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四大板块区域城镇化路径分析:以县(市)行政区划调整为例

通过对2000—2010年间城镇人口数据的梳理,以县和县级市为研究单元,研究了2000—2010年间县(市)行政区划调整对我国及对东北、东部、中部和西部四大板块区域城镇化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县(市)行政区划调整对提升2000—2010年城市化率产生了重要影响,对全国城镇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达52.82%;这种影响集中反映在直辖市、省会城市的撤县(市)设区和撤地(县)设市为主的两类行政区划调整上,同时以上两种行政区划的调整时间主要集中在2000—2004年间。特别地,东北地区哈尔滨的2次撤县(市)设区调整极大地影响了东北地区的城镇化增长率;东部地区的3个直辖市与省会城市的撤县(市)设区调整对城市化增长率产生了重要影响;中部地区城镇化受行政区划调整的影响不大;西部地区快速增长的城镇化率受以上两类行政区划调整的影响很大。     

行政区划调整与城镇空间结构的变化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行了大量市县层面调整。行政区划的调整与城镇化进程中的城镇人口再分布密切相关。行政区划调整适应了城镇化进程的需要,为加快城镇发展,促进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迁移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撤县设区释放了一批中心城市的增长潜力,对城市群核心载体的培育,城市集聚效应的外溢发挥着重要作用。撤县设市脚步的放慢,影响了县域经济发展活力的释放,不利于新时期我国城镇空间结构的优化完善。在此认识基础上,结合对未来城镇空间结构演化的趋势判断,提出了推进县改市进程等行政区划调整政策建议,并在GIS平台上识别了我国未来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重点区域。     

面向公共政策的城乡划分与城镇人口统计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演变,我国基本建立了以城镇实体地域划定为主导的城乡划定制度,形成了与国际接轨的城镇人口统计标准体系,城乡常住人口统计日益合理,为全国及各地城镇化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依据。但是,这套标准在解决中国复杂的城乡问题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不足。当前,我国城市群建设发展、人口市民化和乡村振兴战略,对城乡划定提出了新要求。面向新时代,应进一步推动我国城乡划定与人口界定的调整和完善,构建多元化的城乡界定指标,建立城市群划定标准和办法;构建多样化的城镇地域界定体系,满足不同层面公共政策发展的需要;建立动态化的城镇统计更新机制;明确人口市民化的统计信息,形成健全的城镇人口统计信息库。     

"十四五"时期我国城镇化率变化趋势及政策含义

基于多源统计数据,分析未来一段时期城镇自然增长人口、乡城迁移人口、城乡划分范围调整人口等的变动趋势,研判"十四五"时期我国城镇化率的变化趋势.结果表明,"十四五"时期,我国城镇化速度将整体呈现稳中趋缓的态势,年均增速将保持在0.71个百分点左右,到2025年预计将达到67.45％左右.其中,城镇人口 自然增长略有下降,对城镇化率增长的贡献在年均0.2个百分点左右;新增农民工数量显著下降,乡城迁移对城镇化率增长的贡献下降至年均0.33个百分点左右;城乡统计区划分调整减少,城乡划分范围调整人口对城镇化率增长的贡献下降至年均0.18个百分点左右.未来一段时期,需重点关注农业转移人口就业、农民工留守家属随迁进城落户等重大问题,建议将农业转移人口就业保障作为"十四五"推动新型城镇化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战略问题,实施存量农民工定居工程,持续深入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     

中国城镇化必须走集约型发展之路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区城协调发展,改善城乡二元结构,必须继续推进城镇化健康协调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推进城镇化必须更加重视集约发展,不断提高城镇经济容积率、人口容积率和公共基础设施利用率,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加强城市规划和完善行政区划结构等手段促进城镇化集约发展.     

