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技术制造业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与产业韧性

基于1997—2019年中国高技术制造业时序数据,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最小二乘法、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模型对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如何影响产业韧性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技术创新对高技术制造业韧性具有正向效应,且对冲击韧性的正向效应更强;从中介效应角度,产业升级在技术创新对产业韧性的正向影响中发挥中介效应,存在技术创新通过推进产业升级,进而增强产业韧性的间接效应,且对断裂韧性发挥的中介效应强于冲击韧性;从门槛效应角度,产业韧性能够做为门槛变量,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对产业韧性的促进作用中发挥门槛效应,高产业韧性水平下,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对产业韧性的正向促进作用增强。研究结论为高技术制造业增强产业韧性水平,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提供政策启示。     

“一带一路”区域分工、数字化水平与中国产业链韧性

基于对“一带一路”区域分工影响中国产业链韧性以及数字化水平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的理论机制分析,本文从增加值贸易角度优化和改进衡量产业链韧性的指标,并构建“区域分工参与度”指数,从而对理论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参与“一带一路”区域分工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效应和产业集聚效应两个传导机制显著促进中国产业链韧性的提升;“一带一路”数字化水平会在区域分工影响中国产业链韧性的过程中产生了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一带一路”区域分工会在不同分工参与方向、不同行业以及不同地区下对中国产业链韧性产生异质性影响,而数字化水平在不同的异质性检验中都增强了“一带一路”区域分工对中国产业链韧性的提升作用。本文不仅从理论上为高质量参与“一带一路”区域分工提供了基础,也为维护和增强中国产业链韧性指出了可行路径。     

数字化技术转型、数字化治理能力与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升级——基于数字化赋能理论的作用机制研究

依靠数字经济发展红利，突破资源环境双重约束，实现绿色转型升级成为制造业企业未来发展方向。从资源赋能和结构赋能双重视角出发，对数字经济赋能效应展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但需进一步通过技术进步扩展绿色发展空间；(2)企业内部数字化技术转型能够显著促进绿色转型升级水平提升；(3)清洁生产技术创新和末端治理技术创新作为绿色工艺创新的两个维度，在数字化技术转型影响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过程中发挥显著中介作用；(4)政府数字化治理能力提升能够正向调节数字化技术转型对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通过识别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的情境因素，可为我国有效实施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和数字化建设提供理论依据。     

数字化投入、绿色技术创新与出口绿色升级——来自中国制造业行业的经验

数字化投入是中国推动出口绿色升级的重要实践。本文采用世界投入产出表(WIOT)测算了中国制造业数字化投入水平，考察了其对出口绿色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渠道。研究表明：1.数字化投入显著提升了出口绿色技术复杂度，从而有利于促进出口绿色升级；2.绿色技术创新是该促进作用的重要渠道，表现为数字化投入通过促进绿色工艺创新和绿色产品创新，进而提升了出口绿色技术复杂度；3.数字化投入对出口绿色升级的促进作用对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更为显著，而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则不明显；同时，相较于数字内容和网络投入，数字化生产投入的促进作用更强；4.数字化投入对出口绿色升级的提升具有行业间的传导效应，即上下游行业加大数字化投入推动了行业间出口绿色升级。本文丰富了数字经济领域的文献，同时为如何推动出口绿色升级提供了经验启示。     

数字化转型、技术创新与企业高质量发展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时代，如何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本文以2008～2020年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数字化转型、技术创新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关系。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与技术创新均能显著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且技术创新具有中介作用；数字化转型会对突破性技术创新产生强化效应进而促进高质量发展，并会对渐进性技术创新产生替代效应进而弱化对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显示，企业规模越大，数字化转型通过技术创新促使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效果越弱；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技术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而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更为显著。本研究不仅丰富了数字化转型、技术创新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研究，也为企业优化资源配置与构建竞争新优势提供了经验借鉴。     

双重价值链嵌入与创新绩效倒U型关系研究——企业数字化的中介作用与组织韧性的调节作用

数字经济赋能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企业数字化深刻影响并优化价值链配置。结合动态能力理论和嵌入理论，从数字化视角研究企业嵌入全球及区域双重价值链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探讨本土企业通过数字化连接和配置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进而提升产业链和重构价值链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通过嵌入双重价值链实现短期创新溢出效应，但过度依赖双重价值链则会削弱创新动力和协作效能；通过企业数字化行为整合数据价值链成为企业获取创新资源的有效方式，并在价值链嵌入与创新绩效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组织韧性正向调节双重价值链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论可为拓展双重价值链嵌入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提供数字化转型视角，并为企业根据实践需求适度嵌入价值链、打造组织韧性、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产业链韧性的影响研究

