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股东控制权对股权激励效果的影响分析

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确立,股权激励已经成为委托——代理双方建立利益共享机制的一种长期有效的激励制度,其目的在于通过激励经营者在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追求企业利益最大化,从而使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的追求目标相统一。然而,由于企业股权性质的不同,国有与民营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权的状况并不相同,国有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偏重于履行监督职能,而民营上市公司则出现了严重的内部人控制现象,这对股权激励效果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本文基于国有与民营上市公司的角度,就大股东控制权对股权激励效果影响进行分析。     

第二类委托代理问题、大股东勤勉度与大股东激励——基于掏空行为的视角

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能体现公司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偏离程度。当公司的股权集中度低于一个临界值时,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极度分离使控股股东会有强烈的动机进行掏空行为;当股权集中度高于这一临界值时,控股股东就会因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统一而勤勉工作。文章构建能够激励大股东勤勉工作的股权集中度模型。发现大股东勤勉条件与公司资产回报率、控股股东投资回报率、掏空被发现概率以及罚金有关。文章的结论一方面有助中小投资者判断公司控股股东掏空动机是否强烈,从而规避投资风险;另一方面监管层可通过改变大股东勤勉度的决定因素来影响该临界值,在对大股东激励的同时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     

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数量与公司绩效实证分析

在外部治理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大股东作为一个重要的内部控制角色,对经理人员起到了监督作用。大股东持有的大量公司股份,一方面对激励大股东监督经理人员起到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在外部治理市场不能有效监督条件下,使大股东有机会通过内部控制、关联交易,剥削中小股东财富,导致公司绩效下滑。在两种不同力量作用下,大股东数量与公司绩效呈现一定关系。本文利用计量经济模型,对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数量与公司绩效关系加以研究,探寻适合中国的公司治理模式。     

大股东侵占行为及其限制途径研究

当公司股权相对集中时,大股东会利用对公司的控制权侵占中小股东的利益。大股东侵占具有多种表现形式,在我国股市中现金股利也成为大股东侵占的一种重要形式。在股权分置的条件下,“一股独大”和股权制衡均不能有效解决大股东侵占问题,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是限制大股东侵占的另一种途径。     

影响大股东追加承诺的因素——来自2008年A股市场的经验数据

在三一重工的带头下,一共有84家上市公司大股东作出了追加承诺延长解禁限售股锁定期的公告.通过实证检验的方法探寻影响大股东追加承诺延长解禁限售股锁定期的因素,发现对上市公司大股东是否追加承诺延长解禁限售股的锁定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的因素是公司规模大小与股权激励;具有显著负面影响的因素是公司属St类公司、行业性质以及对绝对控股的偏离程度.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中管理层自利行为博弈分析

管理层自利行为已成为影响股权激励实施效果的重大难题之一。文章应用现代博弈理论构建了大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博弈分析模型型,通过构造双方的效用函数来分析大股东实施股权激励以及管理层自利的影响因素。研究证实实:在股权激励方案实施过程中存在管理层自利行为为,并且自利程度受上市公司成长性、大股东对管理层的监管力度、管理层的薪酬绩效敏感度和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影响,而大股东的股权激励偏好受激励方案产生的激励效应和福利效应大小的影响。研究结论对上市公司在实施股权激励方案时规避管理层自利行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大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风险 ——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14—2018年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这一行为对企业风险的影响,结果表明:大股东股权质押会显著增加企业风险;进一步引入企业产权性质和质押股份性质两个解释变量,检验产权性质不同和质押股份不同的公司,大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风险的影响是否具有显著差异.结果表明:相对于国有控股或国有背景上市公司,民营企业大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风险具有更强的正相关关系;相对于限售股,当质押股份为流通股时,企业风险更高.     

股权分置改革、大股东行为变迁与盈余管理幅度

文章利用拓展LLSV模型分析大股东效用函数变化,推测大股东持股比例、流通程度、股权集中度等与盈余管理幅度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随着股权流通程度的提高,大股东的盈余管理程度在降低,并且在股改后盈余管理的方向更加趋向于正向盈余管理;实施盈余操纵需要管理层的配合,在股权集中度较高的公司大股东更有能力实施盈余操纵。     

研发投资、股权制衡与大股东“掏空”行为

该文以我国金融类之外的A股上市公司2006-2009年存在大股东"掏空"行为的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对研发投资、股权制衡与上市公司"掏空"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存在大股东"掏空"行为的公司披露了研发投资情况的比未披露研发投资情况的公司"掏空"程度要大。另外通过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发现:存在大股东"掏空"行为的公司其研发强度与该上市公司"掏空"程度显著正相关,而存在大股东"掏空"行为的公司股权制衡与大股东"掏空"程度显著负相关。     

大股东特征、股权制衡与公司价值——基于EVA的实证研究

以EVA回报率衡量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考察2001-2013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所有权特征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与作用机理。研究发现:(1)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EVA回报率呈正U型的非线性关系,且这一效应同时通过投入资本回报率和资本成本两个中间桥梁作用于整体EVA回报率;(2)股权制衡度和EVA回报率成正相关关系,且这一效应同时通过投入资本回报率和资本成本两个中间桥梁作用于整体EVA回报率;(3)所有权性质对EVA回报率的影响不显著;(4)实施股权激励有助于提升企业的EVA回报率,但这一效应仅通过资本成本这一因素作用于整体EVA回报率。     

不同股权结构下股权激励对股利分配政策的影响

自股权激励政策实施以来,上市公司推出股权激励计划的热情越来越高,股权激励在调动员工积极性、 提高公司业绩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股权激励通过向公司经理人赋予一定的公司股权,使其与股东共享利益、 共担风险,从而使二者利益目标趋同,降低代理成本.股利分配属于公司股东和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同样是解决公司代理问题的途径,但现实中,高管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通过手中掌握的权力,在实施股权激励的过程中,会影响股利政策的制定,存在为自己谋福利的动机.因此,本文探讨在不同的股权结构下,股权激励对股利分配政策的影响,为公司更有效地运用股权激励制度提供借鉴,同时有助于公司完善内部治理,加强内部监督.     

