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服务业经济增长与外商投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1997～2005年我国服务业各行业经济增长的数据以及同时期服务业各行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数据,在对我国服务业发展现状和我国服务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现状的描述、分析基础之上,对我国服务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和服务行业生产总值作线性回归,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行业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     

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服务业FDI对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基于面板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

本文基于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分析了服务贸易自由化对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并利用空间基尼系数、赫芬达尔指数以及EG指数公式测算了我国服务业细分行业空间集聚程度。随后,基于固定效应模型以及分位数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了服务业FDI对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固定效应回归结果表明:服务业FDI能够显著促进本地服务业企业的集聚。其中,生产性服务业FDI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显著;但消费性服务业FDI对消费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并不显著。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随着分位数的提高,服务业FDI的回归系数由负转为正,并逐渐提高。即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流入更有利于高集聚程度的行业,而对中、低集聚程度的服务业集聚影响不显著。     

外商直接投资对市场结构的影响——以我国信息服务和软件业为例

本文以我国典型服务行业--信息服务和软件业为例,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市场结构的影响。通过理论分析、行业分析,发现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与行业集中度间存在显著相关性,最后对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和服务业市场绩效的改善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湖北省与广东省服务业的集聚比较研究

近年来,湖北省与广东省服务业专业化水平均有提高,两省的服务业结构差异变化不大,趋同现象较明显;两省的服务业集聚现象亦明显,湖北省相对集中于传统服务业,广东省则相对集中于现代服务业;两省的生产性服务行业集聚均高于消费性服务业。为了进一步加快两省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两省应充分利用各自的人力资源优势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快两省公共服务行业的优化升级,加强两省中心城市服务业的辐射作用,促进两省服务行业的分工与合作。     

广东服务业外商投资的就业效应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通过短期和长期就业效应对流入地的服务业就业市场产生深远影响。文章剖析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就业效应的作用机理,分析广东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以及服务业就业市场的发展特征,实证考察广东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并提出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广东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服务业劳动力市场产生的总就业效应为微弱负效应,广义脉冲响应函数显示广东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产生的短期就业效应为负而长期就业效应为正。     

基于威尔逊系数的我国制造业收入差距与FDI关系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WTO以来,中国经济快速稳定发展,投资环境日趋完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逐年增加。与此同时,中国的地区间、城乡间和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拉大。在吸引外资的众多行业中,制造业是其中率先开放的行业,也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活跃的领域。在制造业引进外资并获得快速扩张的同时,制造业收入差距会更直接更显著地受FDI影响。所以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制造业收入①水平的变化、对制造业的行业内部收入差距变化以及整个经济福利变化的影响,具有理论与现实的意义。本文使用威尔逊系数探讨制造业收入差距问题,发现FDI的持续投入会使制造业收入差距呈倒U变化趋势,通过分析得出从长期来看FDI对制造业收入差距具有缩小作用的结论。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的影响——基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比较研究

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就业的影响。从就业数量上看,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的拉动作用不稳定,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拉动作用比较理想。从就业结构上看,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能够促进该行业就业人数的增加,但是服务业不存在这种效果,反而是服务业就业人数的增加导致了服务业外资的引进。为此,我国应进一步改善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充分发挥服务业带动就业的潜力。     

外资进入、服务业集聚与企业工资差距——基于调节机制和微观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重新测度外资进入和服务业集聚指标基础上,本文利用2008年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服务业企业数据与相关城市变量,深入考察了服务业集聚对外资进入影响不同地区、不同行业服务业工资差距的调节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外资进入和服务业集聚水平的提升总体上有利于缩小企业工资差距,通过调节变量回归分析也证实了二者的调节机制同样会缩小工资差距,且服务业集聚会调节外资进入的负向工资溢出效应;无论是高EG地区还是低EG地区,外资进入和服务业集聚对工资差距均呈现负效应,且其对缩小低EG地区工资差距的调节效应比高EG地区更为明显;生产性服务业和公共性服务业的外资进入与集聚对工资差距的影响与上述结果一致,其对缩小公共性服务业工资差距的调节效应明显强于生产性服务业,但对消费性服务业的影响并不显著。     

FDI对广州服务业结构效应的实证分析

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可通过直接和间接效应,对东道国产业结构调整产生重要影响。文章针对广州市的实证检验结论表明,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作用也截然不同。就现阶段而言,服务业FDI是影响服务业内部结构调整的原因,而服务业结构变动也会影响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化。进一步检验发现,广州服务业FDI对流通业的影响要大于生产服务业和房地产业,而对社会服务业的影响则不显著,这与2000年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在服务业内部各行业间的变动轨迹是一致的。由此认为,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具有很强的结构调整效应,并提出利用外资优化服务业内部结构的政策建议。     

广东省利用外资与服务业的关联分析

为探讨外商直接投资与广东省服务业之间的关系,本文运用2004~2009年间广东省服务业各行业增加值与分别来自于港澳台地区和其他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的数据,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计算关联度,得出来自于港澳台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对服务业发展起着更大的作用,最后对广东省利用外资和服务业的发展提出对策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