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阶级化与市民化:新生代农民工转化的两个问题

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有更为积极的城市定居意愿。但要实现城市定居的意愿,必须实现两个转化:一是工人阶级化,真正成为工人群体;二是市民化,真正成为城市居民。从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人阶级化还未完成,其主要表现是只完成了职业身份转变、未完成地位身份的转化,角色意识混乱及其缺乏工人阶级的权利享有;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还难以融入,其主要原因是受到制度隔离、市场压力和社会排斥三要素的阻碍。     

农民工住房来源及住房水平的实证研究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大批农民涌入城市定居或暂居.由于受到多重分割的城市住房制度的排斥,农民工的住房问题日益凸显.本文以"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项目的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频数、交互相关和多元回归等统计方法,分别对农民工的住房来源和居住条件的现状作了概括性的描述,并从宏观的住房供给和微观的人口社会经济因素及需求的角度切入,探讨了造成目前这种现状的若干因素.主要的研究发现如下在住房来源的供给方面,是否由企业提供宿舍与企业的正规化程度有一定的相关;农民工的若干人口经济特征将影响其对住房来源的选择;不同的住房来源,其住房质量呈现出显著差异;企业规模与其提供的宿舍的住房质量之间有一定的负相关;不同教育程度、不同工种的农民工的住房质量存在显著差异;农民工对未来城市化的预期将影响其在城市里的住房方面的投入.     

烟台发布

农民工将纳入住房保障范围 烟台市提出,适当放宽对农民工申请保障性住房准入标准,鼓励有条件的城镇取消收入标准限制。支持企业较为集中、农民工较为聚集的各类园区,在符合土地利用和城市总体规划前提下,建设保障性住房,向农民工出租。将农民工纳入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范围并写入劳动合同。同时,将农民工住房需求纳入城市住房建设规划和住房保障规划统筹安排。     

影响农民工迁移选择的因素分析

农民工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与农村人口非农化没有同步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具有半工半农性质的独特的社会群体.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拉大,农民工不断大规模地涌人城市.然而,很多调查显示,农民工定居城市的意愿并不十分强烈.特别是近两年,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深入进行、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使得农民工在打工之外有了一个还算不错的选择.劳动力转移数量有所减少、流向不稳,出现了农民工的回流现象,表现为一种"钟摆式"的流动.本文试就这一现象,做一下具体分析.     

100亿建民生安居工程

《十二条》:顺应城乡居民消费升级和改善居住条件的迫切要求,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改善群众住房条件,促进住房消费,稳定房地产市场。一是两年完成城镇拆迁250万平方米;二是两年采取多种渠道解决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90万平方米;三是加快城区非成套房改造、老小区整治、城中村改造。两年投资100亿元。     

青年农民工公共服务满意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青年农民工群体是一个人数众多、文化程度相对较高、对社会贡献大、定居城市意愿强烈,但在公共服务享有方面容易被忽视的群体。研究发现,青年农民工公共服务满意度整体不高,其中,对住房保障的满意度最低;他们认为最应加强发展的基本公共服务是劳动就业和住房保障。次序Logistic回归结果表明,影响青年农民工公共服务满意度的显著因素既包括个体特征、物质特征,也包括他们的个体感知方面。最后,根据数据分析结果提出了提升青年农民工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对策建议。     

城镇化蓝图如何落地

如何点燃城镇化的经济引擎城镇化是中国当前最大的结构调整,最大的内需源泉,也是最大的改革红利。城镇化需要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要把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这些转移的人口需要住房、医疗、就学等,还需要耐用消费品,这样可以拉动消费。所以城镇化的问题如果处理得好,既可以拉动投资,又可以拉动消费。中国将近一半人口生活在     

三年投资四千万 旧式公房展新颜

浦东新区加快旧住房成套改造成效显著，三年来已先后投资4000多万元。改造不成套旧住房1.26万平方米，使3000多户居民改善了居住条件和环境，从而走出了一条旧住房成套改造的新路，为本市；日住房成套改造积累了成功经验，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益，但在改造中也遇到了不少困难和问题。本文就浦东新区旧住房成套改造的现状、问题和对策作些粗浅的探讨。（一）浦东新区原有50～7O年代建造的不成套旧住房50多万平方米，其中可改造的不成套旧住房17．7万平方米，主要分布在原杨浦、南市、黄浦区和川沙县的十多个街道、镇，由于房龄长、结构差、居…     

农民工市民化的“黄山路径”

农民工市民化是指进城务工的农民逐步转化成为市民、最终扎根城市生活。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工市民化是农民工从农业到非农的职业转化、从农村到城市的地域转移、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化和从农民文化价值观到市民文化价值观转变的综合变化过程,而农民工介于农民和市民的中间身份,是完成从农民到市民＂华丽转身＂的关键和支点。黄山市农民工市民化的经济社会效益黄山市作为中部省份的山区地带,经济发展在安徽居于中等,人口偏少。     

加强人力资本投资与提升农民工群体参保能力的对策

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实际上是在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过程中,如何实现从传统的土地保障向现代化社会保障制度转换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好,会大大促进农民向城市的转移,加快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推动中国社会从城乡分割走向城乡协调发展.因此,本文尝试以劳动经济学中的人力资本投资理论为指导,就如何提升农民工群体的参保能力这一问题进行对策探讨.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总体态势与战略取向

