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政治资本与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基于全国31个省份2852份农户问卷调查的数据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31个省2 852份农户问卷调查数据,对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现状进行了统计测算;对Mincer收入模型与Shorrocks回归分解法进行扩展,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等方面对我国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因素及其贡献率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较大,基尼系数已超过警戒线;农村居民收入与收入不平等因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政治资本、农户基本特征、地理环境与地区差异等方面而存在较大差异;三大资本对农户人均年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户基本特征、地理环境与地区差异对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率较大,三大资本对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率相对较小;在三大资本中,人力资本对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率较大,物质资本次之,政治资本的贡献率最小。     

公平收入差距与收入分配公平感*

本文基于CGSS的调查数据探索公平收入差距与微观收入分配公平感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公平收入差距和微观收入分配公平感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当实际收入不断接近自我感知的公平收入时,收入分配公平感不断提升,并在收入等于公平收入处达到最高;此后,随着真实收入的继续增加,分配公平感不升反降。改变模型设定、控制变量形式等方式都证明了该结果的稳健性。此外,异质性分析表明,受教育程度、工作状态和不平等归因对两者之间的关系存在调节作用。这一研究将为提升居民对于收入分配的公平感知提供有效的理论依据。     

共同富裕目标下缩小收入差距的路径探索、现实挑战与对策建议

实现共同富裕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目标和努力方向。本文系统梳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在处理公平与效率关系过程中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路径探索,然后重点考察现阶段缩小收入差距面临的宏观分配结构不协调、橄榄型收入结构尚未形成、群体间收入差距居高不下、机会不平等程度较大以及人力资本差距导致的收入差距长期性五大现实挑战。最后提出通过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加大人力资本投资的政策来逐一应对挑战,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探求收入公平分配的真义

收入分配是一连串的事情。要判断收入分配公平与否，绝不能仅仅着眼于收入差距本身的大小，而必须对形成收入分配最终结果的整个流程进行全面考察。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按贡献分配和适度调节，是构成公平收入分配的四个要素。前三者又可理解为权利平等或公正，是公平的重心所在，也是判断收入分配公平与否的主要标准。收入分配政策必须着重强调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和按贡献分配，再辅之以政府的适度调节，才能有效避免各种误解和误导。     

浅谈我国教育对收入分配公平的影响

教育对收入分配公平有着重要的影响。多数研究认为，教育水平的提高会降低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教育不平等会加剧收八分配的不平等。教育与收入分配不平等之间不仅存在密切关系，而且这种关系比较稳定，尽管不能拒绝平均受教育年限扣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之间的倒U型关系，但现阶段中国正处于例U型曲线项点左侧，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加不是降低而是提高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同时，社会公平是教育公平的前提，收入分配不会平将妨碍教育公平。     

论我国社会公平的制度保障

社会公平是权利和利益均衡和平等的分配。良好的制度是社会公平的根本保障。遗憾的是,我国现行的收入分配制度、城乡二元体制、权益保障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阻碍了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公平。克服这些障碍,要建立健全以"宏观基本制度、中观运行制度、微观具体制度"为层次的保障社会公平的制度体系。     

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于全国31个省份2852份农村居民家庭问卷调查数据分析

本文基于全国31个省份2852份农村居民家庭问卷调查数据,运用Gini系数等指标,对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现状进行统计测算;对我国现阶段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相关问题进行问卷调查;构建有序Probit模型,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农户人均收入及收入差距由于农户基本特征、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政治资本不同,以及地理环境和地区差异而存在较大差异;六成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我国现阶段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已经超过了合理的界限;农户人均收入、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政治资本、地理环境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政策建议。     

个人所得税、居民收入分配与公平——基于中美个人所得税实证比较

个人所得税是对居民个人收入的直接征税,承担调节居民收入的再分配功能,本文使用2000年以来的数据,构建居民收入再分配效应、税负归宿的纵向公平、征税模式的横向公平、税收汲取模式等四个维度,实证比较中、关两国个人所得税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发现2000~2010年,美国个人所得税平均降低不平等程度6%,中国则仅为0.4%;我国个人所得税税收—收入份额比系数接近1,呈现比例性,低收入群体承担等于或高于其收入份额的税收,而美国个税则呈现累进的纵向公平性;我国分类征收模式下不同来源的相同收入税负不同,导致工薪收入者成为主要税负者;我国税收汲取模式下个税的非主体税地位严重制约其再分配功能发挥。整个税制结构问题和个人所得税设计自身缺陷双重阻碍,导致我国个税调节收入分配作用有限,本文的研究为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提供了经验证据,并为强化收入再分配职能、体现分配公平提供建议。     

