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 ——步入“新常态”攻坚期的中国宏观经济

2014年是中国大改革与大调整拉开序幕的一年,也是中国宏观经济沿着“新常态”轨迹持续发展的一年。一方面,GDP增速等宏观参数在外需疲软、内需持续回落、房地产周期性调整以及深层次扭曲等力量的作用下持续回落,另一方面,经济结构在消费升级、不平衡逆转以及政策调整的作用下出现较大幅度的调整,结构参数的良性调整、总体价格水平的小幅回落以及就业状况的持续稳定给2014年相对低迷的宏观经济增加了一些亮色。
2015年将是中国大改革与大调整全面展开的一年。它将延续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逻辑,使“新常态”的4典型特征进一步持续。但在改革力度的全面提升、房地产周期调整的进一步加大、经济低迷的进一步持续以及财务困境的进一步发展等因素的作用下,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将面临6大挑战和变异点。这决定了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必须在全面推进改革与调整的同时,加大底线管理的力度。
报告对常态情形下的参数进行假设,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模型-CMAFM模型对2015年宏观经济指标进行了预测。预计2015年在常态情形下GDP增速将达到72%,CPI为27%,投资增速为123%,消费增速为118%,出口增速为56%。     

“负利率”问题研究的演进与新进展

本文回顾和梳理了国外文献对负利率问题研究的演进过程及新进展,主要包括负利率与经济增长关系,负利率与资产价格关系,“零利率下限”和“负名义利率”。作者对现有研究进行了综合评价,并指出了下一步研究可能的方向。     

