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优化驱动共同富裕的实证检验

在当前橄榄型分配结构塑形期，研究收入分配优化对共同富裕的驱动作用具有现实意义。文章选取中国2013—2020年31个省份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收入分配优化对共同富裕的驱动作用。结果表明：收入分配优化可显著驱动共同富裕发展，且这一驱动作用具有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即本地区收入分配优化可加快邻近地区共同富裕进程。进一步对此空间影响效应进行分解后发现，收入分配优化驱动共同富裕发展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均显著为正，且在更换空间权重矩阵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旧成立。有鉴于此，可完善收入分配激励制度，推动高质量共同富裕；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高标准共同富裕；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高层次共同富裕。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高技术制造业集聚及二者协同集聚的创新驱动效应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高技术制造业集聚及二者协同集聚能够促进创新进而驱动经济增长与绿色发展。运用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实证检验了3种类型集聚在经济增长、绿色发展方面的创新驱动效应水平差异，结果表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能够驱动经济发展，对绿色发展的正向驱动作用不显著，创新在其集聚驱动经济增长、绿色发展的过程中未表现出显著的中介效应；高技术制造业集聚能够驱动经济发展与绿色发展，创新在此过程中的中介效应显著；相比单个产业集聚，二者协同集聚对经济发展与绿色发展具有更强的正向驱动作用，创新在此过程中的中介效应也更显著。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加快创新驱动发展的3项政策建议。     

数字产业化、创新要素配置与实体经济转型

文章选取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运用面板门槛效应模型探析数字产业化对实体经济转型的影响及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产业化对实体经济转型具有显著驱动效应，且二者为非线性关系，而创新要素配置能够强化数字产业化对实体经济转型的驱动作用。时间异质性检验发现，2016—2020年间数字产业化对实体经济转型具有更强的驱动效应。空间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产业化对东部地区实体经济转型驱动效应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数字产业化可通过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优化收入结构促进实体经济转型。未来应纵深推进数字产业化、强化区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发挥数据要素的乘数效应，助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助推共同富裕的机制与效应研究

利用2010—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及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在分别构建省级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和涵盖富裕、共享维度的共同富裕指标基础上,分析了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解决增长和分配问题显著推进了共同富裕,在考虑内生性与多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的作用效果在胡焕庸线以东地区、中等共同富裕水平地区更为显著;且上述影响效应主要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与扩大公共服务投入的机制来实现。进一步拓展研究表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仅对临近地区共同富裕水平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还会促进低收入家庭向中等收入家庭流动,进而有利于“扩中提低”的实现。上述结论对新发展阶段我国以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绿色R&D投入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

构建了一个涵盖经济增长的效率、经济发展的结构、经济发展的稳定性、绿色发展、收入分配与福利水平五个维度的经济增长质量评价体系,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研究了绿色R&D投入对经济增长质量及其分维度的作用效果(包括直接效应、空间溢出效应和总效应)。结果表明:(1)2008—2017年中国省际绿色R&D投入和经济增长质量均表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效应。(2)加大绿色R&D投入不仅对本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还会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3)分维度来看,加大绿色R&D投入有助于显著改善本地区经济增长的效率、经济发展的结构、经济发展的稳定性、收入分配与福利水平,对相邻地区经济增长的效率和经济发展的结构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数字创新促进共同富裕的机制与检验

选取2010—2020年中国31个省级面板数据，考察数字创新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创新可显著驱动共同富裕水平提升，且这一作用具有动态递增特征。在资源配置水平较高、融资渠道多元、双创水平较高的地区以及东部地区，数字创新对共同富裕的驱动效应更为明显。数字创新可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产业集聚，间接驱动共同富裕水平提升。未来，应加快数字核心技术攻关，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优化创新要素市场化配置，以着力推进共同富裕。     

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省域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研究文旅融合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对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缩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内在机理,文章利用中国31省（自治区、直辖市）2008—2021年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揭示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平抑作用和传导路径,并采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检验融合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关联。研究结果表明：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经由区域经济增长、市场化发展和人力资本提升中介路径缩减城乡收入差距,并且融合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缓和呈现“倒U”型库兹涅茨曲线特征。     

