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是否能促进经济增长——基于中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

以2003—2012年中国285个地级市为样本,利用面板数据门限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不同规模城市经济增长的门限效应。结果表明:协同集聚对城市经济增长存在双重门限效应。当城市规模小于23.004万时,协同集聚对城市经济增长表现出明显抑制作用;当城市规模处于23.004万和199.996万之间时,两个产业间的互补效应逐渐显现,城市经济也从协同集聚中获得好处;当城市规模大于199.996万时,受资源、环境等条件限制,协同集聚对城市经济显示出一定抑制作用。     

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质量——基于全球82个国家和地区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五个维度构建了国家层面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测算了全球82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并在此基础上实证研究了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研究发现：制造业集聚与服务业集聚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改善一国的经济增长质量,但两者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渠道有所不同。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在不同类型国家之间存在异质性,即服务业集聚程度的增加能够明显改善非OECD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但对OECD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影响不显著。此外,FDI对制造业集聚与一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以及对服务业集聚与一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分别具有正向调节效应和负向调节效应,而人力资本水平对制造业集聚和服务业集聚与一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均具有正向调节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如何制定相关产业政策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FDI、地区市场化进程与制造业集聚——基于门槛回归模型的实证检验

外商直接投资(FDI)在我国制造业集聚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这一作用的发挥与地区市场化进程有着密切关系。将地区市场化进程作为门槛变量,门槛回归模型的实证检验发现,FDI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在市场化水平高的区间内,FDI对制造业集聚具有显著正向推动作用;在市场化水平较低或低的区间内,FDI对制造业集聚具有显著负向作用。同时也发现,沿海地区的市场化进程要明显快于内陆地区,FDI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相对更大。这就要求不同地区在吸引FDI促进制造业集聚的过程中,要提高本地区的市场化水平,从而有利于这一作用的更好发挥。     

中国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模式选择的经济增长效应*——基于行业、地区与城市规模异质性的空间杜宾模型分析

本文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利用2003-2012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统计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城市生产性服务业模式选择的经济增长效应。结果显示,中国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集聚、多样化集聚与经济增长都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模式选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受到行业结构、地区差异和城市规模的约束：低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中小城市选择专业化集聚模式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而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更适合选择多样化集聚模式。生产性服务业的多样化集聚模式在全国层面和区域层面（东部、中部、西部）都能够推动经济增长,而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对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也能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这得益于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提升市场潜力和人力资本不仅对本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对周边地区经济增长也存在明显的促进作用和空间溢出效应。     

服务业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来自我国东部地区的实证检验

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且已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采用东部地区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服务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东部地区快速发展的服务业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我国经济周期波动对长期经济增长影响的非对称效应——基于面板门限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1978年至201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建立两个面板门限回归模型,来实证分析了以产出缺口代表的经济周期波动对潜在产出增长率和未来三年实际产出平均增长率的影响情况。结果表明,产出缺口对两者都产生了显著的负向的影响,同时存在着显著的非线性的门限效应。当经济处于严重衰退阶段时,产出缺口对两者负向影响的程度是最大的;当经济处于扩张或繁荣阶段时,产出缺口对潜在产出增长率的影响是不显著的,对未来平均增长率的负向影响程度是最小的。政府在面临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时,应该在政策上引导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重视经济系统自身的调节和修复功能,从而使经济长期保持稳定增长。     

交通基础设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经济集聚——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05～2016年全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交通基础设施通过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经济集聚的影响。研究发现:从全国整体来看交通基础设施显著促进了经济集聚,不同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呈现出明显的空间梯度性,从而对经济集聚的影响存在异质性;随着中国经济从工业化阶段逐渐迈进城市化阶段,交通基础设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经济效应的影响由集聚效应转变为扩散效应;交通基础设施、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发展对经济集聚的影响受到城市规模的约束,多样化对大城市作用显著,而专业化对中小城市作用显著。交通基础设施通过生产性服务业差异化发展对经济集聚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的研究为中国城市发展路径的选择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政策参考。     

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产业政策与文化产业集聚:基于省级空间面板模型的分析

笔者基于新经济地理学分析框架,采用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利用1999年～2008年省级相关数据,对中国文化产业集聚影响因素及其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沿海区位和文化资源禀赋优势促进了文化产业集聚;人力资本、交通通信、文化消费的提高也有利于文化产业集聚;政府财政支持对文化产业集聚有正面影响;文化产业集聚存在空间正溢出效应。     

工业集聚、城市化与区域创新能力——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

一个地区的工业集聚与城市化水平是影响区域创新能力的两个重要因子。本文利用1999—2005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研究结果表明：技术密集型行业集聚水平与城市化程度对区域创新能力有显著促进作用,但非技术密集型行业集聚水平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不显著。回归结果还表明：人力资本、研发存量与FDI对区域创新能力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江西省制造业产业集聚、地区专业化与经济增长实证研究

采用2006-2009年江西省11地级市20个制造业构成的时间—地区—行业的三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产业集聚、地区专业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产业集聚、地区专业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呈现倒U型的关系,并运用新地理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分析拐点出现的原因.结果表明:追求经济增长最大化时,加工制造业较非加工制造业需要更高的专业化水平,非加工制造业较加工制造业需要更高的集聚水平;要素禀赋高的鄱阳湖地区较要素禀赋低的非鄱阳湖地区可以达到更高的产业集聚、地区专业化水平;江西省11个地区的产业集聚、专业化水平远没有达到经济增长最大时的水平..     

