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参与WTO争端解决机制所面临的问题与战略性对策

目前随着贸易规模的扩大、贸易地位的提高和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不断加深,中国已进入贸易摩擦高发期,正面临着如何增强处置贸易争端的能力、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和国家利益的挑战。作为一个贸易大国及WTO的成员,熟练掌握WTO规则,积极有效地参与争端解决活动,运用WTO允许的法律手段解决争端,对于中国来说是十分迫切而重要的问题。本文考察并分析了中国入世以来作为申诉方、第三方和被诉方参与WTO争端解决活动的现状,探讨了中国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制约因素,对未来中国更加积极有效地参与WTO争端解决活动提出了若干建议。     

WTO多哈回合争端解决机制谈判及内容概析——以专家组程序为例

WTO争端解决机制被誉为"WTO皇冠上的明珠",正在进行中的WTO多哈回合谈判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对WTO争端解决机制进行"改进和澄清"。在WTO争端机制将发挥愈加重要作用背景下,此种修改将直接涉及和影响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重大和长远利益。本文概要介绍了多哈回合WTO争端解决规则谈判的进展和面临难点,此后以专家组程序方面的改革建议为例对争端解决规则谈判内容的细致性和演进情况进行了介绍,并在某些问题上试图对中国可考虑观点做出建议。     

WTO争端解决机制效率的实证研究

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是WTO机制相对于GATT机制最大的进步.时至今日,WTO争端解决机制的运行已超过15年,共接受411件贸易争端案件,参与该机制的成员国每年也在增加,然而对其运行效率的研究相对不足.通过对案件数量、发展中国家的参与程度、争端的政策效果、争端解决的时长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WTO争端解决机制基本上实现了其设立目的,但其效率仍需进一步提高.     

WTO争端解决机制作为“上海合作组织”经贸争端解决机制的可行性研究

上海合作组织自成立起即受到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但在经贸争端解决机制方面仍存在法律制度模糊乃至空白状态,这可能导致未来区域经贸合作的进一步发展面临挑战。本文在分析构建上合组织经贸争端解决机制可行性和必要性的基础上,通过该组织相关国家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解决经贸争端的数据统计分析和实证研究,认为现阶段WTO争端解决机制作为上合组织相关国家间经贸争端解决机制具有可行性,而且是目前的最佳选择,对此,中国应该积极推动引入。     

WTO知识产权争端解决实践十三年:回顾与评述

WTO成立后,其争端解决机制获得普遍赞扬,也因此掩盖了一些内在问题。对WTO知识产权争端的实证研究表明,至少在本领域,权力导向仍在起作用。作为乌拉圭回合产生的新协定,《TRIPS协定》并不完备,在非违反之诉的适用、WTO与WIPO的合作与协调等体制性问题上,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知识产权问题本身的敏感性和复杂性,也彰显了WTO争端解决机制中普遍存在的参与问题。     

后TRIPS时代国际贸易中知识产权争端解决机制研究

国际贸易中知识产权争端解决机制的恰当处理将会成为我国在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贸易竞争中获取优势的重要武器。现有国际贸易的知识产权争端解决机制主要由WTO和FTA的争端解决程序构成。WTO争端解决机制经多年发展,在处理与TRIPS的解释和适用有关的争端上已经较为成熟,后TRIPS时代FTA将成为主流,但其争端解决机制相较于WTO并不完备。缺乏独立的争端解决机构、缺乏履行监督机制、难以充分保障发展中国家利益、知识产权章节的具体内容可能排除FTA管辖等问题较为普遍,导致在后TRIPS时代TRIPS-Plus的语境下FTA难以应对未来更繁重的争端解决方面的压力。因此,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争端解决机制亟需从三方面完善：构建FTA中更为实用的争端解决机制;创新知识产权争端解决机制;重视提升中国涉外知识产权争端解决话语权,为知识产权争端解决机制提供中国方案。     

