥作用,但预期效应不明显。一些政策意见在本文的结尾被提出讨论。     

高校扩招背景下大学毕业生就业的经济学分析

本文尝试构建一个分割的劳动力市场模型,对我国高等院校扩招给大学毕业生、非大学毕业求业者、企业和社会在就业和工资等方面所造成的福利效应作一纯理论的分析.通过对模型中扩招前后均衡点的分析,我们发现,尽管高校扩招所带来的大学毕业生大量增加,从长期看为我国经济增长积聚了大量的人力资本,但就个人福利而言,投资于高等教育者其境况变坏,而没有上大学的人却境况变好.我们认为,要想方设法增加大学毕业生就业,使全社会潜在福利的增加变成现实的福利增长,需要进一步深化市场改革以拓宽市场规模,由此改善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并增加其收入.     

信息技术的分配效应*——论“互联网+”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现有文献大多关注信息技术的“增长效应”，但对其“分配效应”没有进行深入的探讨，尤其是没有研究信息技术如何影响企业初次分配中资本和劳动两种要素的收入份额。本文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04—2007年的微观数据，分析企业使用信息技术对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使用信息技术的企业其劳动收入份额更高，并且这一结论对于不同的变量、样本和模型设定都十分稳健。信息技术的分配效应也存在异质性，在内资企业、内销企业、东部地区的企业表现更加明显。对影响机制的讨论表明，使用信息技术在提高企业增加值的同时，更大幅度地提高了平均劳动报酬，从而导致初次分配更加偏向劳动。本文不仅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空白，而且具有明显的政策含义。     

创新投入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路径分析

以中国省级区域为研究对象,分析得出本省创新投入可以通过1条直接路径和3条间接路径影响本地及其它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并利用ESDA、静态和动态空间面板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直接路径下创新资金投入对本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明显促进效应,创新人员投入则显著提高了本省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本省创新人员投入通过“挤占效应”阻碍了其它省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在创新投入的“协同效应”、产业结构变迁的“趋同效应”及官产学研的“协作效应”等空间溢出机制作用下,创新资金投入通过3条间接路径促进了其它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创新人员投入则提高了外省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前期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对后期产业结构发展具有动态影响。     

新常态背景下中国上市公司效率空间效应分析*

经济新常态下区域市场分割带来的空间结构问题需要重视。本文以A股上市公司2006—2015年空间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了上市公司效率的空间效应。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效率呈“倒U型”的增长特征;上市公司效率空间效应总体表现为“负向溢出效应”;东部地区和国有上市公司效率提升存在市场化、产业结构和利润率“悖论”;上市公司效率的空间效应具有非线性异质性特征;上市公司效率空间效应存在市场化空间耦合问题;国有、东部地区及全国上市公司效率空间效应与产业结构具有“倒U型”的空间耦合特征。     

调节收入分配的福利支出政策研究综述 ——基于支出“运作机制”视角

调节收入分配是现代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而公共财政的“福利支出政策”则是政府发挥这一职能的有效手段之一。对此,本文从理论上综述了调节收入分配的福利支出政策,包括前沿的公共产品内在分配效应研究、标签分配政策、定向政策、实物补助政策和“付劳收益”政策研究。通过理论综述和比较研究,本文探析了这些政策对于中国公共福利政策的借鉴意义,提出了完善我国公共财政福利支出项目、提高福利支出效率的政策建议。     

路径依赖、市场进入与资源型城市转型*

资源型城市因资源而兴,但也面临转型“困境”。本文试图以经验数据证明资源型城市存在路径依赖,并分析路径依赖效应阻碍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机理。本文研究表明,路径依赖效应通过技术与制度“双重锁定”,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掩饰下“侵蚀”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内生动力;在资源枯竭时期,路径依赖效应会导致城市丧失快速发展资源替代性产业的能力,严重的结构性失业、生态环境破坏以及基础设施落后使城市陷入转型“困境”,单纯市场调节很难实现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的自我修复,政府管理在产业布局中的作用显得更加重要;突破路径依赖的关键在于新企业的“市场进入”与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有利于打破路径依赖锁定,推动资源禀赋优势向其他要素禀赋优势转化,使资源型城市突破路径锁定,实现转型。     

高校负债融资办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分析

从1999年开始的扩招使高等教育规模急剧扩张,教学楼和宿舍楼等基础设施及其相关配套设施严重不足.扩招以前的融资渠道已远远不能满足高校扩招后的资金需求,在政府财政性教育拨款和学杂费收入难以大幅增加、校办产业自创收入和社会捐赠有限的条件下,高校不得不寻求其它融资手段,向银行贷款负债办学成为其中最主要的融资方式.本文将对高校负债办学形成的背景和原因及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阐述,并分析解决问题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