“西部地区经济转型与跨越式发展 研讨会暨第七届中国经济理论与管理 前沿论坛”会议综述

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杂志与兰州商学院主办,兰州商学院经济学院承办的“西部地区经济转型与跨越式发展研讨会暨第七届中国经济理论与管理前沿论坛”于2013年7月12—14日在甘肃兰州市召开,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南财经大学、四川大学、兰州商学院、《光明日报》、黑龙江大学、西北师范大学、河海大学、贵州省委讲师团等近40家高校、科研和政府机构的7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收到论文50余篇,分别研究了西部地区跨越式发展问题、产业经济与西部发展问题、西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西部地区民族经济发展问题等。论坛开幕式由兰州商学院经济学院院长张存刚教授主持,兰州商学院副校长王必达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主编方福前教授、中国社科院科研局副局长、甘肃省社科院副院长刘进军教授、兰州大学副校长、甘肃省社科联副主席高新才教授分别致辞。方福前教授主持了论坛主题报告阶段的活动,刘进军教授根据自己对西部区情的深刻了解和对全国经济理论研究的全面把握,分析了跨越式发展的概念和西部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现实可能性;西南财经大学蒋南平教授对中国农村改革中的家庭农场问题从现实意义与实现路径视角进行了分析;黑龙江大学乔榛教授报告了他对我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过程中收入分配逆向转移现象的研究;台州学院副校长张明龙教授联系我国发达地区浙江省经济发展的基本经验与中国西部发展的现实,分析了西部地区跨越式发展与经济转型的实现路径;贵州省委讲师团原团长、贵州省扶贫办原副主任龚晓宽教授就西部地区反贫困问题与未来趋势,结合自己多年在贵州省担任省扶贫办副主任的工作实践和理论思考,提出了很多鲜活的思想;中共甘肃省委党校张建君教授运用翔实的图表和数据,分析了如何开创更有质量和效益的中国经济增长新周期。在其后的论坛专题讨论阶段,分设了“西部地区跨越式发展与产业发展”和“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与民族经济”两个专题小组进行自由讨论,与会代表踊跃发言,讨论热烈。会议第二天上午,《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经济学家》和《哈尔滨理工大学学报》联合召开读者、作者与编者座谈会,杨万东教授主持。《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副主编杨万东教授、《经济学家》编辑部主任蒋南平教授、哈尔滨理工大学期刊社社长杨淑珍教授分别介绍了各自刊物的办刊宗旨、投稿要求与刊物基本情况。四川大学毛道维教授主持大会交流,浙江师范大学曹荣庆教授、山东财经大学王传荣教授、浙江财经大学赵海利教授和兰州商学院高云虹教授进行了交流发言。论坛最后阶段,中共甘肃省委党校张建君教授和兰州商学院赵锋副教授分别介绍了各自所在小组分组讨论的情况;兰州商学院经济学院党总支书记慕宇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谢辞,对论坛的成功举办表示祝贺,对代表们的积极参与和理论贡献表示感谢;杨万东教授代表《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杂志对论坛的进程进行了回顾,对论坛取得的理论成果进行了总结,并对为论坛做出艰苦努力和辛勤劳动的兰州商学院经济学院各位老师和同学表示衷心感谢;论坛最后由台州学院副校长张明龙教授宣布闭幕。
本次论坛重点研讨了以下问题：
一、西部地区跨越式发展
西部地区属于欠发达区域,是我国经济空间布局中相对落后的区域,作为中国经济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面临着自身转型、跨越式发展和与全国同步进入小康社会的历史重任。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主编方福前教授在论坛开幕式致辞中用一系列数据说明,加快西部地区经济转型和跨越式发展,不但对于西部地区广大人民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全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对于缩小我国东中西部发展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平衡协调发展,对于巩固国防,对于加强民族团结,对于保障我国经济社会稳定、持续、健康和和谐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加快西部地区经济跨越式发展是实现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重要内容。在国家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规划、西部大开发新的十年规划以及进一步提高区域发展协调性的战略背景下,西部地区经济跨越式发展面临着新的更大的机遇。
中国社会科学院刘进军教授在主题演讲中指出,当前全国已有27个省市提出了“跨越式发展”,跨越式发展不是“浮夸风”、“大跃进”,而是需要一定的基础条件,它涵盖了GDP的跨越、城乡收入的跨越和城镇化的跨越等方方面面内容,它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落后者”对“先行者”走过的某个发展阶段、发展路径的超常规赶超状态和跨越行为。跨越式发展的主要理论基础是区域经济学中的后发优势理论,它是一种超常规、创新型发展,要求以创新为前提并贯穿过程始终,在发展思路和观念、科技、体制和机制等方面不断实现自我超越。
兰州大学副校长高新才教授认为,甘肃与青海、贵州一直在全国经济总量的排名中靠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意义尤为重要。甘肃省有着深厚的文化历史底蕴,300年看北京,3 000年看陕西,8 000年看甘肃,把华夏文明的保护、传承、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使之与甘肃转型跨越式发展相融合,对于扩大甘肃文化的国家影响力和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台州学院副校长张明龙教授认为,西部地区要实现跨越式发展,赶上发达地区,必须大力培育植根于当地的制造业,逐步形成以优势产品为主干的区域产业体系,以及相应的生产基地、技术条件、企业结构和产业组织,要深入挖掘特色产业潜力,整合区域经济优势,发展更多的差异性产品。同时,不断拓宽招商引资空间,争取以较多的投资增量,促进区域经济运行质量的提高。
中共贵州省委讲师团原团长龚晓宽教授在分析西部地区反贫困问题时指出,西部地区反贫困问题的基础首先是实现跨越式发展,而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在于经济转型。内蒙古自治区利用8年时间将其GDP在全国的排名提升了8位,其在农副产品加工、城镇化战略和矿产资源开发等方面的做法为西部其他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经验,而这对做好西部地区的扶贫工作具有很大帮助。同时,西部地区的扶贫问题需注意与土地改革、市场机制之间的关系,努力提高扶贫工作的综合效应。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邓生菊研究员认为,西部地区作为欠发达区域,能否成功实现跨越式发展,对国家战略的实现至关重要。西部地区经济基础薄弱,发展方式粗放,增长动力单一,区域内部发展不平衡,贫困形势严峻,自主创新能力弱,民族宗教关系复杂,经济增长跨越式起点低、任务重、难度大、矛盾多。针对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为了实现跨越式发展和小康社会目标,西部地区必须实现发展方式转型、增长动力转型、发展目标转型、产业转型、行政管理转型和城乡关系转型。
浙江师范大学曹庆荣教授认为,“跨越式发展”的提法由来已久,“大跃进”、“赶英超美”、“实现四个现代化”和当前浙江省金华市提出的“赶超发展,浙中崛起”一定程度上都能看到跨越式发展的缩影。跨越式发展既是弱势群体的一种雄心壮志,也是强者能力（即弯道超车）的一种自然体现,它是区域发展过程中弱者对相对强者超越的一种主观要求。