中国参与WTO争端解决活动评述

中国参与的WTO争端解决活动,一般包括中国作为WTO成员参与DSU修改与改革的谈判活动、以争端当事方或第三方身份直接参加的具体案件、以及参与DSB组织的其他日常活动(包括决定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人选等)。本文只讨论中国以争端当事方或第三方身份直接参与的案件情况。本文总结归纳了中国入世8年来在WTO争端解决活动方面的五大特点,也对中国未来更加积极地参加WTO争端解决活动提出了三点建议。     

WTO争端解决的“中国年”(2009):回顾与展望

2009年是中国入世后参与WTO争端解决最多,也是该年度涉案最多的WTO成员。这一年成了WTO争端解决的"中国年"。就中国参与WTO争端解决问题而言,刚过去的一年值得特别关注和研究。如何总结以往争端解决中的得失,提高应对中国涉案的争端解决水平,是摆在我们面前一项十分重要和紧迫的任务。     

中国参与WTO争端解决机制情况分析

加入世贸组织的11年来,中国参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角色从学习与熟悉转化到积极参与,遵从WTO争端解决机构（DSB）的裁决,积极参与国际贸易规则制定活动,在国际规则的制定中话语权的地位不断提高,在WTO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11年来,中国在WTO被诉的案件也显著增加,中国、美国、欧盟成为WTO争端解决机制中互涉案件最为频繁的成员,中国被诉案件呈现出向原材料和新能源产业领域快速转移的趋势,中国逐渐成为WTO争端解决机制服务贸易领域的主要被诉方。     

中国入世十年主动参与WTO争端解决机制实践述评

自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的十年内,中国主动或被动地参与了WTO争端解决机制。本文首先对中国入世十年以来参与WTO争端解决的实践进行了总体评价,然后就中国入世十年来作为申诉方主动参与WTO争端解决案例做了述评。本文认为,入世十年来,中国在WTO争端解决诉讼上,基本维持着攻少守多但又不失均衡的状态。中国发起争端解决的案子主要集中在贸易救济领域,起诉案子的质量有待提高,需要各方更深入地发掘欧盟等国违反WTO规则的措施。     

WTO框架下的全球贸易争端研究

作为WTO"皇冠上的明珠"的争端解决机制一直是保障多边贸易体制的正常运行的中流砥柱,在缓解、消除全球贸易摩擦与冲突中起到重要作用。然而随着特朗普政府引领的美国"强权主义"回归,挑战了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权威性,对上诉机构的干扰致使上诉机构几近瘫痪。在此背景下本文在对1995-2019年WTO争端案件发展趋势详细分析的基础上,着重研究了特朗普执政以来全球以及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案件。通过对案件和当前WTO争端解决机制发展的最新事态的分析,本文进一步剖析了当前全球贸易争端机制存在的问题以及我国的应对之策,以期能对我国贸易利益的保护有所助益。     

论WTO“司法积极主义”的限度及中国的应对——从国际政治的视角分析

在WTO的争端解决实践中,争端解决机构的"司法积极主义"受到了国际政治的有力制约,但是效果却因人而异。这说明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并未能彻底摆脱"权力政治"的阴影,不利于世界经济的有序发展。中国应积极参与WTO的争端解决实践,增强自身的政治操作能力和理念贡献能力,并争取相应的话语权,使得WTO规则朝着有利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     

知识产权国际组织内部争端解决机制述评──基于WIPO和WTO的理论和实践

知识产权国际争端是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和市场交易制度演化的结果。但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知识产权国际组织争端解决制度实际上是对传统国际公法争端解决机制的交叉援引,争端解决方式缺失国际仲裁和知识产权国际组织内部的争端解决程序。90年代后,国际商事仲裁范围的扩大、WIPO的机构改革和WTO的成立促成WIPO和WTO确立了内部争端解决机制,这是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的重大发展。在国际争端解决实践中,WIPO和WTO的内部争端解决机制得到了成功的运用。     