选取中国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产业链韧性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产业链韧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在经过内生性检验、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产业链韧性的促进作用在2016年后、盈利能力较强产业链、技术密集型产业链以及东部地区更为明显。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可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两条路径间接影响制造业产业链韧性。据此，应多措并举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制定制造业产业链针对性发展战略、打造制造业产业链韧性提升“直通道”。     

空间视角下绿色技术创新动力解构：政策推进与市场拉动

绿色技术创新被认为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为促进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升和协调发展，选取1997—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采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环境政策、市场因素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对区域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①环境政策与本地区绿色技术创新存在U型作用关系，并通过示范—模仿机制对周边地区产生正向溢出效应；②市场因素对本地区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并呈现“涟漪效应”；③环境政策和市场因素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时空异质性特征，创新投入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据此，提出制定合理的环境政策、激发绿色技术市场活力、实行差异化绿色创新驱动政策等建议。     

数字化水平对企业碳绩效的非线性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

基于数字化战略与“双碳”目标，从数字化建设、应用和发展3个维度探讨数字化水平对企业碳绩效的非线性影响机理以及绿色技术创新在其中的中介传导机制，选取2010—2020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动态GMM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化建设、应用和发展水平均与企业碳绩效之间呈先抑后扬的U型关系，大多数中西部省份的数字建设与应用水平未跨过拐点，对企业碳绩效的影响尚处于抑制阶段，而东部和少数中西部省份的数字化发展水平已跨过拐点，对企业碳绩效具有显著促进效应；发明型、改进型绿色技术创新均在数字化建设、应用和发展水平与企业碳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分解发现，与改进型绿色技术创新相比，发明型绿色技术创新在数字化水平各维度与企业碳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更显著。经过变换数据年份等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     

绿色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效应与异质性分析——基于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视角

本文采用熵值法测度了绿色金融发展指数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从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视角检验了绿色金融助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效应和机制。实证结果表明：绿色金融能够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在绿色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信息化程度高的地区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大。据此，提出要完善绿色金融发展体系，发挥绿色金融在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方面的正向作用，通过协调区域发展、提升消费水平和提高信息化程度增强绿色金融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     

绿色技术创新对绿色转型的非线性影响

绿色技术创新已成为推动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引擎，环境规制是倒逼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手段。首先，基于非期望产出SBM模型，测算2005—2020年中国省级层面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绿色转型的衡量指标；其次，引入面板回归模型，分析绿色技术创新对绿色转型的非线性影响；最后，采用门槛回归模型分别检验不同环境规制强度下，绿色技术创新对绿色转型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转型之间存在U型关系，这一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并且在2012—2020年、东部和中部地区更为突出；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侧重末端治理的投资型环境规制具有遵循成本效应，不利于绿色技术创新，而命令型环境规制超过一定门槛后，能够发挥创新补偿效应，诱发绿色技术创新，推动经济绿色转型。研究可为优化环境规制、促进绿色技术创新进而实现经济绿色转型提供经验证据。     

绿色制造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影响

本文针对绿色制造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展开研究，基于2003—2019年中国27个制造业行业层面的数据，从污染行业异质性的视角，实证考察了绿色制造技术创新与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关系，进而分析了“双碳”目标下绿色制造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机制及路径。主要结论是：(1)绿色制造技术创新能够显著提升制造业绿色发展；(2)绿色制造技术创新对重度污染制造业行业绿色发展作用更明显；(3)绿色制造技术创新可以通过节能减排效应、能源结构优化效应、知识溢出效应以及产业结构绿色高级化效应促进制造业绿色发展。由此得出以下政策建议：鼓励制造业进行绿色制造技术创新，并采取适当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加大能源结构优化力度，促进高效、低碳型能源制造业体系建设；完善绿色制造技术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增强绿色制造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能力；推动产业结构绿色高级化发展，形成以绿色知识、绿色制造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     

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动因:内外部研发与协同创新

聚焦生态文明型的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2006—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Super-SBM模型测度环境约束下的中国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利用系统GMM模型对影响高技术产业创新的动因进行实证检验,并构建VAR模型探索其长期效果。结果表明: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自身“累积”效应;国际研发对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促进作用,但高强度环境规制对其有“成本挤出”效应;在短期,内部研发尚未促进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但环境规制带来的“财税激励”能够推动绿色技术创新;仅高环境规制地区内外部研发能够产生协同效应。     