农民工向市民角色的转换,是顺应广大农民工意愿和我国现代化建设要求的重大转变。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已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基于对全国6个城市的实地考察和20多个城镇6232名农民工的问卷调查发现,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强烈,但在方式上,不愿意以双放弃换取城镇户籍。就农民工市民化公共成本而言,按照2010年不变价格计算,每个农民工市民化的政府支出公共成本约在8万元左右。稳步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必须以扩大农民工转移就业、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完善农民工公共服务和安置农民工进城定居为重点,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扎实提高人口城镇化水平,促进农民工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打工热潮”背景下农民经济生活现状调查研究——以湖北省宜昌市为调查对象

一、调查背景 当前中国的农民工问题是个大问题。现代化过程最基本最主要的人口变动矢量就是农民进城变成工人。农民有经营自主权，城市有用工需求，一旦阻碍劳动力流动的行政壁垒被突破，劳动力大转移也就势如潮涌。以农民工这种形态作为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人口转移的过渡方式对我们来说有某种必然性。社会实践队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追寻农民工发财致富梦”为主题奔赴宜昌，展开调查。通过为期一周的走访、座谈、互动活动等方式了解了宜昌市以点军区、当阳市为例的农户经济生活状况。着重于农村向城镇化转型中暴露出的消费形式单一、理财存在缺陷这两个问题。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农民工是改革开放进程中成长起来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是现代产业工人的组成部分,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但由于二元经济结构、城乡有别的户籍制度等的存在,农民工虽然进入了城市,在城市工作、生活,但却未能真正的融入到城市,他们在工资、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等方面明显不如城市居民。农民工要想真正转化为市民而实现传统的城乡二元经济向一体化经济的转变,这个过程不但漫长而且困难重重。     

“农民工”住房问题及市民化发展趋势下的住房政策调研

农村劳动力的城市转移一般出现在各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过程之中，我国自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由于受到土地和户籍二元化管理制度影响，出现了诸多城市新问题。该文从“农民工”住房问题出发，首先依据多项调查数据明确“农民工”住房供需情况：其次从现行城镇住房政策角度分析造成“农民工”住房供应不足问题等的主要原因；最后借鉴国际经验，比较日、英低收入住房供应政策，提出长期的居住地管理政策改革方向和短期的住房实物供应政策。     

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创造农民工转化为城市产业工人的制度环境

仅把户籍制度改革停顿在“投资移民”“技术移民”上，已影响到城镇化的顺利推进。需要将户籍制度改革再推进一步，应逐步创造农民工可转化为稳定的城市产业工人和市民的制度环境。要考虑农民工户口迁入发达地区城镇条件的重新设定，在住房、就学、社会保障、社会管理等方面推进与户籍制度改革相关的配套改革     

皖西农民工迁移与市民化意愿倾向分析

大批农民工迁移定居城市向市民转变是我国工业化、现代化必经过程。农民工向城市迁移定居意愿强弱受城市的拉力和推力、农村的拉力和推力影响，受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及其衍生的就业制度和社会、文化、心理等因素的影响，具有复杂性。本研究通过对皖西农民工的调查，分析农民工迁移定居城市的内在机理，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浅谈我国投资和消费的失衡问题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消费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而从根本上来说,投资是为消费服务的,没有消费的增长,投资就不可能得到有效的增长。如在消费没有回升迹象的情况下,投资需求的大幅回升,还会增加无效供给,使消费不足的矛盾变得更加突出。而近几年,我国的经济增长明显地由投资主导,消费和投资失衡,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     

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分析及建议

20世纪90年代，我国社会的工业化、城市化进入高速成长期，数以亿计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踏上了城市谋生的征程，经过十多年的延续累积，进城务工的农民已经形成我国社会结构中一个庞大的特殊群体——“农民工”。目前，我国约有1．6亿。2亿农村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和城镇就业，尚有1．5亿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但是，目前农民工的低收入无力承担城镇住房、子女教育和其他生活开支，更谈不上在大中城市定居。     

经济增长的阶段性与城镇化转型研究——以20世纪60、70年代的日本为例北大核心CSSCISSCI

经济增长的阶段性不同,发展的动力机制也不同,在各异的动力机制驱动下的城镇化道路也不相同。中低收入阶段实行的投资主导的城镇化要转为消费主导下的城镇化,关键是要把生产性投资转变为消费性投资。通过考察日本跨越"中高收入陷阱"过程中财政投融资的投向变化对城镇化的推动,提出中国在三种经济转型的叠加期,必须围绕着"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战略调整投资结构,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为进城农民工提供稳定的就业机会;矫正城市偏向的经济政策,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财政投入;加大对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房屋建设,尽快缓解进城农民工基本住房保障不足问题;加大对教育、医疗、卫生、社保等投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品的均等化。     

城市定居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

利用2013 年中国七大城市调查数据, 采用Ordered Probit 模型和工具变量法（IV Probit）,将农民工幸福感分为幸福程度、生活满意程度与未来信心程度三个维度,实证分析了城市定居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研究发现：城市定居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具有代际差异。对第一代农民工而言,城市定居对其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城市定居不但提高了其幸福程度,而且对未来信心程度与生活满意程度也起到了积极作用。解释机制显示,在举家迁移、城市排斥与自我发展等方面的差异,造成了城市定居对两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不同。文章最后结合研究得出的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