河海大学区域经济研究所刘奇洪教授以西部地区的陕西、甘肃、宁夏和新疆四省区为例,在回顾了四省区发展历史的基础上,从发展过程和发展规律中找出经济发展优劣势;同时,着眼现实,客观地对四省区经济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进行了分析,对四省区的经济转型、跨越式发展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发展对策。
四川大学毛道维教授对“跨越式发展”这一提法提出异议,认为“跨越式发展”究竟应该“跨越什么”以及“如何跨越”？这些似乎都不明晰,结果这个提法往往成了地方政府竞争的口号,而地方政府竞争同质化会导致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最后只能通过经济衰退来解决。
二、产业经济与西部发展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在国家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新的十年规划的战略背景下,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已从地方行为上升为国家战略。
农业作为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是历来产业经济研究的热点和焦点。西南财经大学蒋南平教授认为,受制于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土地密集型的规模化农业在中国没有成为农村经济主流模式的可能,我国农业的发展模式必须立足于中国农业的实际,抓住当前持续上升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持续下降的人口自然增长以及伴随着城乡消费结构转型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极佳历史机遇,大力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以劳动密集型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家庭农场。同时,要使中国特色的现代家庭农场成为中国农业发展的主体,还需依赖土地制度、农业经营组织的创新和发展,农村教育条件的改善和政府政策的支持。
西北师范大学李兴江教授认为,“十二五”时期,西部地区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市场需求约束日渐强化,竞争格局已从数量竞争转向效率竞争,另一方面绿色低碳循环经济成为重心,以往西部地区资源导向型的传统工业化战略和依靠规模扩张带动经济增长的粗放型发展模式难以为继,资源型经济转型迫在眉睫;而转型能否成功,关键是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因此如何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把西部地区资源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竞争优势,进而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新的产业发展模式是目前亟须解决的问题。
台州学院张英杰副教授基于耦合协调模型,在研究了西部地区产业集聚与金融发展的关系后指出,近几年我国西部地区的产业集聚通过协同效应显现出的产业竞争优势,吸引了更多的国内外资本流向我国西部地区,提高了我国西部地区高端产业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增强了产业集聚区的带动能力,助推了西部经济振兴,实现了金融资本增值。但是西部部分区域的耦合强度要高于协调程度,两者未达到良性的协调共振,同时金融发展对产业集聚的短期效应不显著,而产业集聚对金融发展具有明显的拉动效应。
兰州商学院高云虹教授利用理论模型和实证方法分析了工作搜寻成本、劳动力流动和产业集聚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劳动力趋于向工作搜寻成本降低的区域流动,并促进该区域的产业集聚。通过利用2011年北京市工资水平相近的10个区县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在工资差异不显著的情况下,工作搜寻成本对劳动力流动和产业集聚都有显著影响。
四川大学张仁枫认为,西部地区为了实现跨越式发展,应该在承接产业转移和区域协同创新的同时,加快自主创新的制度建设和调整产业结构,避免与其他地区的产业同构。这就需要政府采用正反馈机制,通过正反馈机制的放大作用增加输入量,通过循环回路的逐级放大,强化始端功能,推动其上升到新的水平。
西部地区在积极承接产业转移促进本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不能忽视产业转移承接中对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甘肃政法学院石玉军博士以甘肃省为例,在分析产业转移对生态环境影响时指出,近些年来甘肃省在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等行业上招商引资规模增长明显,由于这些行业大都属于污染密集型行业,因而承接的产业转移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三、西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西部地区的经济转型与跨越式发展需要注意与生态环境、资源、民生等的相互协调,走出一条又好又快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兰州商学院张存刚教授和陈增贤博士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就当前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发展经济与保护生态的两难“困境”进行了深入剖析,认为“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是形成“困境”的价值观根源,西部地区传统发展模式则是形成“困境”的制度性根源。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要克服两难“困境”,就应将价值观变革和制度变革相结合,首先要走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树立起人与自然平等、和谐、共存的新型自然观;其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破解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生态制约;最后,实施既有利于发展经济,又有利于保护生态的双向配套政策和措施,做到既要考虑发展经济的现实需要,又要考虑西部地区的生态战略地位,坚持“保护优先,适度开发”的原则,加快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步伐,促成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和生态相耦合的可持续发展态势,并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契机,推动西部地区的转型跨越式发展,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道路。