产业集聚、产业结构差异与区域经济增长——以沈阳经济区为例

利用区位基尼系数、偏离-份额法以及灰色关联分析法,深入研究了1996—2010年沈阳经济区的产业结构特点以及其所属八地市的三次产业对沈阳经济区GDP的贡献。结果表明:沈阳经济区的产业集聚现象明显;沈阳和鞍山的经济增长对整个经济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沈阳经济区的产业结构差异主要表现为第二产业发展较快、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产业结构差异的经济增长效应不明显。最后,针对弱化全区产业集聚程度、促进全区三次产业的协同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     

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与农村减贫——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经济增长与减贫关系问题上,大量的实证研究仅仅用经济增长以及伴随增长过程的收入分配状态作为解释变量,其结论与现实的契合性不够稳定。通过在计量模型中加入产业结构、农业生产条件、农业扶贫与发展政策等关键性的中间变量,并采用跨越"八七扶贫攻坚"期间和新世纪"农村扶贫开发"两个发展时期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表明经济增长在农村减贫中具有重要地位,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对农村减贫具有显著的负效应。与现有的大量实证研究结论不同,本研究表明不同产业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农村减贫的影响是不同的,三次产业发展对农村贫困的影响发生了一定程度的逆转。因此,新时期反贫困战略也应做出相应的调整。     

经济集聚、产业结构与城市土地产出率——基于我国234个地级城市1999-2006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运用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经济集聚和产业结构等因素对城市土地产出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资本密度是影响城市土地产出率最重要的因素,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性造成就业密度对城市土地产出率的贡献很小,甚至为负;城市净集聚效应为负和资本劳动比不断攀升,说明城市资本投入是低效率的;扩大城市人口规模、控制城市用地面积、发展先进制造业有利于提高城市土地产出率,经济集聚和产业结构因素对不同规模和不同地区城市土地产出率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方向具有显著差异。     

集聚经济、相关性多样化与城市经济增长--基于27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理论,运用熵指数探讨了城市产业多样化和专业化对城市经济的影响,并根据2003－2010年中国27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产业统计数据实证研究了集聚经济、城市产业相关性多样化和无关性多样化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整体而言,城市产业集聚的多样化和专业化都能促进城市经济增长,但是多样化的作用显著大于专业化的作用;（2）并非所有的多样化都能显著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以知识溢出为主要影响机制的相关性多样化能显著促进经济增长,而以组合效应为主的无关性多样化不能或尚未促进经济增长。这表明我国城市经济发展受益于具有相关性或互补性的多样化部门和专业化部门所带来的知识溢出。文章验证了我国城市经济中既相关联又具差异化的知识溢出对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生产性服务业与下游企业的集聚研究:以广州市银行业为例

随着城市之间贸易的深入发展,现阶段中国城市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生产性服务业向各城市群中心城市的集聚日益增长。本文以广州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例,对生产性服务业与下游制造业的集聚进行了理论建模和实证分析。其结论认为:在理论上控制生产性服务业与下游制造业集聚的参数主要有中间服务与最终产品的运输成本和二者的边际产品以及中间服务的供应价格等;由于现阶段中国的生产性服务在城市之间的贸易程度尚较低,因此它们和制造业中的中间产品及最终产品生产企业既有集聚式分布又存在分散式布局模式,现代中国大都市的生产性服务业与下游企业的区位主要以集聚式布局为主要特征。     

我国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非线性效应——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平滑转移模型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我国1997-2009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数据本身隐含信息进行内分组的面板平滑转移模型来检验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效应,并进一步拓展了Armey曲线推论。研究发现,我国省级政府财政一般预算支出规模和财政支出结构均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Armey曲线所描绘的非线性效应,其中财政一般预算支出最优规模为9.32%,财政支出最优结构为1.643,并且财政一般预算支出规模与财政支出结构都在最优值两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不对称性,相比而言,财政一般预算支出规模的转换速度似乎更快。这意味着现阶段我国财政一般预算支出规模与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需要政府提高财政支出效率。     

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均衡关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基于门槛回归模型的检验分析

文章首先将国防支出纳入Solow增长模型进行理论分析,假定国防支出通过影响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与现有实证分析不同,文章基于1952-2008年中国的有关时间序列数据,尝试运用非线性门槛回归模型来分析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数量关系。研究发现: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门槛效应,国防支出占GDP的比例低于3.434%时,国防支出占GDP的比例的增加不利于经济增长,且这种负面作用较为显著;当该比例高于3.434%时,该比例的增加将显著促进经济增长。当然,该比例并非越低越好,也并非越高越好,其局部最优规模由次级门槛值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