基于生态补偿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居民可持续生计影响研究

在对可持续生计的理论机理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将熵值法和极差标准化法相结合,确定各指标权重并进行标准化,得到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居民生计资本、生态补偿政策以及可持续生计能力的量化值,并利用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五种生计资本对居民的可持续生计具有正向影响,且影响程度的排序为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生态补偿政策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居民可持续生计能力也具有正向影响,说明生态补偿政策有利于改善当地收入状况,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最后,生态补偿政策还可通过与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本的交互作用,促进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居民可持续生计能力的提高。     

社会公平与经济增长:东亚和拉美地区的比较分析

与拉美地区相比,东亚地区在经济取得长期高速增长的同时能够维持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东亚经济奇迹的产生源于制造业与农业的均衡发展、成功的土地改革、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以及中等收入阶层在收入中的比例上升等方面。相反,拉美地区保守的意识形态、过度城市化、收入分配不公平对扩大内需、资本积累以及人力资源的损害则导致拉美社会公平与经济增长二者关系的失调。因此,为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协调发展,需防止重增长轻平等的政策倾向,提高教育均衡水平,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防止城市化过程中社会不公平现象发生,以及实施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     

习惯形成、收入阶层异质性与我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研究

习惯形成是居民消费变化的一个基本特征，收入阶层异质性是居民禀赋差异的主要体现，本文旨在结合两者探究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以探寻扩大居民消费的方法。基于阶层消费函数理论，运用收入阶层面板SUR的结果显示，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习惯形成特征，消费行为呈现异质性，表现为低收入居民的消费习惯较弱、消费倾向较高，中等收入居民的习惯较强、消费较谨慎，高收入居民的习惯较强、地位性消费较活跃。当前“金字塔”形的收入分布、不断扩大但谨慎的中等收入居民、地位性消费的外流抑制了城镇居民消费的扩大，居民消费的相对不足主要是结构性问题。应依据各阶层消费的特点，从供给侧出发构建长效机制，促进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平稳增长，多方面减弱中等收入居民的谨慎性，并提升国内消费品的质量和档次。     

居民休闲消费不平等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休闲消费蕴含休闲时间消费和休闲消费支出。本文以北京市为例，探讨居民休闲消费不平等问题。研究发现，休闲时间消费和休闲消费支出不平等现象日趋显著。本文通过K means均值聚类刻画了休闲时间消费差异。构建回归模型发现，休闲时间和收入是影响休闲消费支出的主要因素，随着年份的推移，休闲时间逐渐成为影响“有钱无闲”群体休闲消费支出的主要因素，收入的拉动作用逐渐弱化。对于“有闲无钱”群体，虽然增加该群体收入能有效提高其休闲消费水平，但收入与年份交叉项并不显著。     

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不平等的构成及其关系*

本文运用2002-2009年城镇居民住户调查数据,对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不平等的构成及其联系进行研究。本文发现：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主要是工资性收入导致的;工资性和财产性收入对总收入不平等的边际贡献为正,转移性和经营性收入的边际贡献则为负;养老金和退休金是缓解收入不平等的最主要因素;食品、交通通信支出是城镇居民消费不平等的主要构成部分,前者的边际贡献为负,后者的边际贡献为正;收入不平等是消费不平等的主要原因。     

社会资本对收入水平及差异的影响是扩大还是减少*——来自12省份城市居民的样本

本文基于CHIP（中国家庭收入调查）（2002年）数据,实证研究了我国城市居民的社会资本对其收入水平和差异的影响。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居民收入会随着自身社会资本的改善而提高。社会资本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可以分解为两种不同的机制：（1）即使个体的社会资本相同,由于社会资本的收入回报率的异质性,社会资本在不同的收入群体中会产生扩大收入差距的影响;（2）给定社会资本的收入回报率相同,个体社会资本量的异质性也会扩大收入差距。笔者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了社会资本的收入回报率在不同收入水平上的分布,从而验证了第一类机制。给定社会资本的收入回报率相同,使用夏普利值分解的方法发现,个体社会资本量的异质性会加剧收入差距的扩大,但是这一贡献并没有区域、行业特征等因素显著。随后的实证分析检验了社会资本对收入确实有提高作用,同时也分析出社会资本可能会缩小收入差距。这加深了我们对于社会资本在经济发展中微观机制的理解,并对制定消除收入差距的政策有指导意义。     

