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业绩评价能提高企业绩效吗——来自民营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方案的证据

以2008-2018年A股实施了股权激励的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民营上市公司在股权激励方案中实施相对业绩评价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民营上市公司在股权激励方案中实施相对业绩评价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绩效.进一步研究表明:在管理层能力较弱的民营上市公司中,实施相对业绩评价对管理层的激励作用更强,对企业绩效的提升作用更显著;与强势相对业绩评价相比,使用弱势相对业绩评价更有利于提升企业绩效.     

数字经济、知识流动与企业创新绩效

数字经济快速发展颠覆了企业创新环境,已成为企业提升创新绩效的重要推动力。选取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别检验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绩效,且这种提升作用存在规模与行业异质性,表现为对大型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创新绩效提升效果更强;知识流动在数字经济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可发挥桥梁作用,即数字经济能够通过知识流入与知识流出两条路径赋能企业创新绩效提升;相较于知识流出,知识流入在数字经济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发挥的中介效应更强。据此,提出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知识流动支撑机制,实施差异化数字转型战略的建议,希冀助力企业创新绩效稳步提升。     

股权制衡、管理层持股与公司绩效

文章以2000年～2004年399家中国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发现大股东控制力过强会削弱管理层股权激励效应,股权制衡程度与管理层持股水平之间存在替代效应,管理层股权激励和公司绩效两者间的正相关关系在大股东受到相对制衡的公司更显著。结论暗示在中国资本市场,存在几个能够对大股东作出有效制衡的股东能够促使公司完善监督机制,增强管理层激励效应,提高公司绩效。     

混合所有制、股权激励与融资决策中的防御行为--基于动态权衡理论的证据

文章基于动态权衡理论,以1999-2014年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混合所有制改革这一“自然实验”条件,研究了高管股权激励对其融资决策中防御行为的影响,分离出激励和治理双重效应。研究发现：(1)股权激励有助于抑制高管融资决策中的防御行为,但这种效应只存在于民营企业中;(2)对于国有企业,只在股权分置改革后才观察到类似效果,而股改前高管在减少债务融资的同时,提高了股权激励水平,自我激励问题明显;(3)公司股权混合度越高,其在赋予高管股权激励上越谨慎,但在国有股比例较高的公司中,混合所有制改革显著提高了股权激励水平;(4)股权混合安排显著改进了股权激励契约在抑制高管防御行为方面的效率,这种效应在非国有股比例较高的公司中更强。     

股权激励、代理成本与企业绩效——基于双重委托代理问题的分析框架

针对双重委托代理问题,本文构建了"股权激励-代理成本-企业绩效"的中介效应模型,将三者纳入了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并运用2006-201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股权激励对企业绩效、代理成本的影响,以及代理成本在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关系中所起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股权激励能显著地提升企业绩效并能有效地抑制第一类代理成本,但对第二类代理问题的治理效应并不显著;第一类代理成本在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即股权激励是通过抑制第一类代理成本的作用路径间接地对企业绩效产生促进效应,而第二类代理成本的中介作用并未显现。     

双重委托治理框架下股权激励效应研究

笔者基于双重委托治理框架,以2004年～2007年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就股权激励效应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上市公司高管持股有助于公司业绩提高;中小股东对大股东制衡力越强,股权激励实施的效果越明显.同时,最终控制人的产权类型对股权激励实施效果影响显著,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相对于私人控股上市公司,其股权激励比率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更加敏感,其股权制衡能力的增强更有助于改善激励效果.     

员工股权激励对中小企业创新会产生补充的促进效应吗？

高管与核心技术员工作用于创新的不同过程,同时也是股权激励计划的主要激励对象,两者股权激励的互动效应对创新的影响值得探讨。选取2009—2015年成功实施股权激励的深A上市中小板与创业板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员工股权激励对高管股权激励在中小企业创新中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能够显著增加企业研发投入与创新产出;相较于高管,核心技术员工股权激励强度越大,企业创新数量越多、质量越高;高管股权激励降低了创新转化效率。进一步地,融资支持效应和人才激励效应是员工股权激励补充促进创新的重要机制;代理成本在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投入关系中起遮掩作用。     

研发创新是股权激励与企业价值的桥梁吗？——基于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为探索研发创新在股权激励与企业价值作用过程中的桥梁作用,将股权激励、研发创新、企业价值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构建了股权激励通过研发创新作用于企业价值的中介效应模型,并运用2011—2014年中国颁布并已实施股权激励方案的创业板上市企业的数据进行检验。研究发现:股权激励对企业价值具有正向影响,部分是通过研发创新的中介作用来传导实现的,且这一影响存在时滞性,滞后效应显著期为2年;国有企业研发创新对股权激励与企业价值关系的中介效应没有非国有企业显著,国有企业需进一步明确国有企业产权,降低国有比例,明晰资本的产权,优化公司治理结构,提高公司治理效率,促进企业长远发展。     

政府补助、外部融资抉择与企业创新绩效 ——基于中国上市制造企业面板数据的实证

为研究企业外部融资结构差异和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2015-2018年中国实体上市制造企业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短期借款、长期借款与政府补助结合,未能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显著的激励作用;企业发行债券会增强政府补助对创新绩效的激励效果;企业股权融资比例的提升会对创新绩效产生更显著的积极影响,相反政府补助的激励作用会受到削弱;当政府补助超过临界值后,对企业创新绩效由激励作用转变为抑制作用。未来政府补助应加强对小微企业的扶持,减少对企业融资行为的扭曲;企业应合理调整融资决策,促进政府补助和融资积极作用的有机结合,助力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     

