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经济的动力型培育模式研究

针对创业经济发展的特点,从创业经济发展的龙头企业、资源禀赋、重点项目等动力因素入手,提炼了创业经济的龙头推动型、资源禀赋带动型、重点项目拉动型培育模式,剖析了这3种动力型培育模式的内涵与作用机理。创业经济的龙头推动型培育模式基于龙头企业本身的辐射、集群与示范作用;创业经济的资源禀赋带动型培育模式依赖“资源融合-资源协同”作用;创业经济的重点项目拉动型培育模式取决于“二八原理”作用。     

中国产业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差异与驱动因素

文章选取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方法、空间计量模型测度2011—2020年中国产业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差异与多元驱动因素。结果发现,考察期内中国产业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不断上升,且存在显著的空间非均衡性;产业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差异呈不断下降趋势,超变密度是造成分布差异的主要原因;产业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存在空间相关性,经济发展水平、创新水平、人力资本、经济外向度提升、产业结构是驱动产业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因素。未来,应建立健全差异化产业数字金融政策框架体系,拓展产业数字金融深度与广度,提高数字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加强财政在产业数字金融中的引领作用,助力产业数字金融实现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转型与劳动收入份额提升——基于人力资本的调节视角

本文构建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将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劳动收入份额三者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梳理数字经济发展影响产业结构从而内生决定劳动收入份额的理论机制。定量模拟显示,数字经济发展能够促进产业结构转型,但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方向取决于人力资本水平高低。进一步基于我国28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展开实证检验,发现目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显著促进产业结构转型,但不利于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提升能够驱动数字经济发挥兼顾结构转型与共同富裕双重目标的效能,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此外,异质性检验表明我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转型和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人力资本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存在不平衡特征。本文为充分挖掘数字经济潜能,强化人力资本引领作用,统筹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和劳动收入份额提升提供启示。     

数量驱动或创新驱动：异质型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机制演进

基于1987-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SYS-GMM模型研究异质型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区分高级与基本人力资本基础上,基于招生率和收入维度,从全局和阶段差异视角剖析异质型人力资本对经济提速的机制演进。研究发现：全局而言,两种测度下基础和高级人力资本各自以数量及创新方式驱动经济增长,并呈现以数量驱动为主,数量、创新双驱动的增长模式;从演进视角看,两种测度均表明,高级人力资本创新驱动是新常态阶段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但相比旧常态阶段,基础人力资本数量驱动日趋弱化并呈异质性;进一步研究表明,产业结构、城镇化及开放程度均对创新驱动有不同程度激励效应,而城镇化是挤出数量驱动的主要推手。     

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基于协整与脉冲响应的实证分析

文章以陕西为例,选取1990—2011的时间序列数据,利用STATA软件,建立Johansen协整模型和脉冲响应模型,并采用格兰杰因果分析,从三次产业的角度检验了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对第二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人力资本水平提高1%会促使第一产业比重降低0.0409%,第二产业比重提高0.058 4%;人力资本与第三产业之间不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未有效驱动第三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升级。最后,提出了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消除人力资本转移的体制障碍、提升第三产业吸纳人力资本能力等对策建议。     

数字技术应用情境下如何提升企业创新效应? 协同自发抑或协同响应

数字技术能够对组织协同创新活动以及数字经营环境产生差异化影响,重塑企业创新效应形成机制与实践路径。因此,深入探究数字技术与组织、环境间的联动交互及组态匹配关系对特质各异的企业协同创新路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协同视角构建数字技术应用情境下的TOE分析框架,通过对64家数字密集型企业进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结果表明：组织与数字技术在多主体协同过程中的交互方式主要分为协同自发与协同响应,具体包含4种组态类型。协同自发方式主要包括以高层次人才为主导的人才驱动型与以组织开放度为主导的文化引领型;协同响应方式主要包括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为主导的需求推动型与以政府注意力分配为主导的政策拉动型。结论能够为解释企业创新应用数字技术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为不同技术条件与资源禀赋的企业提供针对性协同策略,为我国协同创新实践提供新的优化路径,为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指导方向。     

人力资本回报与产业升级——“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思考

通过数理模型和实证研究发现，实现产业结构高端化必须提高人力资本的报酬，而人力资本报酬受教育培训水平、经济增长率、名义利率和通货膨胀率等因素的影响。金融危机对这些因素的当期和滞后影响会降低人力资本报酬，进而影响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因此，“后危机时代”实现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两难”主要体现在如何确定合理的入力资本回报机制。     

新型城镇化、创新要素空间集聚与城市群产业发展

我国传统的城镇化模式已不可持续,为此“十八大”提出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这种创新驱动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可以通过要素空间集聚来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以长三角城市群16个核心城市为例,解析了城镇化过程中城市群以人力资本为代表的创新要素的空间集聚,提高了集聚的外部经济性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理;在要素集聚和分散的自由流动中城市群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体系,最终实现不同层级城市的产业协同发展的内在机制.在未来新型城镇化和城市群体系构建中,应发挥要素的空间溢出效应,促进人才和产业的双向互动,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格局,促进地区产业发展.     