人口流动对城镇化率的影响

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1.27%,城镇人口总量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但该统计口径下的城镇人口包括大量户籍在农村、居住在城市的农民工,这使得城镇化水平被隐性提高,城镇化质量被忽视。本文利用常住人口统计数据和户籍人口统计数据,分     

精准化城乡划分及人口统计方法探索——基于"社区网格单元"和"开发边界"的视角

新形势下自然资源统一管理对城乡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引起了一系列城乡空间发展格局和统计治理方面的变革.基于人地对应关系特征分析,发现城镇开发边界、城乡划分边界、人口统计范围具有一定的耦合关系.结合城镇开发边界,以社区网格单元为最小统计单元,通过分单元类型研究确定实体建设、人口密度、人口就业、基础设施等特征因子指标,建立起一套较为系统的判别标准,综合分析各最小单元城乡归属,实现精准划分与人口精准统计.实证研究表明,基于社区网格单元的城乡划分标准加大了城乡人口统计的颗粒度,能够科学客观地反映城镇化水平和人口分布特征,从而推动城乡治理政策制定,引导城乡要素流动,以实现高质量发展.     

我国城镇化的基本态势、战略重点和政策取向

在基准情形下，2010—2020年我国城镇人口总规模均年增长1，650万人左右，到2020年，城镇化率将达到56％左右，城镇总人口将达到8亿左右。这个时候我国城镇化的战略重点和政策取向是：继续扩大城镇人口规模，更加注重提高城镇化得质量；根据各地资源环境承载力、发展基础和潜力，结合实施国家主体功能区划分，优化城市在国土空间上的布局，提升沿海和东北城市人口承载量，促进形成中部城市群体系，着力培养可持续发展；在城乡一体化发展中推进城镇化，使城乡居民公平分享城镇化带来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成果。     

中国人口城镇化的省级行政单元差异分析

基于周一星修正的1982—2000年城镇化数据和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本文依据所构建的人口城镇化贡献模型,以省级行政单元为基本研究对象,考察了1982—2005年研究期内不同时段省级行政单元的人口城镇化差异变动情况。主要从城镇人口的相对增长指数和城镇人口增长的贡献率这两个方面来分析各省级行政单元的城镇化差异,按时段将之落实到地图上,并将所有的省级行政单元划分成三个类型,然后将其对应于人口城镇化进程的四个阶段。最后,简单地说明了各省级行政单元在人口城镇化进程中四种类型的转换过程或阶段转变。     

对平原地区县域城镇化的若干思考——基于山东、河北的县域城镇化调研

县域城镇化是中国特色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河北和山东两省城镇化的重要特征。论文着重讨论了人口稠密的平原县"就地城镇化"的三类典型现象:镇村工业下的"就地城镇化"、高收益农业下的"就地城镇化"以及较为普遍的"双栖和兼业"现象。对县域城镇化发展提出以下建议:突出县域经济发展的特色化和专业化方向,同时加强县域经济包容性,扩大多种就业渠道;重视房地产健康发展对县域城镇化的积极作用;通过行政区划调整、管理体制创新、资源配置方式创新等政策加快培育中小城市,以县域通勤与生活圈推进城乡统筹发展。     

新生中小城市发展与行政区划调整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中国出现了一批新生中小城市,对撤县设市等行政区划调整提出了新的要求。新生中小城市是功能性概念,而地级市、县级市是行政建制性概念,两者的区别与联系表明,撤县设市的必要条件是该县具有新生中小城市的区域功能,充分条件是该县达到国家规定的设市量化标准。2017年中国启动了新一轮的撤县设市行政区划调整,应全面认识撤县设市的充分必要条件,科学而及时地调整行政区划,促进新生中小城市的高质量发展。     

