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环境政策的变迁及对中日贸易的影响

环境问题对国际经济贸易的影响愈来愈深远。日本的环境政策经历了污染治理阶段、政策协调和规划阶段、环境政策国际化阶段，它对中日贸易不会产生实质性的负作用，但农产品贸易和污染转移应引起重视。     

国际贸易中的“绿色壁垒”及中国的对策北大核心CSSCISSCI

传统国际经贸活动及政策使国际贸易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存在许多矛盾。"绿色壁垒"成为新一轮的贸易保护主义,各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制定单纯以盈利为目标的贸易政策,许多政策不支持环境问题。基于环境目标,国际贸易的新视野应该包含:盈利的、半盈利的、非盈利的各种方式达到环境目标;发展中国参与环境外交,参与制定、修订国际环境标准及标志;发达国家应主动承担环境责任采取相应的手段及补偿式投入;国际环境协调及硬约束的方式要提到实际工作日程上,以平衡贸易保护与全球环境之间的关系。本文通过分析当今国际贸易呈现出的新问题,以及协调贸易与环境关系的必要性,提出现行国际贸易活动与环保矛盾解决的办法及中国如何遵循绿色国际贸易的新思考。     

从日本FTA战略看东北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战后,日本充分利用了贸易自由化时期的有利国际环境,在"贸易立国"战略指导下,多年来一直奉行多边自由贸易政策,从不搞双边的自由贸易协定。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国际和国内环境的变化,日本的经济合作政策发生了明显的转变,日本媒体、企业界和政府对区域贸易集团的关注程度明显提高。2001年,中国与东盟就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达成一致,对日本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日本加快了构建双边自由贸易区的进程。     

浅析WTO及欧盟的环境与贸易政策对中国的启示

环境与贸易的关系是各国所关注的热点问题,在GATT时期就有对环境和贸易的条款。这些条款被WTO所继承。欧洲联盟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逐步将环境保护问题纳入其一体化政策中。在协调环境保护与贸易自由的关系时,欧盟在立法上突出“适当性原则”和“非歧视原则”,在实施手段上强调政治与法律手段相结合的双轨制。欧盟的环境贸易协调机制对于中国的环境贸易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     

从贸易立国向国际协调型经济国家的转变——评日本“经构研”的“前川报告”

贸易立国政策的功与过贸易立国是日本长期以来的国策。战后40年的发展证明了贸易立国思想有很大现实性,日本就是在贸易立国思想的指导下,走完了经济高速增长的道路的。战后日本贸易立国政策的成功有其国际条件和社会基础。其国际条件是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重新组合和国际贸易的蓬勃发展。战争打乱了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旧的国际贸易的格局,使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出现了     

日本贸易政策的“泛安全化”及影响

在国际格局调整、新冠疫情以及地缘政治风险叠加的背景下，日本政府不断增强贸易政策的安全属性，推动贸易政策走向“泛安全化”。日本贸易政策的安全化转向受到外部风险冲击以及国际竞争的影响，同时也是岸田政府寻求国际影响力和国内政治支持的重要载体。贸易政策的“泛安全化”导致安全思维成为日本制定和施行贸易政策的价值取向。在经历了利益界定、威胁识别和手段选取3个阶段后，日本贸易政策的安保属性日趋凸显，压迫性色彩也日渐浓郁。日本贸易政策“泛安全化”带来的阻碍效应和破坏效应，不仅冲击着中日经贸关系的正常开展，也加速了亚洲生产网络重构的进程，值得密切关注，也需要积极应对。     

欧盟对华直接投资对中欧贸易的效应分析——基于欧盟、日本在华投资的比较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贸易具有进口替代、出口创造和进口引致效应.本文通过分析欧盟对华直接投资对中欧贸易的效应后得出:欧盟对华直接投资对华出口创造效应强于进口引致效应,与日本对华FDI的贸易效应相反.对此,笔者通过比较欧盟、日本对华投资特点加以解释,以为中国调整FDI政策促进经济良性发展提出政策性建议.     