多个大股东并存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

研究多个大股东并存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对优化公司资本结构、完善公司内部股权结构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标准部分调整模型为基础,利用2010—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多个大股东并存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研究发现,多个大股东并存显著促进了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进一步分析发现,存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和处于投资者保护程度较低地区的公司,多个大股东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这也间接证明了多个大股东对控股股东产生的监督作用.将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的多个大股东这一股权结构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相联系,不仅拓展了多个大股东对公司治理影响的认识,而且丰富了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影响因素研究的文献.     

大股东兜底式股权激励计划财税处理的探讨

不少上市公司大股东提出"大股东兜底式"的股权激励计划,以激励员工,稳定股价.而该方式相应的财税处理及税收风险往往被忽视.本文通过对大股东兜底式股权激励计划的经济实质进行分析,最终将其定性为股份支付下的看跌期权,同时运用案例探讨其中所涉及的财税处理方式,以期为我国财税体系的完善及企业赢得超额收益提供参考.     

大股东股权质押与上市公司财务重述

文章以2005—2017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了大股东股权质押与上市公司财务重述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存在大股东股权质押的上市公司,其财务重述的倾向性更高,且大股东的质押比例越高,财务重述的次数越多、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以及大股东为自然人的上市公司,大股东股权质押导致财务重述的概率更高;机构投资者持股可以抑制大股东股权质押所诱致的财务重述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公司治理水平较差的上市公司以及大股东掏空较为严重的上市公司,其财务重述的倾向性更高.     

大股东股权动态变化原因研究

本文检验了1994~1999年在沪深两市上市的公司,在上市后5年内由于增发或配股导致大股东股权动态变化的原因。研究发现,增发或配股导致的大股东股权稀释行为并不是与公司增长机会相关;股权稀释后未来3年平均总资产收益率提高0.94%,公司市场业绩下降9.4%;股权稀释与整个市场业绩正相关。同时,在股权稀释前政府倾向于提供补助,上市公司向母公司进行更多的关联出售,而股权稀释后上市公司则向母公司进行更多的关联购买行为。本文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股权动态变化并不是出于融资需要,而是由于市场择机和代理问题。     

大股东股权质押、分析师关注与非效率投资

本文选取2014—2018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分析大股东股权质押行为对公司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并引入分析师关注作为调节变量.研究发现:大股东股权质押会导致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分析师关注并不能发挥其外部监督作用,反而加剧了大股东股权质押导致的非效率投资;当制度环境较好时,即制度环境各项指数较高时,能够对分析师和大股东进行监督,缓解分析师关注对大股东股权质押与非效率投资两者之间的正向调节效应.     

对大股东违规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实证分析

文章通过实证分析了大股东违规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影响因素,得出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是影响大股东违规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主要因素的结论,从而也在这方面证实了股权分置改革的必要性。     

大股东股权质押、内部控制与信息披露质量

本文选取2009—2017年深交所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通过研究大股东股权质押与信息披露质量的关系发现,相比于大股东没有在年末进行股权质押的上市公司,进行了股权质押的公司其企业的信息披露质量更低,股权质押比例越高,其信息披露质量越低,而高质量的内部控制会缓解这一负相关关系,并且大股东股权质押后,主要是通过真实盈余管理行为,降低了信息披露质量.     

多个大股东结构下第二大股东的制衡动因分析

随着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的不断提高,当第一大股东攫取私利时,第二大股东成为能与第一大股东抗衡的重要主体。本研究首先通过构建博弈矩阵,表明第二大股东监督制衡的必要性;其次具体分析第二大股东的制衡动因,具体来说,现金流权、投资者法律保护、股权性质影响第二大股东的制衡意愿,股权比例影响第二大股东的制衡能力。最后本文合理解释在多个大股东结构的上市公司,第二大股东为什么要去制衡第一大股东的私利行为。结论为化解当前上市公司大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提供了必要的借鉴     

大股东减持与公司绩效:基于控制权的分析

控股股东与非控股股东的减持行为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并不一致。研究表明,大股东减持行为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与大股东减持幅度有关,在减持幅度较大时,大股东减持行为与公司经营绩效显著负相关,控股股东的减持行为与公司经营绩效显著负相关;在减持幅度较小时,控股股东的减持行为对经营绩效有正面影响。在国有控股公司中大股东减持幅度及控股股东减持与经营绩效显著负相关,但在非国有控股公司中这种关系并不显著。非控股股东的减持行为与股权集中度对经营绩效的影响均不显著。本文建议从会计监管的角度来规范和引导大股东减持幅度及国有控股公司的控股股东减持行为,以降低大股东减持行为对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