国有企业提升产业链韧性的演进历程、内在逻辑与路径选择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国有企业在提升产业链韧性过程中历经构建独立自主的完整工业体系、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体系、提升产业链核心竞争力三大历史阶段。文章从政治经济学视角，以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为主线，分析国有企业提升产业链韧性过程中的功能定位与实践内容，总结渐进变革和跨越发展的内在逻辑，包括：坚持国有企业功能定位与国家使命相协同，坚持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国有企业改革为产业链发展提供持久动力，国有企业始终坚持履行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立足新发展阶段，国有企业要在将提升产业链韧性融入国有企业改革体系；增强核心功能，夯实产业链基础能力；发挥产业链链长功能，形成产业链良好生态；推动数字化战略变革，强化产业链互联；引领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产业链国际竞争力等方面继续发力。     

数字技术创新对就业技能结构优化的影响

文章选取中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将数字技术创新引入各省份就业技能结构研究框架，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数字技术创新对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研究显示：数字技术创新与就业技能结构之间存在空间依赖性；数字技术创新及其各维度水平提升均可促进就业技能结构优化；数字技术创新对就业技能结构优化的影响存在非均衡效应，即相较于落后省份，数字技术创新对先进省份就业技能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更强；产业转型升级与数字经济发展在数字技术创新对就业技能结构优化的影响进程中发挥中介作用。据此，提出推动数字技术创新发展、实施动态化和差异化政策体制、优化数字技术创新要素供给结构三种路径以期为数字技术创新优化就业结构提供理论参考。     

绿色金融、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绿色金融的资源配置与绿色技术创新视角，首先将绿色金融分为绿色信贷、绿色证券和绿色保险三个维度，进而采用2013—2020年中国30个省份（因数据缺失，未包含西藏地区和港澳台地区）面板数据，利用动态广义矩估计面板模型（GMM）分析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影响，探讨绿色金融通过绿色技术创新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并分析绿色金融对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1)绿色信贷、绿色证券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均呈“先扬后抑”的倒U型关系，大多数中西部省份绿色信贷、绿色证券水平尚未跨过拐点，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处于促进阶段，绿色保险则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线性促进作用；(2)绿色技术创新在不同维度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均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且绿色技术创新在绿色证券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传导作用最强，其次是绿色信贷，而绿色保险最弱；(3)绿色信贷、绿色证券和绿色保险对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关系均起显著正向调节作用，且三种类型绿色金融的调节效应依次递减。     

土地资源错配、空间溢出效应与绿色技术创新

绿色技术创新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在系统探讨土地资源错配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基于2003-2020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土地资源错配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土地资源错配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表明地方政府以低价大规模供应工业用地的行为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产生不利影响；土地资源错配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显著为负，说明土地资源错配不仅抑制本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升，还对周边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产生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这意味着土地资源错配引发的空间溢出效应在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升中发挥了重要的抑制作用；土地资源错配对不同区域城市、不同规模城市以及不同资源禀赋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存在异质性，对特大城市的影响显著为正，对Ⅰ型大城市、Ⅱ型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影响显著为负；且抑制了资源型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升，但对非资源型城市的负向影响尚未凸显。     

技术创新、组织韧性与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

制造企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其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价值。以沪深A股制造企业为样本,实证分析技术创新、组织韧性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结果表明,技术创新对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同时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组织韧性;组织韧性在技术创新与企业高质量发展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资源配置改善正向调节技术创新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企业数字化转型正向调节技术创新与企业组织韧性的关系。结论可为激发制造企业创新活力,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提供参考。     

“双碳”新格局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对其ESG绩效的影响及其路径研究

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是中国对世界的郑重承诺，表现出了中国的担当精神。在“双碳”新格局下，局限于企业的经济表现的传统绩效衡量办法不足以满足现代化投资的需要，综合评价企业环境、社会和管理三个方面的ESG绩效体现出巨大优势。各类绿色政策的出台引导企业走向绿色技术创新，那么绿色技术创新会对企业ESG绩效产生什么影响？本文基于2011—2020年的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会对企业ESG绩效产生促进作用；实用新型绿色技术创新对ESG的促进作用大于发明型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并深入研究发现，先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再提升市场竞争力最后实现企业ESG绩效的优化是最重要的影响路径。     

建设农业强国：内涵要义、衔接机理与实践路径

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农业强国建设既包括农业生产力发展，又包括农业生产关系变革，旨在实现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向现代农业生产方式转变，最终构建起供给保障强、科技装备强、经营体系强、产业韧性强、竞争能力强的现代农业发展体系。农业强国建设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密切相关。为高质量推进农业强国建设，应当全方位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确保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加强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实现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农业绿色发展全过程转型，大力发展生态低碳现代农业；重塑农业生产经营微观主体，促进小农户和农业强国建设有机衔接；培育壮大农业全产业链，提升农业产业韧性和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