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贸易结构效应——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分析

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快速增长,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结构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利用2003-2013年25个省份面板数据对全国和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贸易结构效应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结构的改善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由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规模较小导致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弱;从区域差异来看,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结构效应最为明显.     

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经济增长效应——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考察

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经济增长效应在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之间存在区域差异.全国、东部以及中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而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大于全国和中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效应要远远小于其长期效应.     

逆向技术溢出减缓了我国碳排放吗?——基于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

基于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生态环境特别是二氧化碳排放所产生的影响与传统的"污染避难所"假说相违背的现实情况,文章采用2003—2014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溢出途径的视角对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通过对发达国家进行对外投资所产生的逆向技术溢出并没有有效地减少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通过投资于发达国家所产生的逆向技术溢出并未对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在分地区分析中,研究发现逆向技术溢出对于东部地区的碳排放起到了显著的抑制作用,但是在中部和西部地区,虽然逆向技术溢出也具有抑制作用,但是其结果并不具有显著性。基于此,文章认为在引导对外直接投资时,要充分地考虑可能对国内生态环境等方面产生的多重影响。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各地区能耗强度的影响研究——基于东中西部面板数据的分析

基于2004~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分析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能耗强度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与能耗强度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东部地区能耗强度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而上升,中部地区也进入此阶段,但影响程度没有东部地区深,而西部地区处于能耗强度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而降低的阶段。短期来看,因目前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大,除东部地区滞后二期的对外直接投资对能耗强度有影响,其他短期内影响都不显著。政府应该依据各地实际情况,合理引导对外直接投资结构。     

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与绿色创新的互动关系研究——基于PVAR模型

理清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和绿色创新间的互动关系对实现我国"绿色、创新、开放"三大理念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通过利用2004—2017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P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等方法,实证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和绿色创新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绿色创新,而对外商直接投资起到了抑制作用;绿色创新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了促进作用,而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较明显的抑制作用;外商直接投资会显著地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但对绿色创新没有显著影响。此外,东、中、西部地区的结果与全国基本一致。     

母国制度因素对中国省际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31个省市动态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

伴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政府不断出台各种鼓励企业对外投资的优惠政策,简化对外投资的审批标准和程序。中国自身独特的制度环境是否会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可持续？在该疑问下,结合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特有的制度环境,从31个省市层面2003-2011年的对外直接投资出发,并结合投资自身的动态连续效应,采用系统GMM方法回归分析了两者间的关系。在考虑了投资自身的促进效应后,研究结果表明：（1）母国的制度因素仍将显著正向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2）政府资源配置能力比企业国有化程度的促进效应更强;（3）制度因素的促进作用因地区而异,作用大小依次是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以及中部地区。     

中国环保投资对城镇化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分区域省份数据的面板回归分析

利用中国30个省份2008~2012年的面板数据,针对环保投资与城镇化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三项环保投资在全国层面和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层面的影响作用是不同的。其中,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正向促进作用明显,但是对东部地区无显著影响;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对各区域城镇化水平均呈现负的影响作用;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对于全国层面、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均有显著影响,其中对全国的城镇化水平影响为正,对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影响均为负。     

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的区域出口绩效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PanelData)模型方法,对1991年—2002年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省级出口效应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90年代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在总体上对我国的省级出口贸易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通过对中、东、西三个地区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三个不同的区域出口影响不同,东部地区的影响效应要强于中部地区,同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西部地区的省级出口影响并不显著。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吸收能力视角的研究

在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机制的基础上,采用2003—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在全国范围尚未显现,但研发投入强度、人力资本水平、与东道国技术差距、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水平以及政府支持研发力度等表征母国吸收能力的影响因素能够显著促进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在全国范围内扩散。分地区检验结果表明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显著,并且除金融发展水平外,其他吸收能力因素均显著促进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实现,其中人力资本水平的贡献程度最大。东部地区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及其先进技术吸收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在全国范围内的显现。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未对本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影响,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尚未显现,除东北地区对外开放水平外,其他地区吸收能力因素均未对本地区逆向技术溢出产生积极影响。     

技术能力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影响

利用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03-2005年的面板数据,分别对技术能力与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区域对外投资规模呈现明显的梯度特征,即东部地区显著大于中部地区,而中部地区叉大于西部地区。技术能力对不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影响截然不同,并且不同的技术能力要素对同一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影响也不尽相同。东部地区对外投资规模的决定因素主要是科技经费支出额;而技术能力的各个要素对中部地区的对外投资规模无显著影响;在西部地区,科技经费支出额、科技人员数及专利申请数都会影响其对外投资规模。因此,不同地区应制定差别化的科技政策目标及实施手段以促进各自的对外投资。     

我国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挤入)效应研究——基于区域差异视角的面板数据分析

笔者利用面板数据对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三个不同地区的政府投资挤出(挤入)效应进行了研究。结论表明:东部地区政府投资挤入效应最明显,西部次之,而中部地区则最低。另外,民间投资除了受到政府投资的影响外,还受到经济波动、城市化率、基础设施水平、金融发展程度、城市的开放程度、市场化程度、合意的民间投资水平等其它因素的影响。     