上诉机构“停摆”之后的WTO争端解决机制何去何从

WTO争端解决机制自生效以来,以其高效的纠纷解决和具有约束力的裁决一直被认为是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力量。尤其是争端解决中设立上诉机制,开创了国际争端解决两审终审的先例,这使得WTO体制下的争端解决与其他国际体制下的争端解决相比,更加凸显其公正性与有效性。然而,由于个别成员的阻挠,上诉机构于2019年12月10日因到期离任的成员不能够及时得到增补而陷于"停摆",无法继续受理上诉案件。上诉机构停止运作会给WTO的争端解决机制走向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不会停止工作,多边贸易体制也不会因此陷入崩溃。     

从WTO争端解决程序看《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的可执行性

欧盟与中国等部分世贸组织成员近期公布了之前达成的《根据DSU第25条的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及其附件1和附件2。在WTO上诉机构结束停摆之前,这些成员若对专家组一审裁决不服,可以此作为再次审议的临时安排。WTO争端解决机制是一个有机整体,其制度设计有其独到之处和内在逻辑。用仲裁代替上诉,从程序上看,争端解决似乎也是经历两审程序,但是这与原先的"两审终审"有本质区别。这种区别不仅体现在上诉与仲裁制度本身的差异上,也体现在裁决的执行力方面。事实上,根据临时仲裁安排作出的裁决执行能否援引WTO争端解决机制是有争议的。临时仲裁安排既不是部分成员达成的诸边贸易协议,也不是对DSU的正式修改,其法律性质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执行力自然也会遭到质疑。世贸组织目前面临的问题不单是争端解决的程序问题,其背后同时折射出许多实体问题。程序问题必须与实体问题一并解决,这才是迎接多边贸易体制挑战、改革WTO规则的正确方向。     

WTO争端解决程序中的第三方介入问题及我国的对策研究

第三方介入制度是WTO争端解决程序中的一项具有特色且非常重要的制度。本文介绍了第三方介入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并在分析第三方在争端解决中的权限以及第三方介入制度运行的基础上，提出我国作为第三方介入WTO争端解决的对策。     

日本与WTO争端解决机制

在GATT时代,日本在争端解决机制中比较被动,败诉相对较多。到了WTO时代,日本开始积极参与WTO争端解决机制,积极运用这一机制维护日本的国际贸易利益,并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出现了胜多败少的局面。日本这一变化的内在动力来自日本以入世为契机成功实现了贸易政策从以往的保护主义向自由贸易转换,可以在WTO争端解决机制舞台上以自由贸易的形象示人,并为此进行了WTO争端解决机构上诉机构大法官的人事布局,一直保持了日本人的上诉机构大法官的席位。日本的这一成果可以为我国所借鉴。     

发展中国家参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有效性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本论文探讨了发展中国家参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有效性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论文认为,WTO成立10年来的实践表明,其争端解决机制是较为公平合理的,可以有效地保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利益.今后,中国应该转变观念,积极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来应对日益频繁的中外贸易摩擦.     

WTO贸易救济措施争端解决的绩效分析——基于动态非平衡面板数据模型系统GMM检验

文章在回顾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考虑四阶段WTO争端解决程序,根据WTO争端案例结案时长不等的特点和多阶段策略选择难以量化的性质,建立WTO贸易救济措施争端解决绩效动态非平衡面板数据模型,运用系统GMM检验,对WTO贸易救济措施争端解决绩效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积极援引WTO争端解决机制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挽回贸易损失的,尤其是双方在争端解决过程中达成的磋商解决、请求专家组中止工作、相互满意解决或者败诉方执行WTO决定等均对申诉方出口贸易具有促进作用;尽快结案将有利于申诉方,而WTO争端解决案件的持续时间越长,越不利于申诉方。     

世贸组织争端解决实践中的条约目的解释

世贸组织争端解决实践中贸易规则的目的解释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争端解决机构否认在目的解释与其他条约解释方法之间存在位阶关系,主张各种条约解释方法之间应保持统一和整体性;二是通过目的解释明确了世贸组织法律规则与一般国际法之间的部分与整体关系,强调世贸组织规则与其他国际法部门规则间的相互协调;三是通过目的解释方法的运用,完善和发展了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的程序性规则,强化了争端解决机制的功能。目的解释的正当性决定于它能否被争端当事方及世贸组织成员普遍认同与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