城乡划分与城镇人口统计——中外对比研究

一、前言城乡划分是从地域上对城镇和乡村作出的界定。城镇人口则应是在上述界定的基础上对常住在城镇地域的人口统计,居住在乡村地域的则属乡村人口,城镇人口和乡村人口是对应于城镇和乡村地域的两种人口地理学概念。对于城市地域(镇较简单,本文不作重点)可作三种概念的界定,即城市的行政地域、景观地域和功能地域。城市的行政地域就是根据行政区划规定的城市管辖范围,在我国称市区,在国外即City proper;城市的景观地域是集中了各种城市设施,由非农业用地和非农业活动为主体的城市型景观分布范围,大致相当于城市的建成区;城市的功能地域一般是以一日为周期的城市商业、     

行政区划未调整下乡镇统筹共建的辩证思考——以栟茶镇与河口镇城乡统筹规划为例

近几年,我国大部分地区进行了行政区划的调整实践,然而众多被撤并乡镇的自然衰退给城镇发展带来新的问题。城镇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过度依赖行政区划调整的现象,但未能理解只有统筹发展才是行政区划调整的真实目的。通过南通市栟茶镇与河口镇城乡统筹规划的实例,并且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辩证思考,提出行政区划未调整下乡镇统筹共建的相关实践经验,整理出乡镇在共同开发与合作中走向统筹的具体策略,并希望相关实践能对未来中国小城镇的发展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河南省综合城镇化水平分析

城镇化是城市与乡村的互动演变过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相辅相成、互为因果。评价一个地区城镇化的水平,同样需要关注城乡统筹的程度,基于城乡统筹程度的城镇化测度结果才能科学地反映出这一地区真实的城镇化水平。[1]本文参考其它省并结合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正在研究的河南省城镇化发展评估指标体系选取了其中10个指标,并利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处理,采用主成分与因子分析方法进行分析。通过对河南省18个省辖市各项指标的分析,对河南省18个地市的综合城镇化水平进行评价。     

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汕头列为特大城市

正1月20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原有城市规模划分标准进行了调整,明确了新的城市规模划分标准。按照新标准,全国城市被划分为五类七档,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分别是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州、深圳、武汉等7座城市;成都、南京、香港等10座城市符合特大城市标准。《通知》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加速,我国城镇化取得了巨大成就,城市数量和规模都有了明显增长,原有的城市规模划分标准已难以适应城镇化发展等新形势     

城镇化托起楼市

“十八大”后,新型城镇化已成为当下国家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是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打造经济升级版的主要路径之一。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将成为推动财政金融、户籍制度、公共服务等改革和行政区划等调整的关键平台。     

低城镇化拖累工业化

中国采取先进行工业化的做法,导致城镇化远远滞后,还导致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弊端积重难返。纵观各个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也不例外。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1.27%。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道:"中国城镇化率超过50%,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这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历史性变化。"     

城镇化发展战略与城市体制创新

推进城镇化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遵循客观规律 ,循序渐进 ;要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道路 ;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 ;注意城镇化进程中的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城镇化的进程中 ,还要制定新的设市标准 ,增设新的建制市镇 ,进行城镇化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创新。     

对建立辽宁城镇化考核指标体系的探讨

本文所指的城镇化，从人口的角度上说，与国际上城市化的概念是一致的。许多国家划分的城乡人口统计界限标准，作为城市的居民人数在2000—2500人为起点，这与中国镇的划分基本一致，且低于中国的市的水平。根据国家对城镇的定义，结合辽宁的实际，我们采用城镇化的提法。     

适应城镇化未来发展需要的行政区划调整研究

行政区划调整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具有不同的特征,但无论是20世纪90年代的“县改市”热潮,还是近年来重新进入大众视野的特大镇改市,其实质都是在城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背景下,对资源配置格局再调整的需求体现。长期来看,行政区划调整要充分考虑区域资源优化配置,形成高效率的组织体系。但也要看到,中国所特有的行政区经济模式在短期内难以改变,一定时期内行政等级仍将是不同行政单元间资源配置的重要依据。短期内,要抓紧解决一批矛盾集中的行政区划调整问题,解决当前行政区划与承载人口不匹配的突出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