黑龙江大学乔榛教授指出,包括西部地区在内,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持续增长过程中出现的一个不尽如人意的现象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影响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与收入分配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标准的经济学中,收入分配被分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并且强调初次分配更关注效率,再分配更注重公平。其实,在收入分配的这两个层次之外,还有一个隐形的收入分配形式。这种分配发生于一些处于社会地位和社会资源劣势的人群向处于社会地位和社会资源优势的人群的收入转移。这种转移相对于再分配的公平效应属于一种收入的逆向转移。我国在改革开放后,商品化和市场化开始渗透到政治和社会领域,从而出现了较为普遍的收入分配逆向转移现象,这对我国的收入差距起到了放大的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吴翌琳认为,经过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三中全会、十八大等重要会议的强调和部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已成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重要内容。西部拥有众多贫困地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长期滞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尤为突出,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点和难点地区。西部地区公共服务指数的排序普遍高于其人均ＧＤＰ的排序,说明缩小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有助于降低西部地区与东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区域差距,可以成为西部经济稳定发展、缩小区域差距的突破口和切入点。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刘升琛副教授指出,西部经济的崛起需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不能走先开发后治理的老路,要在建设生态文明社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大背景下合理利用生态资源,建设生态型产业,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仅当代人发展,更要有代代人都能发展的心境,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兰州商学院赵锋博士以甘肃省为例,实证分析了人口资源对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认为甘肃省的“人口红利”期大体上从1982年开始,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5%以上,有力地促进了甘肃省经济社会发展。同时,劳动参与率是影响甘肃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影响人口红利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人口红利对甘肃人均GDP的提升具有正向的激励效应,劳动参与率是人均GDP发生变动的重要原因。为此,甘肃省应采取措施,进一步通过劳动参与让人口红利效应充分兑现。
山东财经大学王传荣教授指出,经济文化因素作为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从深层制约个体及其社会活动的状态,从而影响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如果没有经济文化的转化,就无法形成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新型农民,也无法演化出能够提高效率的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劳动投入,也就无法实现农村经济发展的目标。因此,加强农村经济文化转型是农村现代化和实现农村未来发展的客观要求。
四、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西部民族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相对集中的区域,主要包括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和云南、贵州、重庆、四川、甘肃和青海六个多民族省份。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是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地理位置、地域面积、资源分布都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西北师范大学陈开军利用实证方法分析了西部民族地区贸易开放度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认为西部民族地区贸易开放度对技术进步的正向作用大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此西部民族地区当前首先要抓住国家的各项诱导性政策,因地制宜地发展对外贸易,提高开放水平,如沿边省份可以大力发展边境贸易,积极参与边境地区区域与次区域合作,内陆省份积极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发展加工贸易;其次,在注重增加对外贸易数量的同时,还应调整优化贸易结构,提高对外贸易的质量。要立足比较优势,稳定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限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逐步增加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同时利用地理文化优势,发展服务贸易的出口。
贵州省黔东南州黎平县政协秘书长胡宪林认为,矿产资源、能源资源和生物资源以及民族文化资源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优势资源,但是西部地区存在经济技术发展水平落后、资源优势难以转化为经济优势、产业化规模发展制约因素多和科技开发能力低且不平衡的发展现状。为了抢抓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发展机遇,实现区域经济全面发展,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首先要用活用足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以及中央对民族地区帮扶的各项优惠政策,深化政策创新,努力营造良好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真抓实干,促进发展;其次,以科技体制改革与创新为动力进一步加大科技研究与开发应用的政策扶持力度,立足于区域资源优势,点面结合,加速产业结构优化和产业转型。最后,大力发展民族文化产业及其相关的服务产业,充分体现民族地区区域经济发展的特色及其发展趋势。
西北民族大学贺彩银指出,由于历史、地理和经济原因,西部民族地区对外贸易发展落后于全国其他地区,且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于农业部门,而民营部门是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主要载体,民营对外贸易是促进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是增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需求力量。因此西部民族地区在强调资本形成作用的同时,应积极鼓励民营对外贸易的发展,充分利用对外贸易所创造的市场和引进技术,达到加快二元经济转型的目的。
兰州商学院陈欣怡认为,文化资源的开发对经济绩效的促进作用,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西部民族地区多民族特征与自然、人文、历史条件的耦合产生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因此实现西部民族文化资源的有效开发对于促进西部民族经济的发展,缩小与汉族集聚地区的差距具有重要的意义。     