产业集聚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机制与效应差异分析北大核心CSSCI

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有较大提高,但城乡收入差距却逐渐扩大,原因之一是结构性错配。产业集聚通过影响产业结构变化而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构建理论分析模型,阐述产业集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利用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广义矩估计方法,引入地区虚拟变量和产业集聚虚拟变量,实证检验产业集聚的收入分配效应;并以政府参与经济程度为门槛变量,比较分析政府参与经济程度在产业集聚收入分配效应中的异质性作用。结果表明:产业集聚有利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且存在地区性差异和阶段性特征;但收入分配效应随着产业集聚度提高而递减,产业集聚度为中度集聚时,收入分配效应最为显著;政府参与经济程度存在适度区间,当政府参与经济程度介于0. 131和0. 206之间时,产业集聚的收入分配效应最为显著。新时期改进收入分配结构,不仅要关注产业集聚的影响,还要深层次地关注政府参与经济程度不同所带来的异质性。     

金融发展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基于人均收入、城乡收入差距的中介效应

居民消费的稳定增长是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支撑，而金融发展作为消费环境的重要内容对居民消费的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文章基于2005—202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研究金融发展对于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及人均收入与城乡收入差距的中介效应作用机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金融发展总体上显著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机制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通过人均收入的正向促进作用提高了居民消费水平，且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在金融发展促进居民消费的作用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同时金融发展通过减小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提高了居民消费，该中介效应在中部地区的消费促进作用表现最为显著，西部地区次之，而东部地区的中介效应最小；且人均收入与城乡收入差距的中介效应在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中更为明显。     

农机补贴的收入分配效应：效率、公平，抑或兼而有之*

农机补贴是具有门槛效应的效率增益政策，通常效率与公平如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本文通过理论模型分析了农机补贴对农业生产及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并通过工具变量法和中介变量法研究了农机补贴的收入分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农机补贴显著降低了农户收入的基尼系数，提高了收入分配公平性；其作用机制是农机补贴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促进了农村劳动力转移，提高了打工收入，尤其是相对贫困农户，溢出效应对冲了门槛效应，使得农机补贴的收入分配效应兼具了效率和公平。     

金融集聚、创新创业活跃度与城市经济韧性

基于2004—2020年中国26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计量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考察金融集聚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金融集聚对城市经济韧性提升具有显著驱动效应,且在运用替换变量指标、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验证后,该结论依然稳健。中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创新创业活跃度存在明显U形中介效应,即当金融集聚程度较低时,可能会由于金融支持不足抑制创新创业活跃度提升,从而降低城市经济韧性;随着金融集聚程度不断加深,创新创业活跃度显著提升,有助于提高城市经济韧性。异质性分析显示:在经济韧性强劲城市、经济韧性优良城市、经济韧性一般城市、中规模城市、中城市流强度、低城市流强度样本中,创新创业活跃度在金融集聚驱动城市经济韧性中的U形中介效应更为显著。为此,应培育金融创新源动力、优化创新创业生态圈和着力打造梯度韧性城市,以增强城市经济韧性并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最低工资标准、居民收入不平等与共同富裕——基于CFPS面板数据的分析

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缩小收入差距、改善分配格局，对于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2012年及2014年3轮调查形成的面板数据和与之相匹配的区县层面最低工资标准数据，考察了最低工资标准对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标准每提高100元，衡量居民收入不平等水平的基尼系数显著下降0.024,具有明显的经济效果。通过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问题，或用各类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保持。进一步分析发现，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主要通过收入效应使低收入人群的工资水平获得提升，进而缩减了其与中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差距。与此同时，本文并没有发现就业挤出作用存在的明显证据。     

地方公共债务与共同富裕的实现——基于债务收支结构的视角

实现高质量发展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探究财政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从债务收支结构视角系统揭示地方公共债务对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机制,阐明债务可持续与收入分配结构之间可能存在的正负循环影响,发现地方公共债务规模与社会不平等程度具有正相关关系,分配格局的最终变化受到债务筹资结构和债务支出效率的影响。结合中国经济周期和财政制度,本文提出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治理、提高财政可持续性和完善收入分配结构的财政政策框架,为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和共同富裕提供参考。     

旅游业发展有利于优化要素收入分配结构吗?