南朝鲜发展高技术经济的成功之路

在亚洲“四小龙”发展外向经济中,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以轻工业为突破口的轻工产业,另一种是以重工业为突破口的高技术产业。南朝鲜是后一种模式。南朝鲜自1953年停战后,着手进行经济建设,其经济发展经历了三次战略转变。第一次是从美援为主要支柱的传统经济到以“替代进口”为特征的经济开发的转变;第二次是从“替代进口”型发展战略向政府主导型的“出口主导”战略转变;第三次是由“政府主导型”向民间主导型的出口主导战略和政策体制转变。一步步地疏通渠道,为发展高技术产业开绿灯。它依靠适合本国经济的“出口主导”引进外贸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其间也经历了一     

广东省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水平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文章构建“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城乡统筹、绿色低碳、创新发展”五维度的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组合赋权法、时序加权平均算子法及空间统计分析法，对2009—2020年广东省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水平展开分析。结果表明：广东省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不高，各维度分指数的变化态势不尽相同，“绿色低碳”对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贡献最大，“创新发展”的贡献最小；珠三角地区综合发展水平较高、持续发展能力强，粤西和粤北次之，粤东最弱；城市空间关联模式以同质集聚为主，高—高集聚型城市分布在珠三角，低—低集聚型城市分布在粤东西北；经济基础、技术创新、政府引导、产业结构和对外贸易是广东省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影响因素。最后，从完善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制定差异化发展规划和优化实施路径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国内投资与FDI对山东省产业结构影响的实证研究

山东省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决定了投资在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对1990-2011年山东省三次产业国内投资、FDI以及三次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的时间数列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促进三次产业发展的主导因素,结合山东省产业结构现状,提出调整山东省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建议。     

局地“中等收入陷阱”危机下东北地区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耦合特征及驱动机制

文章构建了“中等收入陷阱”危机下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耦合研究框架，借鉴耦合模型测算2004—2018年东北地区3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济发展与人力资本耦合协调度，并对其时空演进特征、驱动机制进行深入探讨。研究发现：(1)人力资本水平的高值区域主要分布在哈大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的大部分地区，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围绕沈阳、哈尔滨两市的“双核—外围”分布特征。(2)东北地区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水平波动上升，但上升幅度有限，轻度失调类型地区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在空间分布上，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出“中心—外围”的空间分布特征，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四大副省级城市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互动的优势较为明显，其协调级别主导区域整体协调互动级别。(3)从系统耦合协调的驱动因素来看，人口红利的正向驱动作用明显高于其他因素，表明东北地区人口红利窗口并未关闭，经济可持续增长需由过去追求人口红利向人力资本红利转变。科学费用支出、房地产投资额、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同样能够促进系统间的良性互动，但作用强度较小。     

树起中国智造的浙江标杆 浙江“产业大脑+未来工厂”的实践

<正>浙江省贯彻落实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部署,围绕打造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和全球数字变革高地目标,全方位纵深推进数字化改革和数字经济“一号工程”升级版,创新打造“产业大脑+未来工厂”发展模式,助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取得实质性突破。“产业大脑+未来工厂”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特征,是以“产业大脑”为推动生产力变革的数字底座、以“未来工厂”为引领组织形态变革的“基本单元”、以数据驱动两者持续双向赋能和迭代升级,推动生产方式变革的发展路径。早在2021年2月18日,浙江省数字化改革大会就提出将“产业大脑+未来工厂”建设成为数字经济系统的核心场景,重塑适应数字时代新型生产关系,全面推动数字经济生产力快速发展。     