调节收入分配的福利支出政策研究综述 ——基于支出“运作机制”视角

调节收入分配是现代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而公共财政的“福利支出政策”则是政府发挥这一职能的有效手段之一。对此,本文从理论上综述了调节收入分配的福利支出政策,包括前沿的公共产品内在分配效应研究、标签分配政策、定向政策、实物补助政策和“付劳收益”政策研究。通过理论综述和比较研究,本文探析了这些政策对于中国公共福利政策的借鉴意义,提出了完善我国公共财政福利支出项目、提高福利支出效率的政策建议。     

中国“货币超发”： 判断标准、成因及其治理

2013年10月末,我国广义货币余额达到107万亿元,与GDP之比接近200%,M2/GDP也被广泛用来佐证我国货币已经超发的论点,但简单地将M2与GDP相对应,论证货币超发缺乏严谨的理论依据与逻辑结构,对经济变量的解释力也不足。从IS-LM模型分析发现我国高M2/GDP的症结不在货币量的多少,而是货币对经济产出的影响效率偏低,关注的重点需要从“货币超发”转向为货币政策创造制度环境,解决的途径也不在“堵”而在“疏”。     

中国-东盟“南南竞争”区域生产网络价值创造战略途径探寻

探寻“南南竞争”属性下的中国-东盟区域生产网络价值创造机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构建了“南南竞争”下的中国-东盟区域生产网络价值驱动要素体系,其中区域生产网络中企业与顾客间的“协同价值”,中国-东盟间民族国家的“竞合关系”,中国-东盟空间内的“地点资源”组合,11国政府的“政治治理”,是决定与驱动中国-东盟区域生产网络有效价值创造的“四辆马车”。在此基础上,本文对中国-东盟区域生产网络各价值要素结构逐次进行了深入剖析,以探寻能有效创造中国-东盟区域生产网络价值的战略途径。     

通货膨胀与“中等收入陷阱”： 家庭福利损失的视角

本文以经典的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结合中等收入国家的特点,提出如下理论假设：通胀所造成的家庭福利损失会影响中等收入国家宏观经济的发展,进而推动相关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后通过FGLS、差分GMM,以及系统GMM的方法对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进行回归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基础设施、债务水平、技术创新以及储蓄率这些影响因素之后,通胀对上述国家人均GDP增长率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使是在年均通胀率只有514%的东亚国家组,通胀对人均GDP增长率的平均影响也达到了123个百分点～221个百分点,影响比重达到了27%～48%。所以,我们应该加强对通胀的调控,以确保我国经济能够持续健康地发展。     

资本要求、“多而不倒”救助与系统性风险

本文从银行之间资产回报相关性的角度研究系统性风险,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考察了存在“多而不倒”救助时资本要求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并且以11个国家（地区）2006-2012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一定条件下“多而不倒”救助是监管者的最优选择,然而当存在这种“事后”最优政策时,资本要求的提高可能会通过影响银行“事前”投资决策的方式扩大银行之间的系统相关性,提高系统性风险隐患。这一效应在金融自由化程度较低的国家表现得更为显著。中国的资本监管改革应注意与金融市场化改革相协调。     