反思1980年代的美日货币谈判——结构性权力的视角北大核心CSSCI

1980年代是美国在传统的贸易政策之外日益重视用货币和金融手段敲打日本的时期。在这一阶段,美国主要借助日元美元委员会、广场协议、贝克-宫泽会谈、卢浮宫协议4个平台和机制,对日本采取双边谈判与多边协调并举、推动日本金融自由化与压迫日元升值并用的策略,在美日货币谈判的阶段性推进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与在国际商品市场上公然"对美说不"不同,日本在对美货币谈判中无一不是以妥协和让步收场。追根溯源,奥秘在于美国塑造并控制着日本活动于其中的安全结构、金融结构、知识结构和贸易结构。从结构性权力的视角反思1980年代的美日货币谈判,对于当下的中国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中日数字贸易监管规制的差异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数字化革命引领全球贸易方式根本性变革的同时,跨境数字贸易规则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中日两国是推动数字技术发展的重要经济体,数字贸易是促进两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创新驱动力。中国和日本采用综合性的政策安排和制度设计来规范在线商务,两国数字贸易监管环境复杂多样。在规制类型的选择方面,中国通常利用数字贸易基础设施限制措施来实施监管,日本则较多使用电子交易规制模式。2014—2019年,两国虽然多次实施了数字贸易监管规制改革,但是监管异质性仍然存在,监管摩擦导致的企业运营额外成本不降反升。基于此,探索中日两国数字贸易监管规制的异质性、量化分析数字贸易监管规制程度、探讨政策协调机制,对于进一步提高两国数字贸易规模、推动中国“双循环”发展新格局、发掘经济增长新动能具有重要的政策实践意义。     

全球金融危机与贸易保护主义悖论——基于外贸乘数的视角

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纷纷出台,传统贸易保护主义与新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交错,尤以后者更加隐蔽,企图以此刺激国内经济快速复苏。文章建立了基于开放经济奈件下的两国贸易模型,模拟分析了政策干预下自主性进口的改变影响均衡国民收入、外贸收支的原理,发现乘数越大的国家在贸易保护战中所受的损失也越大。文章指出,为快速有效的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各国应该摒弃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加强国际经济合作与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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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A：与银联的恩恩怨怨

选择银联通道,省货币转换费,这是中国刷卡族一向津津乐道的境外用卡秘笈,但这一秘笈似乎已经不能奏效了。     

“樊记腊汁肉”与“肯德基”——“中华老字号”的DNA

“樊记腊汁肉”不再姓樊 2011年5月24日,这一天,在西安人嘴里,变成了一包五味杂陈的怪味豆。从这一天起,誉满天下的,让西安人充满了自豪感的地方风味名小吃,荣获商业部“金鼎奖”金牌小吃,“樊记腊汁肉”从此不姓樊了。     

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现状、问题及建议

通过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可以发现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多聚集于重工行业,非公经济成为重要骨干力量,大中型工业企业在中西部作用更为突出。目前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与国际大企业比差距较为明显,企业创新能力差,研究开发费用投入不足,吸纳劳动力能力不强。需要把企业做强,坚持自主创新,建立一批收纳就业能力较强的大企业集团。     

中西思维之异同与翻译

人类思维具有共性和个性,共性是我们交流的前提,个性是各民族在交流过程中需要适当转换才能进行的一些差异。思维方式与文化和语言有密切的关系,它是沟通语言和文化的桥梁。深入掌握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之处,对于我们正确处理句式翻译和语篇翻译以及成功地进行跨文化交际,具有重要的意义。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equities and the Shaping of Institutions and Redistribution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joint effect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equalities on redistributive taxation and institutional quality. The theoretical model suggests that income inequality, coupled with political bias in favor of the rich, decreases redistribution and lowers institutional quality. The effect of the former is to increase productive investment, and the effect of the latter is to decrease it—with resulting ambiguous implications for economic growth. Testing these predictions empirically in a panel of countries, we find that inequality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both institutional quality and redistribution.     

国家和跨国公司——冲突与合作

跨国公司由于其跨越国界的特性使得它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的重要行为体,它与国家之间存在冲突与合作的关系。本文首先讨论了跨国公司的国民身份,在承认跨国公司国别性的基础上,从跨国公司与东道国、跨国公司与母国两个层面分析了三者之间的关系,并分别引用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对这些问题的争论,并试图加以综合以得出折衷理论。在文章的最后,再从整个国际社会的角度,来观察国家与跨国公司之间国际管理体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