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补贴、高管团队背景特征与企业绿色创新

近年来,绿色创新作为助推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重要途径,广受社会各界关注。政府补贴在驱动绿色创新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过度依赖外生财税政策的激励而忽视企业内部治理因素容易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与政策失灵。文章选取2011—2018年我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根据高层阶梯理论,检验了高管背景特征在政府补贴对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影响中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高管团队平均年龄、平均任期及海外背景均对政府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有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为优化政府财税政策和企业高管团队选拔人才、推动制造业企业绿色发展提供了依据。     

企业高管的银行工作背景与企业的风险承担

本文以2003年-2010年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的高管工作简历为样本,检验了企业高管的银行工作背景对企业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     

西宁特钢高管团队特征对公司绩效影响的调查研究

本文研究西宁特钢高管团队特征对公司绩效的影响,采用自下而上的评价方法,将调查对象锁定在公司普通员工、中低层管理者。通过对公司普通员工进行全面问卷调查获得大数据样本结果,并对部分普通员工进行深入访谈,以挖掘深层次的数据资源。调查结果显示高管团队任期和年龄均与公司绩效呈倒U形关系,高管团队教育背景与公司绩效呈正相关关系,高管团队职业背景丰富度与公司绩效存在临界点,临界点之前两者呈正相关,超过临界点后反之。     

家族企业高管团队特征与战略选择关系研究

目前对家族企业高管团队的研究文献虽多,但是较为零散,并未表现出家族高管团队特征与战略选择的关系框架。本文通过构建上市家族企业高管团队特征与战略选择的理论框架,分析了其存在的局限和不足,提出了家族企业高管团队特征对家族企业战略选择决策的影响。在回顾和评价既有相关研究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同时本文的结论对于上市家族企业高管团队构建、企业战略选择决策等具有积极的借鉴和启示作用。     

董事会特征与企业风险承担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企业的稳健运行对宏观经济平稳向好发展至关重要。因此探究董事会特征与企业风险承担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本文以中国上市企业数据为研究对象,从理论和实证层面考察了董事会多样性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董事会多样性的提高能够降低企业风险承担,且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会增强其作用效果;董事会年龄多元化能降低企业风险承担,且这种效应随着董事会平均年龄的增大而增强。上述结论在使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工具变量法重复检验仍稳健。研究结果支持企业董事会多元化;因此企业在选聘董事会成员时需结合自身的内部特征和外部环境,充分考虑董事会特征,为公司治理打下坚实的基础。     

中小板上市公司高管团队特征与企业创新行为关系研究

基于高层梯队理论和薪酬激励理论,采用聚类分析法和FGLS,以2009－2014年我国中小板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中小企业高管团体特征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高管货币薪酬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中小板上市公司的高管团队特征影响企业创新行为,高管货币薪酬在高管团队特征对企业创新行为影响中具有正加强效应,即高管货币薪酬在企业创新行为中发挥重要的激励促进作用,能调节高管团队特征在企业创新行为中的影响。本研究不仅丰富了管理者异质性和高层梯队理论,为中小板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激励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同时也有助于政府部门全面掌握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因素,为研究中小板上市公司创新行为提供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     

高管团队职能背景异质性与企业绩效

本文基于社会类化理论和信息决策理论,选取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样本,对高管团队职能背景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职能背景异质性会加大团队内部认知差异,从而负面影响制造业企业绩效;三种职能背景中,生产型职能背景高管占比越多,越降低制造业企业绩效;外围型高管占比越多,则有助于提升企业绩效;产出型职能背景高管占比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不显著。     

海归高管能促进企业风险承担吗——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采用手工搜集的2001-201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高管海外背景特征数据,基于高阶梯队理论考察海归高管在企业风险承担中的作用及其影响路径.研究表明:(1)海归高管能够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高管团队中海归的人数越多、占比越大时,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越高.(2)当海归高管在企业中担任关键职位时,企业的风险承担意愿显著更强.(3)海归高管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正向影响仅当高管从经济发展水平更高、投资者保护程度更好的国家获得海外留学和工作背景时成立,反之则不成立.(4)渠道测试表明,海归高管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路径主要为研发支出和创新能力的提升,但对债务融资并未产生显著影响.本文的结论凸显出企业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对国家海归人才引进政策以及微观企业的人才招聘和选拔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公平偏好、高管团队锦标激励与企业绩效

文章基于企业高管团队成员具有公平偏好假设,构建公平偏好下高管团队锦标激励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理论模型,通过模型推导与分析,得到高管团队公平偏好强度、高管团队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以下关系:高管公平偏好强度越大则企业绩效越差,即高管的公平偏好降低了高管的均衡努力水平,同时引发企业提高锦标竞赛失败者获得的低薪酬,从而企业绩效将随高管公平偏好强度的增加而降低;高管团队薪酬差距和企业绩效之间关系呈现倒“U”型,即当高管薪酬差距不大时,扩大薪酬差距将增加企业绩效,当高管薪酬差距超过一定值后,薪酬差距的扩大则企业绩效减少.     