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基于需求端视角

结合当前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背景,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构建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框架,分析市场需求效应、城镇化效应等需求端的作用。以中国2013—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测算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指数,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并检验需求端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产业间、产业内的结构转型升级,选取1987年各省份邮政营业网点数的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问题后,基本结论不变;(2)数字经济发展在需求端主要通过人均收入效应、市场化程度效应和城镇化效应三种机制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3)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存在显著的行业间和区域经济发展程度的异质性。因此,应充分发挥区域之间的比较优势,继续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和通信技术的投资力度,实施动态化、差异化的数字经济发展战略。     

制度性产业结构趋同内在机理及其治理对策路径研究

制度性产业结构趋同不同于经济资源性产业结构趋同,它是由于现行制度缺陷原因而非经济资源禀赋因素造成的.本文深入分析了我国现行行政绩效考核机制与金字塔式政治晋升模式、市场机制、行政性资源配置方式等制度性因素及其对区域产业分工的影响,得出制度性产业结构趋同产生的内在机理.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完善绩效考核机制、转变政治晋升观念,加强区域地方政府合作、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实现“区域产业分工、产业协同推进”的产业定位,优化生产力布局、深化产业分工体系等对策路径来有效规避制度性产业结构趋同.     

中国城镇化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个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br#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新发展理念”。城镇化的“新发展”也应从这一角度入手进行创新，但要素、体制、各类利益主体的生产关系构成城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难点。本文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模型化了建国后到改革开放以来产业后备军和土地后备军分别主导的城镇化发展的历程，并着重探讨了农村土地产权性质变更带来的生产关系调整对城镇化的影响，以及土地后备军对产业后备军替代的可持续性。文章指出，需要把这些发展的力量和新发展理念下中国城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找到一条成本代价更低、发展模式更多元、利益关切更倾向广大劳动人民的城镇化道路，让城镇真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永动机”，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政策能否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基于多重链式中介模型的实证检验

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作为推动生产要素流动的重要手段,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重要影响。基于2011—2018年282家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借助双重差分法研究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作用,同时构建多重链式中介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考察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作用和其影响的非线性特征。结果发现,新型城镇化政策能够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发展。同时,通过“促进人力资本累积——推动创新驱动”的链式中介渠道推动其合理化发展,发现以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为门槛变量时分别存在双重与三重门槛。     

构建"世界餐饮文化名城"的西安经济发展思路

一、增长极理论“增长极”概念是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斯·佩鲁(FrancoisPerroux)1950年首先提出的。他认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创新,而创新总倾向于集中在某些特殊的领头产业。这些富有活力的领头产业成为推动型产业(也就是增长极),受增长极影响的其他产业成为被推动型产业。在推动型产业与被推动型产业之间存在着三种效应。一是推动型产业对其他产业的支配效应;二是推动型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存在的连锁效应;三是这种连锁效应产生的乘数效应,通过乘数效应推动其他产业发展,最终实现均衡发展,即推动效应。增长极理论的应用需要一定区位条件…     

有效人力资本对劳动力结构性演进的影响--以湖北省为例

以湖北省劳动力产业结构变迁的实证为例,首次提出“有效人力资本”的概念,诠释了劳动力在产业间的转移模式与“有效人力资本存量”之间的关系。有效人力资本不仅在劳动力转移中起到了门槛的作用,而且还是度量三次产业“理论结构”的重要依据。运用有效人力资本存量和人均有效人力资本存量的方法对湖北省三次产业劳动力学历水平、受教育年数的集中趋势和离散差异等进行剖析;阐述了用“有效人力资本”的观点分析劳动力产业变动与职业变动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要主动、安全地迎接即将出现的第三次劳动力产业性转移和职业性变更,必须加大“低级次”产业劳动力的教育投入和职业技能培训,以增加劳动力转变职业能力的有效人力资本。     

“互联网+”背景下全要素网络及产业集群生成机理与模式

要素共享与能力协同是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的来源,对产业结构高端化具有重要意义。作为要素存储载体和流转媒介,全要素网络能够实现资源汇集与整合、促进资源优化配置与利用,有利于能力协同。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为全要素网络理论的产业实现提供了环境条件。在“互联网+”背景下,产业集群能够寻求更大范围、更具深度、更有效率的要素共享模式,这将颠覆传统产业集群业态,进而塑造出一种全新的产业集群生存形态。由此,在分析“互联网+”环境全要素网络运行机制的基础上,探讨全要素网络维力作用下的产业集群生成机理,明晰产业集群生成的3种模式,即供给导向型、需求导向型、供给-需求融合型,可为“互联网+”背景下政府进行传统产业集群转型升级与新兴产业集群培育提供政策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