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就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以安徽省为例

鉴于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一国经济的重要作用,积极引进FDI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发展国内经济的一项重要政策。而关于FDI对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理论界仍存在争议。本文尝试对FDI、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运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和Eviews5．0统计软件,以安徽省为例,利用安徽省1991—2006年外商直接投资（FDI）、就业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数据,研究FDI对就业和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当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增量FDI）与就业呈负相关关系,而年底累积外商直接投资额（存量FDI）与就业呈正相关关系。由此可见,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的影响是长期的创造效应与短期的挤出效应并存。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显示,FDI所带来的就业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就业总量的影响——理论与实证分析

比较国内投资与外国投资、增量FDI与存量FDI对中国就业总量的不同影响得出,单位国内资本比国外资本、单位存量FDI比增量FDI具有更高的就业促进作用。     

FDI对长株潭地区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通过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回归分析方法等主流计量方法,实证分析外商直接投资(FDI)对长株潭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当年的FDI和滞后3年的FDI是长株潭地区经济增长的原因,且FDI对经济促进作用显著;但滞后3年的FDI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小于当年FDI对经济的贡献,主要原因是长株潭地区消化吸收FDI技术外溢的能力不足。     

FDI流入对中国内资企业就业和工资水平影响的计量分析

利用中国2001~2003年经济普查数据,从企业层面就FDI流入对内资企业的就业和工资水平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表明:FDI流入对内资企业工资水平的正面效应是非常明显的,但有别于以前结论的是,企业层面FDI流入对就业水平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原因在于外资的进入可能会对内资企业产生挤出效应,从而抵消通过关联效应带来的就业增加。所有制、创新能力和出口倾向也是影响FDI流入对内资企业就业和工资水平产生效应的重要因素。     

服务业FDI、资本效应与经济增长——基于服务业FDI、制造业FDI和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实证分析

在世界经济发展向服务业倾斜,中国服务业FDI明显上升的背景下,本文以服务业FDI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服务业FDI对中国最基本的作用效应———资本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且,以分产业省际数据为基础,运用Eviews6.0进行实证分析,比较了服务业FDI、制造业FDI和国内固定资产投资三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据此提出增强中国服务业实力,吸引并规制服务业FDI的建议。     

东道国视角下的FDI就业效应研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叙述分析FDI对就业影响的内在机制和描述分析中国FDI与就业现状的基础上,实证考察了FDI对中国就业数量、产业就业结构、区域就业结构和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FDI流入对中国就业数量和质量都存在显著的正向拉动效应,而FDI对就业影响的产业分布和区域分布存在明显的差距,基本呈现出"东部中部西部"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第一产业"的格局。     

中东欧国家FDI、就业规模和就业结构关系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利用中东欧七个国家1995-2006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这些国家经济发展中FDI、就业规模和就业结构的关系。研究发现,FDI有利于促进就业结构升级,并不能扩大就业规模,但是FDI对各经济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就业结构中出现高技能劳动力需求增长,低技能劳动力需求大幅下降的现象。同时在经济增长中,以工作时数衡量的劳动量的贡献率为负,而劳动力结构转变的贡献率为正。     

服务业FDI、产业共同集聚与地区生产率

本文将新增长理论与新经济地理理论相结合,把服务业FDI、产业共同集聚与地区生产率纳入到统一分析框架中进行系统研究。利用2003-2012年欧盟外商投资微观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以吸引服务业FDI为主要手段的外向型产业结构调整方式、以产业共同集聚为主要方式的内源性产业结构调整对地区生产率以及细分行业和地区的异质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整体来看,服务业FDI对地区生产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产业共同集聚对于地区生产率没有显著影响;细分行业来看,服务业FDI对于服务业和制造业生产率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产业共同集聚对于服务业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而对制造业生产率具有抑制性;分地区来看,服务业FDI对于东部和西部地区生产率均具正向影响,产业共同集聚仅对东部地区生产率具有溢出效应,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     

中东欧国家FDI、就业规模和就业结构关系研究

本文利用中东欧七个国家1995-2006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这些国家经济发展中FDI、就业规模和就业结构的关系。研究发现,FDI有利于促进就业结构升级,并不能扩大就业规模,但是FDI对各经济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就业结构中出现高技能劳动力需求增长,低技能劳动力需求大幅下降的现象。同时在经济增长中,以工作时数衡量的劳动量的贡献率为负,而劳动力结构转变的贡献率为正。     

FDI对中国产业效率的影响——基于1989-2010年地市级面板数据的研究

随着用工成本的上涨以及金融危机的全球蔓延,中国产业能否逐渐提升效率以增强国际竞争力,这关系到中国能否在中等收入阶段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态势并迈向更高发展阶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外部经济,尤其是FDI的利用,但是劳动生产率却并不高.这使得人们难免怀疑FDI对生产效率的作用.而FDI对产业生产效率有何种影响也一直未有共识.利用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方法,文章分析并测算了FDI对非农产业生产效率的影响,认为FDI对于产业效率的影响有限,仅对第三产业生产效率有一定促进作用.国内固定资产投资等因素才有效促进了产业效率的提升.未来引进FDI时应当采取高技术高附加值等约束条件,改变以往以组装加工为主的特征,从而促进产业效率的提升.     