“引进式技术进步方式”下的中国经济增长与不平衡结构特征

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伴随着诸多的结构问题。本文以引进式技术进步方式为基本假设条件,对高速增长和结构不平衡等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中国经济不平衡增长方式是在国际产业转移和国内技术引进背景下形成的,并且要保持高速经济增长就必须采取不平衡增长方式。在引进式技术进步方式下,高端部门对低端部门具有生产力和收入传递效应。在理论研究基础上,本文对高低端两部门的不平衡结构演变及结构演变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还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原有经济增长方式难以维系,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才能使得中国经济向更为可持续的方向发展,而结构转变的核心在于技术进步方式的转变,只有自主创新替代技术引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结构问题。     

重塑“中国模式”

近年来,中国经济备受金融—债务风险的困扰,国内外一些舆论所塑造的决策导向是单纯地依靠紧缩来消除风险,同时单纯地依靠释放市场的活力来维持可接受的经济增长速度。从长期视角看,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经济其实呈现出走向黄金时代模式的趋势,表现为产出和生产率、消费和投资、就业和工资都是快速增长,在体制上则表现为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这种趋势能否持续,快速经济增长能否得以维持,甚至于金融—债务风险能否消除,取决于政府的决策导向,归根究底取决于整体的经济结构动态和社会—政治体制安排,也就是取决于重塑中国模式。     

坚持“思想性优先”的选稿原则——五家经济学期刊倡议书

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每年发表的论文数量全球第一;大量引进现代西方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特别是计量方法(包括数理方法),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经济学的研究水平,缩短了我国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差距;我国经济学界扎根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致力于研究和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路和对策建议。但是,在我国经济学发展繁荣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我们的经济学研究和经济学论文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轻思想、重技术”的偏向,并且这种偏向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一些论文直接照搬国外的计量模型而无视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和阶段性;有些论文甚至为了使用某种计量技术,或者为了得出作者想要得出的结论而设计问题和随意裁剪数据甚至编造数据,使得经济学研究成了“数学游戏”,经济研究过程变成了操盘统计分析软件的过程……
为了扭转上述偏向,使我国的经济学研究沿着正确的轨道不断发展,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编辑部牵头,获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六家高校主办的经济学期刊《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经济科学》、《经济评论》、《南开经济研究》、《经济学家》和《财经研究》的主要负责人,以及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和西南财经大学的专家学者于2013年8月23日在吉林省集安市联合召开“经济学论文的思想性与技术性的关系”专题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就目前经济学研究中的偏向进行了分析,就如何处理好经济学研究中的思想性与技术性的关系展开了深入研讨。根据会议研讨的成果和达成的共识,参加会议的五家期刊向我国经济学界发出如下倡议：
1经济学研究应当坚持“问题导向”,而不是“书本导向”,也不是“技术导向”
经济学研究应当关注经济理论和现实中的重大问题,包括国内外经济理论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和国内国际经济实践中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也是政府、公众和学术界在不同时期讨论的热点问题。我们认为,这些重大问题和热点问题是推动经济学发展的原动力。经济研究应当是站在前人积累起来的理论高度,扎根实践,面向现实;研究课题的选择应当是“问题导向”而不是“书本导向”,也不是“技术导向”。经济学期刊应当优先选用那些从实际问题中提炼选题,运用现代经济理论和方法分析论证问题,能够较好地从某个视角回答问题的文章。我们特别欢迎那些对重大理论问题和重大现实问题进行深度分析解读并提出可行的解决思路的文章。
2坚持“思想性优先”的选稿用稿原则
判别文章的优劣有许多标准,我们认为应当把“思想性”和“创新性”作为选稿用稿的首要标准或原则。所谓“思想性”,主要是指文章要有作者的独立见解,要有自己的观点,对文章提出的问题有自己的结论,同时文章的分析要有思想深度或理论深度,论证要有较强的逻辑性和说服力。所谓“创新性”,主要是指文章在思想观点、理论、分析视角、研究方法、数据资料等方面有新贡献,而不是简单模仿套用别人的成果。当然,我们不能苛求一篇文章能在这些方面都有创新或突破;如果在借鉴别人成果的基础上,其中一两个方面有新贡献,这样的文章也不失为一篇好文章。
3正确处理好思想性与技术性的关系
计量分析是现代经济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是现代经济学区别于传统经济学的主要标志之一,它对于提高经济学的数学化和精确化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计量分析只是经济学工具箱中诸多分析工具之一,尽管重要,但其本身不能成为判别文章是否优秀的标准（专门研究计量或数理方法的论文除外）。任何分析工具都是为思想发现思想创新服务的,工具不能替代思想成为学术论文能否刊用的首要标准。我们欢迎那些既有思想性,又能恰当运用计量方法的文章。我们不倾向采用那些“计量复杂,思想简单”的文章,即我们不鼓励刊用那些计量方法高深复杂,但是得出的结论没有新意,或重复已有的观点,或说明的只是一个简单常识的文章,不提倡采用那些对经济问题没有理论或逻辑分析,单纯做“数学或统计分析软件模拟题”式的文章。
倡议者（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中国人民大学主办）
《经济评论》（武汉大学主办）
《南开经济研究》（南开大学主办）
《经济学家》（西南财经大学主办）
《财经研究》（上海财经大学主办）     

