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分析

论文考察了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机制。理论分析指出,东道国金融发展能够通过竞争效应和融资效应两种渠道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而且两种效应的作用相反。经验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金融发展所产生的融资效应要大于竞争效应,且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具有门槛系效应,只有当行业的融资需求达到一定水平,这一促进作用才存在。另外,金融发展对于技术密集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更加明显。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研究——基于产业结构优化视角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关系到我国对外经济活动的宏观经济效益,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目标应定位为满足国内产业发展的内在需求,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产业选择应是比较优势产业、关联效应强的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以及服务业。     

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自我选择效应和学习效应

本文使用广东省上市公司2008-2012年面板数据来研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上市公司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不存在自我选择效应,甚至存在一定的生产率悖论。企业规模,利润,人力资本,所有制结构都是影响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学习效应,学习效应的发挥受到母公司人力资本和当地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     

日本服务业与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和关联性分析

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在国际投资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甚至已超过制造业曾经的优势地位。虽然我国目前接受的外商直接投资依然以制造业为主,但是世界市场对外直接投资的趋势和规律依然值得我们关注。本文以日本为研究对象,比较分析了日本服务业与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在规模、区位和产业分布上的差异,并实证分析了服务业与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关联性,试图探求国际直接投资中上述两大行业发展的独特的规律,为我国的外资工作提供经验和发展思路。     

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研究——基于1990～2014年OECD国家的样本数据考察

文章运用1990~2014年OECD34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考察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有利于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对外直接投资增加1%,国内产业水平层次将上升0.02%。对外开放度、金融发展水平、技术发展水平、人力资本、外商直接投资都是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积极因素。最后加入金融与对外直接投资、技术与对外直接投资的交互项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金融与对外直接投资、技术与对外直接投资的交互项都是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积极因素。     

基于母国视角的我国服务业跨国公司发展理论探析

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实践与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并不一致。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拓宽了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的渠道，有助于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涌入我国，对我国的就业是利大于弊的，同时可以提高我国基于企业为基础的服务贸易竞争力。不过，现阶段服务业仍然是内向国际化的第二阶段，我们并不提倡不切实际地大规模发展服务业跨国公司。     

金融结构、资本运行效率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在厘清金融结构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机制的基础之上,运用2003—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对理论机制分析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总体上,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显著促进对外直接投资,但在不同阶段下,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对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不同的作用。同时,一系列内生性问题处理方法也验证了上述结论的稳健性和可靠性。机制分析表明,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通过提高资本形成效率、改善资本配置效率和提升资本产出效率的机制促进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研究发现,提高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的适应性和对创新水平的匹配性,有助于显著增强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对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效应。     

中国与印度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与启示

近年来,中印两国在吸引外资方面的竞争与潜力已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焦点之一,相形之下,对两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却鲜有关注。事实上,中印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猛,且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竞争优势。本文从投资规模、投资主体、投资行业、投资区位和投资绩效方面对中印对外直接投资现状进行比较,然后在分析中印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经济效应差异的基础上,提出了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政策建议。     

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作用机理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世界外商直接投资的重点已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随着中国服务业市场逐步开放,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可低估。本文对1984年至2003年中国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存在由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到经济增长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技术效应、贸易效应和就业效应是中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最为显著的增长路径。     

中国国际直接投资地位上升中的失衡特征及其纠正

金融危机后,中国迅速崛起为全球资本供应的新兴力量,对外投资的大国地位日益显现。但与此同时,中国国际直接投资的主体构成、投资去向和投资成败也遭到较多质疑。本文提出一国的国际直接投资地位是一国资本输出能力和全球资本配置能力的集中体现。文章在分析梳理中国净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跨国并购交易数量及海外投资全球化广度上升、发展的基础上,着重从对外投资规模、投资结构、投资主体和投资收益四个方面考察当前中国国际直接投资地位上升中的失衡特征,进而提出纠正失衡的四大出路:完善对外投资体制,提升海外生产力;促进投资、贸易与金融协同作战,构造经贸循环与金融循环良性互动机制;规划全球布局,强化对外直接投资集群效应和探索内外资、国民资合作,强化投资主体市场化经营;培育竞争合作、互利共赢的海外投资生态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