异质性、环保投资与绿色技术进步——基于Meta-Frontier DEA的实证研究

运用考虑区域技术异质性的Meta-Frontier DEA框架下的MML指数测度了2003—2014年30个省份的绿色技术进步,并将其分解为创新效应和技术领导效应,从两个层面上研究了环保投资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发现:(1)东部地区是我国绿色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者,西部地区与技术前沿的差距比中部地区小;(2)全国及三大地区绿色技术进步均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东部地区的绿色技术进步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3)环保投资对绿色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种作用由东向西逐步增强;(4)环保投资对创新效应在不同地区均具有促进作用;(5)环保投资对技术领导效应的影响在西部地区大于中部地区。     

OFDI逆向技术溢出、制度质量与区域创新能力——基于两步差分GMM门槛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5—2016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首先通过OLS、DIFF-GMM、SYS-GMM3种基准线性回归方法论证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我国区域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以OFDI为核心解释变量,分别构建以地区腐败、市场化程度和知识产权保护为门槛变量的动态门槛回归模型。结果发现:随着地区腐败程度加深,我国区域创新能力逐渐减弱;以市场化程度、知识产权保护为门槛变量,跨越门槛点后OFDI对我国区域创新能力的拉动作用依次增强。最后,结合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进一步研究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地区腐败、市场化程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动态即期冲击。结果显示:市场化程度单位变动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呈现正向冲击且持续性较强,知识产权保护对区域创新能力的拉动最为迅速但后期持续性较弱,地区腐败对区域创新能力产生负向冲击作用。     

OFDI逆向技术溢出、制度质量与区域创新能力

基于2005—2016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首先通过OLS、DIFF GMM、SYS GMM3种基准线性回归方法论证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我国区域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以OFDI为核心解释变量,分别构建以地区腐败、市场化程度和知识产权保护为门槛变量的动态门槛回归模型。结果发现：随着地区腐败程度加深,我国区域创新能力逐渐减弱;以市场化程度、知识产权保护为门槛变量,跨越门槛点后OFDI对我国区域创新能力的拉动作用依次增强。最后,结合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进一步研究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地区腐败、市场化程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动态即期冲击。结果显示:市场化程度单位变动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呈现正向冲击且持续性较强,知识产权保护对区域创新能力的拉动最为迅速但后期持续性较弱,地区腐败对区域创新能力产生负向冲击作用。     

“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省域对外直接投资的效应研究——基于DID方法的实证分析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文章基于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DID)模型实证检验了“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省域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显著促进了沿线省域的对外直接投资;从地区异质性分析发现,相对来说“一带”地区更为明显,“一带”地区西部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提升显著高于东部;在影响机制方面,GDP增长速度越快、政府财政预算支出收入比越高对当地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的抑制作用越强烈,而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会显著提升对外直接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应当基于本地优势,因地制宜地发展对外投资建设,整合对外直接投资源、落实对外直接投资项目,国家应加大相应的对外直接投资支持,以推动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水平的提高。     

FDI对中国区域创新影响的空间差异性研究——基于地理加权回归的实证

在考虑到时间效应和空间异质性问题基础上,本文利用空间变系数模型中的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中国31个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滞后一期的区域创新对当期的创新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并且西部地区时间滞后效应更为显著;研发投入弹性系数同样在西部地区较大,应加大对西部地区科技创新资金投入力度,同时实施和扶持优待西部地区创新政策,政策应向西部地区倾斜;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创新的弹性系数在地理空间上明显分成三个地理集聚区,即东部、中部和西部三条地带.因此,东部地区仍然要加大外资引进力度,但是要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西部地区应该获得更多的优待政策和开放政策扩大吸引外资投资的范围,不断提高西部地区的创新水平.     

普惠金融发展的地区差异、收敛性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检验

本文利用2005—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对我国各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收敛性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在考察期内总体偏低，并且呈现出显著的地区差异性。（2）绝对β收敛在全国、中部和西部均存在，而东部不存在；条件β收敛在全国、东部和西部均存在，而中部不存在。（3）政府干预程度、市场化程度、人力资本质量、非正规金融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对普惠金融发展均具有重要的影响。     

省域视角下体制因素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分析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自我国加入WTO后,对外直接投资进入到了稳定、高速增长阶段,实践发展证明,制度在对外直接投资中扮演了重要和关键性的角色。本文分析了制度因素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在影响对外投资方面,市场化发展度、政府治理、人力资本具有积极的作用,但知识产权保护具有抑制作用。基于我国内地省域的异质性,各因素对对外直接投资具有不同的促进或抑制作用,以此为基础并根据我国省域的发展特点,对此态势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提升我国未来对外直接投资的对策建议。     

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对其人均GDP水平影响的实证研究

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净出口拉动当地人均GDP起到了促进作用。与其他地区相比，广东省外向型经济特征明显，对外投资的主体是颇具市场活力的民营经济，而较少地受到政策性支持层面的影响，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之间存在互补关系。没有明确证据表明对外直接投资替代了出口。这个结论在OLS、2SLS和SEM三种计量模型中均得到了支持。因此，在市场化进程加快的地区，企业自发地对外直接投资对整体经济水平提升会起到积极作用。     

城镇居民资产财富效应的实证研究——基于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差异的分析

由于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存在差异,住房资产和股票资产的财富效应也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笔者基于我国35个大中城市2000年~2010年季度数据,采用面板协整方法,研究了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住房资产和股票资产的财富效应。研究表明,从长期来看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住房资产与居民消费之间存在显著性正向关系,地区间住房资产的财富效应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而股票资产与居民消费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间存在差异,东部地区股票资产与居民消费之间存在显著关系,股票价格变动对居民消费影响不大,中部和西部地区股票资产的财富效应则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