股权激励、研发投入与企业创新绩效研究

在目前的经济背景下，创新活动对企业的发展很重要，企业应该重视创新。同时，对高管的股权激励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文章选取2016—2021年我国A股上市高新技术企业数据，实证分析了股权激励、研发投入和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发现：股权激励与创新绩效和研发投入均为正相关关系；股权激励对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在国有高新技术企业中更显著；研发投入在股权激励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中发挥中介作用。结果表明，想要提升企业创新绩效，需要将适当的股权激励政策与加大研发投入力度相结合。     

高管的风险态度与股权激励方式选择*

公司如何选择有效的股权激励方式一直是理论研究的重要话题。本文以2006—2016年中国A股实行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究高管的风险态度差异对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方式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高管的风险回避倾向越强,公司越倾向于授予风险较大的股票期权方式激励高管,以激发高管的风险承担意愿;高管的风险承担水平越高,公司则越倾向于采用风险较小的限制性股票期权方式进行激励,以削弱高管的过度风险追求倾向。进一步研究表明,当股权激励方式基于风险承担与高管的风险态度相匹配时,公司会有更好的业绩表现。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激励契约设计提供了重要启示。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政府透明度的调节作用

混合所有制改革企业在股权多元化带来资源优势的同时也会诱发异质性资本冲突，以2014-2019年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企业为样本，基于研发投入视角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结果发现：①国企混改带来的股权多元化有利于提高企业研发投入强度；②股权多元化有利于延长企业债务期限，进而强化债务融资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支持作用；③政府透明度有利于强化股权多元化对债务期限结构的正向影响，从而有利于增加企业研发投入。股权多元化的资源效应有助于改善企业融资期限与研发投入期限匹配度，且政府透明度越高，投融资期限匹配效果越好。该结论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与政府透明度在影响企业研发投入方面存在互补效应，通过股权多元化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创新有促进作用。因此，就因地施策而言，当前应重点推进政府透明度较低地区国企混改。     

容错机制能促进国有企业创新吗

如何提高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是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本文以近年来国有企业实施的容错机制为切入点研究国有企业创新问题，通过构建动态博弈模型并求解纳什均衡提出了两个理论假说：（1）正向激励可以提高国企高管的低风险创新激励，但不能提高其高风险创新激励；（2）正向激励和容错机制的结合可以提高国企高管的高风险创新激励。本文以中央企业建立容错机制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3—2019年央企实际控制的上市公司数据，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法验证了上述假说。进一步研究发现，容错机制对竞争性行业和高管年轻化的国有企业的高风险创新具有更加明显的促进作用。本文的发现为提升国有企业创新能力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为优化国有企业容错机制提供了依据。     

管理层激励、资本结构与上市公司价值创造

本文基于带有交叉乘积项的线性分位数回归模型,一方面,通过回归系数显著性检验、同质性检验与对称性检验,揭示各因素对公司价值创造影响方式的异质性;另一方面,通过条件密度预测方法,细致地刻画各因素的变动对价值创造整个条件密度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实施激励措施可以显著提高上市公司价值创造,但不同的激励方式对公司价值创造能力的影响并无显著差异;无论是薪酬激励还是股权激励,都会导致公司价值创造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这为制订合理的政策措施来提升公司价值创造提供了决策依据。     

政治关联、并购战略选择与企业价值*

本文以2010年发生并购的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政治关联对并购当年（2010年）和并购后连续五年（2011—2015年）企业价值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这种影响在并购企业采用不同并购战略选择时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本文研究发现,并购企业中央政治关联和地方政治关联均对并购后企业短期价值和长期价值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从总体上看,在一定条件下,跨地并购战略在企业中央政治关联与企业价值（短期/长期）间有正向的部分中介效应,即中央政治关联企业通过跨地并购战略的实施进一步增强了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企业地方政治关联可以显著地促进多元化并购战略的实施,而实施多元化并购战略进一步增强了对企业价值（短期/长期）的抑制作用,即多元化并购战略在企业地方政治关联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机制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并且对直接正效应具有抑制作用。     

高新技术企业股权激励对自主创新的影响

以2006—2015年中国高新技术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Logit模型,运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法对样本进行匹配,研究了中国高新技术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对其自主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高新技术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对企业的自主创新具有促进作用;相比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实行股权激励对企业自主创新的促进效果更为明显。     

股权结构、经营业绩与高管人员报酬的相关性研究——基于江苏高技术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笔者运用江苏高技术上市公司的年报数据来综合考察股权结构、经营业绩与高管报酬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国有股比例与经营业绩呈现正方向影响,企业规模与经营业绩呈现负方向影响,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均与高管报酬呈现高度正相关,高管年度报酬与企业经营业绩、企业规模并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国有股比例的负相关程度也不显著.高技术企业应构建基于经营业绩的高管人员综合激励制度.     

薪酬管制与会计信息质量*——基于超额薪酬的中介效应

在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下，本文检验了薪酬管制政策对国有企业管理者超额薪酬与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超额薪酬与会计信息质量呈U型关系；薪酬管制通过削减超额薪酬，进而降低了会计信息质量；现行薪酬管制政策的限薪标准缺乏针对性，致使政策的实施不仅削减了过度激励情形下国有企业管理者的超额薪酬，同时还加剧了部分国有企业管理者激励不足的情况；实施股权激励与提高审计质量均有助于弱化薪酬管制的负面影响。研究结论表明，现有薪酬管制政策有效但精准程度有待进一步提升，未来国有企业薪酬制度改革应在兼顾成本效益的基础上细化限薪标准，力争因地制宜、精准限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