劳动力转移率与城乡收入差距对高储蓄率的影响*——基于1996—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我国持续增加的城乡居民高储蓄率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典型特征,正确分析这一现象有利于我国进行合理的宏观调控。本文应用1996—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劳动力转移率和城乡收入差距对城乡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劳动力转移率和城乡收入差距对城乡居民储蓄率均有显著影响,其中对农村储蓄率的影响尤为明显。引入劳动力转移率和城乡收入差距的交叉项可以发现,通过提高劳动力流动过程中农村居民获取的非农收入,能有效弥补城乡收入不平衡。劳动力转移规模和转移速度共同通过收入差距的缩小对农村储蓄率存在间接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提出完善公共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政策建议。     

区域一体化政策、要素流动与居民获得感提升——基于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

区域一体化政策实施的意图是通过弱化要素流动壁垒、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从而提升居民获得感。本文从交通互联互通、行政壁垒弱化、经济合作和劳动力流动四个角度构建政策措施指数,从缩小地区居民收入差距和改善居民获得感两个层面研究区域一体化战略的政策效果。研究发现：（1）区域一体化政策在缩小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基础上,可对等地提升居民获得感,行政措施是提升居民获得感的主要政策措施。（2）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收敛是居民获得感提升的客观基础,区域一体化政策缩小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政策效果在不同阶段和不同地区具有异质性。（3）区域一体化政策中的交通措施和行政措施通过引导资本形成扩散效应能显著缩小地区居民收入差距,是提升居民获得感的主要渠道。     

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影响企业经营绩效的路径*——基于跨代转型创业与继承人社会资本的视角

本文研究了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路径。基于2004—2015年间已完成代际传承的中国上市家族企业，本文从跨代转型创业视角考察代际传承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路径，并考察继承人社会资本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代际传承会导致企业经营绩效下降，跨代转型创业在上述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同时，继承人的社会资本会加强上述消极影响。跨代转型创业对企业经营绩效的消极影响会逐年减弱，且继承人的社会资本对此消极影响有削弱作用。     

本地非农就业、外出务工与中国农村收入不平等*

随着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变革,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发生了巨大变化。依据CHIP家庭微观调查1988-2007年的数据,使用基尼系数分解以及非参数分解等多种方法,本文试图对本地非农就业、外出务工等不同类型的家庭从业模式与农村收入不平等的关系进行较为全面的探讨。研究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首先,从整体的收入分布来看,早期的农村地区的发展更多伴随着不平等程度提高,而后期经济增长则带来更多福利改善;其次,家庭主要非农收入来源是本地非农就业,外出务工所得具有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而本地非农就业则具有扩大作用,随着时间推移其作用程度也有所改变;最后,经济增长成果惠及不同群体,但并非平均分配,不同群体获益情况不同,增长和不平等通过作用于不同类型家庭影响到最终的收入分布。     

农民权利配置与收入增长关系研究

农民权利配置在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同时,也存在着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情况。本文力图明晰农民收入增长中权利配置的主要问题及产生原因,找到解决对策。本文首先对农民权利配置与农民收入关系做了理论及描述性分析,进一步实证分析了1994-2011年农民权利配置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长期以来,国家配置为主的配置方式,与国家支农支出、农地流转比例、农用机械总动力有关的权利配置和其对农民收入增长影响系数的匹配不当,收益权配置为主的配置偏好共同导致农民权利配置效率偏低,影响到农民收入增速长期低于GDP增速。本文建议控制直接补贴规模,加大农业科技投入,适度控制农地流转的比例及速度,引导农民开设家庭农场,扶持专业化农业生产,从而提高农民权利配置效率,有效促进农民收入增长。     

Income inequality,corrupt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CGSS2013, we analys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inequality, corruption and subjective well being using an Ordered Probit model.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income inequality and corruption significantly reduces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our country’s residents. Furthermore, corruption is an important channel for the negative effect of income inequality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impact of income inequality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is mainly achieved by the role of corruption. Specifically, the impacts vary according to hukou. Higher degree of income inequality indeed reduces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urban residents, while it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rural residents. Corruption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There is heterogeneity in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income levels in rural areas. The study in this paper shows that anti-corruption and narrowing the income gap are the two major grippers to improve the well-being of the resid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