农村公共品建设意愿一致性研究 ——基于我国“十县百村”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十县百村”的大样本调研数据研究农村公共品建设意愿的一致性问题。统计分析表明,农户最需要的三类公共品分别是乡村道路、灌溉设施和农村社会保障。通过对比村级和农户的公共品建设意愿发现,农村公共品建设的一致性程度很低。进而本文采用多元logit分析和线性回归分析得出影响一致性的因素有：性别、是否党员、是否从事农业生产、人均土地面积、是否是新农村示范村、村长是否选举、村级公共开支总额。本文最后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天赋异禀”、“熟能生巧”还是“日久生情”*——基于中国证券分析师预测能力的经验证据

本文选取2001—2013年证券分析师的预测数据作为研究样本,研究证券分析师的预测能力随时间变化的现象及机理。实证检验表明：（1）分析师的预测能力随着经验积累而显著提高;（2）“新财富”最佳分析师较之于一般分析师并未表现出更强的预测能力（即并不存在“天赋异禀”）;（3）证券分析师预测能力随经验积累而提高并非由于研究能力的提升（即“熟能生巧”）,而是通过所在证券公司的平台与所跟进的公司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即“日久生情”）。本文不仅丰富了关于影响证券分析师预测能力因素的相关实证研究,同时创造性地进一步剖析了证券分析师预测能力随经验积累提高的内在机理,其结论对于理解分析师学习成长机制、促进中小投资者保护以及推动中国证券市场理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九五”时期深圳经济发展战略的探讨

深圳作为我国率先建立的经济特区,经过十五年的艰苦奋斗,已从一个默默无闻的边防小镇一跃成为举世瞩目的现代化特区城市,并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试验场”.在“九五”期间,深圳如何面对变化了的外部环境,迎接挑战,再创优势,继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已成为人们十分关注的问题。     

土地财政问题再思考——“消费补贴投资”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模式

社会各界对土地财政的合理性和可持续性普遍关注。本文重新思考该问题,建立一套全面解释土地出让收入快速增长的理论框架,归结为动机和能力两大因素。前者激发了地方政府获取土地出让收入的主观意愿,后者则是保证地方政府顺利获取土地出让收入的客观条件。处于各个发展阶段的地方政府,它们发展经济的动机一直非常强烈,根本原因在于政绩考核机制。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速推进及其带来的土地需求快速增长,构成了能力的主要内容,是土地出让收入快速增长的源泉。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模式是一条“消费补贴投资”的发展路径,土地财政是实现这种发展模式的核心手段。地方政府获取大量的土地出让收入,转化为对工业资本的财政补贴。     

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

一、引言 2014年11月1-2日,受国家社科基金委托,由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7家期刊联合主办,云南师范大学承办的“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学术研讨会在昆明召开.7家期刊分别是(排名不分先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上海财经大学学术期刊编辑部、武汉大学《经济评论》、东北财经大学杂志社、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家》、首都经贸大学《人口与经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在研讨会上,由各家期刊邀请的学界嘉宾和期刊编审专家畅所欲言,对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内涵、表现形式、挑战等相关热点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