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

近年来,我国实体企业经济增速放缓,金融业发展势头强劲,“脱实向虚”现象日益普遍,企业面临过度金融化的风险。文章基于2011—2021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实证分析研究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入的影响,并探讨管理层持股、股权制衡度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企业金融化显著抑制企业的创新投入,在管理层持股比例较大、股权制衡水平高的企业中,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入的抑制作用被削弱,即股权激励、股权制衡度负向调节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入的影响。文章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来探讨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资的作用及其调节机理,对于制定相应的对策,提升公司的创新投资水平,推动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     

金融化有助于企业研发投入吗

基于我国“脱实向虚”的经济现状,以我国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的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研究企业金融化对研发投入的影响。结果发现：高新技术中小企业金融化程度越高,研发投入越多;相比于国有产权、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民营产权、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高新技术中小企业金融化更加有助于其研发投入;金融化对高新技术中小企业研究阶段支出有促进作用,而对开发阶段支出有挤占效应。     

市场竞争、绿色创新与企业金融化

基于2003—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市场竞争、绿色创新与企业金融化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市场竞争程度的加强会对企业金融化现象产生抑制作用;绿色创新在市场竞争与企业金融化间发挥着中介作用,市场竞争通过影响企业的绿色创新进而影响企业的金融化投资。正确处理好市场竞争、绿色创新与企业金融化之间的关系,有助于企业“脱实向虚”的问题解决。     

中国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分析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影响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利用2009-2017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对各种机制作用效果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金融负债渠道对于企业创新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且正向作用主要体现在企业创新规模而非比重上;金融资产渠道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并不显著,但企业房地产投资显著负向影响企业创新规模;股东价值导向渠道对企业创新未表现出显著作用。进一步区分企业产权性质的研究表明,金融负债渠道对创新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民营企业,地方国有企业次之,中央国有企业不显著;金融资产和股东价值导向渠道没有表现出产权异质性。因此,可从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严控实体企业房地产投资行为、推进股票市场改革、探索更为多元和有针对性的创新支持措施4个方面不断提升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于企业创新的正面作用。     

研发投入对高新技术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

在对研发投入与企业业绩相关文献进行综述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中国2007-2012年进行研发投入的43家（共258个观测点）高新技术产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就研发投入对高新技术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在研发投入水平上处于中等水平,且投入强度正在逐年提高;总体上,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与盈利能力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研发投入和企业获利能力具有同向增长关系;在企业成长能力方面,其与研发投入的相关性并不显著。     

税收优惠对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影响的实证研究

税收优惠是政府激励企业创新的重要手段,文章选取2014—2020年我国3011家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样本,检验税收优惠与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并深入分析政府补贴与企业规模对此种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税收优惠可显著激励高新技术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政府补贴对此种激励作用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而企业规模对此具有削弱作用。进一步的异质性研究表明,相比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对税收优惠的激励作用更敏感。因此,在加大政策优惠力度的同时,也要注重调节政策间的平衡,实施差异化政策,保障政策实施效果。     

房地产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代理成本和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

基于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房地产企业数据,通过对代理成本和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进行回归分析,对房地产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金融化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展开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房地产企业高质量履行社会责任能够抑制其金融化,且过度金融化企业的效果更为显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履行社会责任能够减小其融资约束,从而降低企业过多配置金融资产的意愿,但履行社会责任并不能通过减少代理成本来显著降低企业金融化程度。从企业社会责任的具体维度来看,员工、供应商、客户、消费者、环境与社会等维度均能显著抑制企业金融化,而股东维度则不能。并且,非国有房地产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更能抑制其金融化,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则会减弱社会责任对遏制企业金融化的主效应。上述发现对房地产企业优化资产配置、防止脱实向虚具有借鉴意义。     

资产金融化视角下高管金融背景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采用2015—2019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基于烙印理论,对高管金融背景与企业创新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同时考察资产金融化在其间发挥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高管金融背景通过提高企业资产金融化水平抑制企业创新,并且这种关系主要存在于国有企业。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银行背景以及高融资约束企业,资产金融化的中介效应显著。     

高新技术园区的创新网络效应与企业集群化相关性研究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关键是技术创新过程，而技术创新过程的高效进行有赖于相关要素的积累及其快速流动与组合，有赖于创新网络与环境。企业集群是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形成创新网络的内在组织特征，但只有高度集群化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才能形成技术创新网络效应，而入园企业的集群化程度的评价标准包括：自组织能力（专业化分工协作）、自繁育能力（新企业衍生）和地域根植性。     

利用金融创新促进海洋高新技术的产业化

海洋高新技术的产业化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离不开金融的支持与推动。然而,众多的约束因素制约着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化的过程,造成海洋科技与产业分离、高新技术产业化迟滞,我们认为金融创新是化解其中一些约束所产生的风险的重要方法,它通过新型的制度安排、市场结构设置、服务以及工具创造,可以更为有效地发挥高新技术产业的助推功能。     

技术背景首席执行官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近年来,中国经济脱实向虚趋势愈发明显,出现企业过度金融化现象。在上述背景下,基于烙印理论,以沪深A股2010—2019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技术背景CEO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机理与作用效果。结果发现：技术背景CEO对企业金融化行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创新投入对企业金融化具有挤出效应,且在技术背景CEO抑制企业金融化的作用路径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企业社会责任和数字化程度正向调节技术背景CEO对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在高不确定性环境中,整体样本企业技术背景CEO依然坚持弃虚从实,但民营企业技术背景CEO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不显著。从管理者行为视角,拓展烙印理论在企业投资决策中应用,丰富高管特征与企业金融化关系研究,防范企业脱实向虚,从而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管理启示。     

创新投入对产业发展的影响——以生物医药产业为例

通过采用2007—2020年我国264个医药上市企业财务和专利数据,应用内生增长理论模型和个体时间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创新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和财务绩效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创新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和财务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存在细分行业的异质性和一定的时滞性。异质性表现为中药行业创新投入过低、化学制药行业投入较高以及生物医药行业投入规模偏低。时滞性的表现受到行业政策和人力资本协同作用的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专利转化率较低,专利的增长对全要素生产率和财务绩效的促进作用不明显。由此,提出进一步增加创新投入、提高专利转化率和加大政策财税支持力度的建议,以促进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科技金融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效应研究——以镇江市为例

通过建立科技金融增长指数,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指数及新产品增长指数,以镇江市2009~2013年数据为样本,研究科技金融对新产品产出及高新技术产业的促进效应。研究发现:科技金融投入,很快推动新产品产出的增加,且持续时间长,约3年;半年后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且增长的幅度较大,指数高出7.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