要素收入分配属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如何优化资本和劳动要素分配结构，是发挥初次分配基础性作用和缩小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课题，但现有研究较少关注旅游业等新型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与要素收入分配结构之间的关系。本文运用中国31个省份1998—2020年的面板数据，深入探究旅游业发展对要素收入分配结构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旅游业发展能显著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并降低资本收入份额，有利于优化要素收入分配结构。地区异质性分析表明，旅游业发展对优化要素收入分配结构的正向作用在西部地区表现更为显著；时间异质性分析表明，其正向影响在2008年后开始凸显；分位数异质性分析表明，其正向影响在劳动收入份额较高的分位处更为突出。本文从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征和旅游收入效应视角，证明旅游业发展能优化要素收入分配结构，不仅有助于丰富和拓展要素禀赋等相关理论在旅游业等新型服务业中的应用范畴，也能为发挥旅游收入效应在优化要素收入分配结构和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中的积极作用提供理论指导。     

数字经济对增值税地区分配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加剧了增值税地区间转移,使增值税地区分配失衡问题更加凸显。基于2010—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及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增值税地区分配的提升效应、空间效应以及增值税地区间转移的中介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相对发展水平的提高会显著提升本地区增值税的分配份额,但对其他地区存在明显的虹吸效应。中介检验表明:增值税地区间转移是影响增值税地区分配的重要中介机制,对增值税地区分配份额的影响效果中,18.03%是通过影响增值税地区间转移实现的。以上研究结论为深化增值税改革、提高增值税税制公平性、建立良好的地区间增值税分配关系提供了理论和经验依据。     

高技术产业创新、贸易开放度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章选取2010—2020年31个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与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高技术产业创新、贸易开放度与经济高质量发展间的影响关系。研究发现：高技术产业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贸易开放度在高技术产业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其中进出口开放度存在显著负向部分中介效应,引进外资开放度存在显著正向部分中介效应;贸易开放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门槛效应,当高技术产业创新水平较高时,进出口开放度和引进外资开放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将达到最佳状态。据此,文章提出加强高技术产业创新顶层发展规划设计、制定国际贸易竞争力提升长效引导机制、逐步放开进出口与外资引进限制的政策建议,以期加速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面板数据的黑龙江省旅游经济效应分异研究

选取黑龙江省13个地级市2000-2010年国内旅游收入、国际旅游收入和各地区生产总值三个指标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协整方法度量黑龙江省各地区旅游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协整关系,并对二者关系做格兰杰因果检验,在此基础上揭示黑龙江省旅游经济效应的内部分异规律.研究表明:长期内,黑龙江省内旅游经济效应存在显著地域差异,旅游发展对黑龙江省及哈尔滨、牡丹江等6地市的经济增长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带动力度较弱,国内旅游收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明显.同时,哈尔滨等4地市经济增长是国内旅游收入的Granger原因,其经济增长可以推动国内旅游的发展;黑河的国内旅游收入与经济增长互为Granger原因,表明黑河经济增长与国内旅游互相促进.     

制造业智能化与城乡收入差距

随着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步伐加快,智能化技术应用成为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式,而在追求共同富裕的时代愿景下,智能化技术对不同部门收入分配的冲击是未来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文章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制造业智能化发展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现阶段制造业智能化发展显著扩大了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从地区异质性看,制造业智能化在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在西部地区抑制了城乡收入差距;从劳动力市场结构异质性看,制造业智能化导致的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现象在人力资本水平较高、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尤为明显;中介效应检验显示,劳动力就业极化是制造业智能化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传导机制。文章最后为我国推动智能制造发展提供了更科学的发力方向,也为我国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决策参考,指出不同地区应对智能化产业制定差异化发展策略,防止其对城乡收入分配产生不利影响。     

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影响研究——来自中国31个省(区、市)的证据

数字经济作为推进经济发展的助推器,能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值得思考的命题。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2011—2019年中国31个省(区、市)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个体时间双向固定的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2011—2019年中国省级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且呈现“西高东低”的地理格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有明显增长且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地理格局。计量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先缩小后扩大的“正U型”关系;产业集聚在两者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金融支持起到调节作用,延迟了数字经济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起始时间。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负向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在不同地区存在空间分异,即在东、中和西部地区呈“正U型”关系,在东北地区呈“倒U型”关系。为更好地发挥数字经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需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推动产业集聚发展;推动数据要素跨域流动,统筹智慧城市与数字乡村建设,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     

经济高速发展中的城镇化影响因素

本文基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期的特殊环境,通过考察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和城乡收入差距等因素,建立城镇化发展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实证研究表明:面板协整检验表明城镇化率、城乡收入差距、产业结构和人均GDP之间存在显著的长期均衡关系,模型估计结果表明经济增长的规模效应显著为正,而结构效应中农业化率与城镇化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城乡收入差距的结构效应则呈现出显著的倒"U"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