FDI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研究——来自1999-2007年我国中部六省的经验数据

国外直接投资(即FDI)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问题一直是人们研究的热点问题。文章基于1999-2007年中部六省的数据,研究FDI与中部地区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出FDI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直接促进作用不是很大,但是由FDI所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起反向的拉动作用。鉴于此,文章对中部地区在引进外资方面提出相关建议,即在重视FDI的量的同时更应该注重其质的提高,注重FDI对当地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     

引资优惠竞争一定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吗?——基于FDI质量的视角

资本异质性导致同样数量的FDI可能对东道国经济增长产生不同的影响.基于我国地方政府激烈引资竞争的客观事实,笔者从FDI质量角度出发,使用我国1998年～2008年省级动态面板数据考察了地方政府引资优惠竞争对FDI质量及FDI经济增长效应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旨在获得更多FDI的引资优惠竞争能够提高地区FDI数量,但同时也会降低FDI质量;FDI质量提高能够显著推动地区经济增长,但引资竞争加剧将弱化FDI质量对地区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效应.     

FDI与产业结构升级:西部的实证分析

FDI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需要依靠区位优势在产业结构升级中体现,FDI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产业结构调整具有明显的资源补充和产业引导功能。西部地区的开发要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要充分发挥FDI的作用,引进外资和技术实现产业结构整合和区位优势。针对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产业发展现状,如何实现FDI与区位产业发展优势的有效结合,引导FDI的溢出绩效和产业收敛效应成为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与政策制定的关键。以陕西区域经济增长数据为背景,分析了FDI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在西部区域经济发展中,FDI的作用还需要在产业结构升级换代中不断强化,在政策上进行有效调整和引导。     

FDI对贵州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外资的大量流入已经成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一个支撑点.但贵州与其他省份及地区相比,FDI在数量及产业分布上有自己独有的特点,总体上是总量较少,产业分布不广.本文立足于贵州,在FDI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方面进行研究,以求更好的利用外资,促进贵州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     

FDI、环境污染与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研究——基于动态面板系统GMM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4-2014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系统GMM方法研究FDI、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相互反馈作用。研究发现:(1)FDI不仅能促进经济增长,而且也对环境有改善作用。(2)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仍处于倒"U"型EKC曲线的左侧,外商直接投资进行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是地区的经济规模。(3)高排放、高污染的产业虽然带动了区域经济增长,但也影响FDI的进入。因此,在中国的未来发展中,优化经济增长,调整外资结构,改善环境质量,加强政府的精准调控力度,是"新常态"下适应我国经济增长的新思路。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就业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1985—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

基于协整理论、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根据中国1985-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和Cobb-Douglas生产函数的修正模型,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的影响,结果表明:短期内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并无明显促进作用,从长期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的贡献程度低于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对就业的贡献程度。政府应打破垄断,放宽投资条件,并运用多种经济手段,鼓励外资进入劳动力密集产业,从而实现双方共赢。     

中国服务业利用FDI的就业效应研究

世界服务业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服务业国际化的进程不断加快，服务业的国际化过程和制造业一样，都必须依靠跨国投资来推进，这种跨国投资称为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简称服务业FDI。随着中国入世过渡期的结束，中国在金融、通讯、旅游、教育和咨询等服务行业开始履行入世承诺，服务业FDI逐渐大规模涌入中国。据统计，截至2008年底，中国服务业利用外资已达600多亿美元。随着这样大规模的服务业FDI的流入，势必会对中国福利水平和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在服务业FDI不断流入中国的背景下，抓住服务业国际转移的契机，有效吸引服务业FDI，优化中国服务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成为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重要课题。本文着重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了中国服务业利用FDI的就业效应，指出中国通过利用服务业FDI能够改善就业，促进经济增长。     

FDI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基于长三角地区

本文利用2000-2009年中国长三角两省一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中国长三角两省一市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FDI对中国长三角地区以专利申请量衡量的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各有差异,其中江苏省的FDI对专利申请量的影响显著,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每增长1%的FDI就会促进0.5898%的专利申请量的增加;上海和浙江省FDI对专利申请量的影响不显著;上海、江苏和浙江的人力资本的提高对技术创新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总额的提高对技术创新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而科技活动人员数的增加对专利申请量的影响不显著。     

FDI对我国三次产业就业的影响

近几年来，流入中国的外资量始终排在世界的前几位。大量的外资流入，促进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同时，对我国就业产生了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直接影响是指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我国雇用的工人。间接影响是指“外溢”效应，通过国内投资、产业结构、技术等对就业产生影响。本文试图采用1992～2006年的统计数据对FDI和我国不同产业就业之间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量的实证研究

改革开放30余年来,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中国的整体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起正面作用非常大,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就业增长其影响如何呢?本文着重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总体就业量的影响.首先总结国内外学者对这方面问题的研究,然后提出本文的一个新视角并通过最新数据的实际验证来对FDI与就业总量的关系做出一个说明,最后结合FDl的新特征给出政策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