高管团队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高管团队作为推动企业发展的主要动力,人力资本的高级形式,其特征被国内外诸多学者进行研究。本文主要从高层梯队理论出发,对高管团队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理、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进行理论分析,进而得出了相应的结论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希望能够借此为下一步的实证研究奠定一定的理论基础。     

环境不确定性、风险承担与企业创新

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凸显,但其创新活动却面临外部环境不确定性高,内部企业自身风险承担水平不足的局面。本文以2010-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将环境不确定性、风险承担和企业创新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中,实证检验三者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负面冲击是其抑制企业创新的重要作用渠道,起到中介作用;补助这一常用政策工具是帮助企业抵御环境不确定性冲击的有效手段;提升高管薪酬激励,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维持企业良好声誉等措施可以缓解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抑制作用。     

高管团队特征与战略变革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高层梯队理论,以2005—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高管团队特征对企业战略变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的平均任期与平均年龄都与企业战略变革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高管团队的平均学历与企业战略变革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任期越短、年龄越小、学历越高的高管团队越有助于推进企业战略变革;而高管团队的平均性别与企业战略变革没有显著关系,可能的解释是男女高管在战略管理上都各有优势,因此他们对于战略变革的决策无显著性差异。文章研究对于企业应对市场环境的高度不确定性和改善高管团队结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社会转型背景下高管团队与公司创业关系探讨

管理创新的关键在于环境,社会转型背景向传统管理范式提出了新的挑战.本文认为公司创业是企业应对动态复杂环境挑战的重要战略选择,而高管团队则是决定公司创业成败的关键要素.高管团队应突破传统领导束缚,采取一种新型的创业型领导方式,即将创业创新与专业规范的管理融为一体,更好地领导并实现企业的持续成长.     

产业政策支持、企业生命周期与风险承担

产业政策是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而政策实施的有效性是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条件。文章以2007-2017年上市A股企业为样本，从风险承担的角度实证检验产业政策的经济后果及其在企业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差异。研究发现，产业政策支持对企业风险承担具有激励作用，在企业成长期和衰退期的激励作用较强，在成熟期不显著。对产业政策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产业政策支持可以通过政府补助、信贷支持以及税收优惠等途径增加企业的可支配资源，进而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进一步分组检验发现，产业政策支持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激励作用不但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显著，而且对处于衰退期的国有企业与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的民营企业也一样显著。文章的结论从微观层面提供了产业政策有效性的证据，对国家产业政策的优化调整以及企业的风险决策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货币政策冲击、银行风险承担与企业研发创新

以银行风险承担为中介变量,在货币政策与企业研发创新之间建立起联系,进而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了货币政策冲击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并检验了银行风险承担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显示:第一,货币政策冲击显著地影响了我国企业研发创新活动,货币政策越宽松,企业研发创新就越活跃,这种影响主要存在于非国有企业,在国有企业中并不显著;第二,银行风险承担在货币政策冲击影响我国企业研发创新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中介作用,在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下,银行风险承担可能只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而在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下,银行风险承担则发挥完全中介作用。     

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风险承担

文章以2007—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金融资产配置影响企业风险承担的作用机理并加以实证检验,同时考察了机构投资者持股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显著正相关,企业拥有的金融资产越多,其承担的风险水平也相应越高。进一步考察发现,伴随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提高,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显著增强。     

高管团队背景特征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以南京上市公司为例

1984年,Hambrick和Mason第一次以年龄、背景及学历等统计学概念描述高管背景,由此开始了学术界对高管团队背景特征与企业效益关系的研究。本文以南京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高管团队背景特征与企业绩效的研究,进一步优化高管团队配置及提高运营效率。     

人民币汇率、政府补贴与企业风险承担

本文检验汇率变动如何影响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以及这种影响是否受到政府补贴的影响。我们使用2000-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数据库的匹配数据,系统地评估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结果表明,(1)人民币升值有利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高;(2)作用机制方面,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分析发现人民币汇率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出口传递效应为负,规模经济效应却显著为正,并且后者大于前者,总体效应为正;(3)人民币汇率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因企业规模、融资约束和所有制的不同而具有显著的异质性。此外,政府补贴不仅直接显著提高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而且还有利于强化人民币汇率对企业风险承担的积极影响。本文不仅从人民币汇率的视角为风险承担提供了新的解释,同时为客观评估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提供了微观层面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