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实际利率与投资：基于行业数据的分析

针对中国“高储蓄、高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否可持续的争论，本文对工业行业资本回报率进行了测算，然后考察了资本回报率与投资的相关性和因果关系，分析了资本回报率行业差异的原因及其对货币政策的挑战。我们发现：除了2008年和2011年下半年至2012年上半年的两次下跌之外，中国工业资本回报率自1999年以来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大部分行业的资本回报率都很接近，但国有垄断行业的资本回报率要显著高于平均水平；投资对于资本回报率与实际利率之差高度敏感，-9实际利率的相关性则不显著；货币调控存在明显的行业效应．其中行业的外向型程度、资本回报率和人均固定资产净值对于其货币供应反应弹性有着显著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资本回报率分析

文章基于改进的宏观模型首次测算1978-2018年中国省际工业资本回报率,并从理论分解和经验分解两个视角系统地识别中国工业资本回报率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978年以来中国工业资本回报率的变动经历三个阶段:1978-1998年、1999-2011年、2012-2018年.其中,1978-1998年中国工业资本回报率呈现下降趋势,1999-2011年保持上升趋势,2012-2018年再次出现下降趋势,但下降速度较为平缓.且中国工业资本回报率呈现两个区域性差异特征:一是工业资本回报率由东向西依次递减;二是工业资本回报率区域间差异逐渐收敛.同时,经验分解结果与理论分解结果保持一致性,即全要素生产率与工业资本回报率变动正相关,资本错配程度、资本深化速率与工业资本回报率变动负相关.研究结论有助于准确把握中国工业资本回报率的变动走势,并为产业政策制定提供合理依据.     

中国地区资本回报率的变动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地区资本回报率的差异及其变动决定了一国总体投资效率的走向。根据1990-2012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宏观数据的测算,更新了三个地区资本回报率的变动情况,然后构建计量模型分析资本深化、技术进步等五大因素对地区资本回报率变化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990年以来各地区资本回报率呈现波动式下降,至2012年已低于20%。资本深化抑制了地区资本回报率的增长,人力资本素质的提高和技术进步可以显著提高资本的产出效率,外贸依存度的增加阻碍了东部地区资本回报率的提高,不影响西部地区资本回报率变动,但对中部地区产生了积极影响。未来应根据地区经济特色与发展阶段,实施改善人力资本、促进技术进步的产业与竞争政策,提高投资效率,推动经济转型。     

各类所有制企业对高质量发展的贡献分析 ——基于资本回报率的视角

本文以上市非金融企业为样本,对中国各类所有制企业的资本回报率进行了估算。结果表明,虽然2012年以来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呈明显下降趋势,但减税降费在巩固资本回报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得益于强有力的新冠肺炎疫情应对政策,2020年企业税后资本回报率小幅提升,但企业盈利恢复基础仍不稳固。民营企业资本回报率明显高于国有企业,但2018年以来,受内外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民营企业的资本回报率迅速下降;央企税前资本回报率明显高于地方国企,在稳增长中的作用更为突出,地方国企盈利能力亟待提升;集体、外资等其他所有制企业资本回报率均值较高,但样本数量有限、波动较大。今后,应加快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优化国有经济布局,深化资本市场发展,更好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中国的资本回报率有多高?-年份资本视角的宏观数据再估测

本文在从年份资本理论视角讨论投资、折旧和资本积累的基础上重估中国1993—2007年的资本回报率。结果显示,本文估测的税后名义资本回报率在8.0%到13.8%之间,税后实际资本回报率在6.9%到12.9%之间,明显低于现有结论。资本的异质性与年份效应导致高估折旧率、人为低估投资增长和资本存量,进而高估资本回报率。资本回报率的长期趋势由投资来源和增长扩张模式所决定,近年来资本回报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导致资本份额上升。高估资本回报率会误判要素价格政策的调整空间和效果,资本回报率水平不足以判断投资是否过度,中国的高投资驱动经济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值得深入讨论。     

中国省际资本回报率与投资过度

本文在现有宏观层面测算资本回报率的方法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将风险因素纳入基本模型探索消除不确定性的资本回报率的测算方法,并进一步分两个层次考察我国是否存在投资过度。通过采用1993—2013年中国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可以发现:(1)消除不确定性的资本回报率指标优于资本回报率指标;(2)省际的消除不确定性的资本回报率处于8%到15%的区间范围;(3)区域间消除不确定性的资本回报率的时间趋势一致,但绝对大小存在显著差异,随着经济发展阶段不断上升其表现出明显的"倒U型"特征;(4)中国的投资过度问题亟需重视,其中河北等9省已出现第二层次投资过度,北京等12省已接近第二层次投资过度的临界水平,余下8省没有达到第二层次的投资过度。     

中国宏微观资本回报率的融合研究

Bai et al.(2006)和CCER“中国经济观察”研究组(2007)为中国宏微观两种数据来源的资本回报率研究奠定了方法论基础，但沿用上述两种方法开展后续研究存在两个有待解决的问题：第一，相似对象下两种方法的宏微观资本回报率测算结果不相等；第二，不同对象间两种方法的宏微观资本回报率测算结果不可比。本文从Cochrane(1991,1996)的资本回报率定义出发，利用投资的q理论构造单一测算思路——资本边际转换率测算方法，将宏微观两种数据来源的资本回报率融合在“资本回报率=资本边际转换率”的经济意义下，实现相似对象的宏微观资本回报率测算结果相等，并将不同对象宏微观资本回报率的对比建立在可比的资本边际转换率基础上。可以证明，Bai et al.(2006)和CCER“中国经济观察”研究组(2007)两种方法分别是本文方法在一定假设条件下的特定应用。综上，本文方法为未来中国资本回报率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基础，可以有效替代Bai et al.(2006)和CCER“中国经济观察”研究组(2007)两种方法。     

制度环境与地区资本回报率

本文测算了1997-2007年中国的地区资本回报率,并运用制度实证分析框架研究了制度环境对地区资本回报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东中西部地区的资本回报率依次递减,地区间资本回报率差距没有明显缩小;(2)政府干预和非税负担显著降低地区资本回报率,产权保护对地区资本回报率的影响尚不显著。因此,作者认为欠发达地区要提高资本回报率以吸引外部资本流入,必须提高政府服务效率和降低非税负担。     

中国土地要素回报率的测算

土地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是进行物质生产所必备的社会资源,测算土地回报率有助于优化要素配置。文章运用回报率的测算方法对中国各省份第二、三产业用地的回报率进行测算,并从时间、空间、产业三个方面对土地回报率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1)中国土地回报率整体呈现显著增长趋势,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性。(2)依据土地回报率水平及其增长率两个维度,将30个省（区、市）划分为“高土地回报率—高增长率型”“高土地回报率—低增长率型”“低土地回报率—高增长率型”“低土地回报率—低增长率型”四种类型模式。(3)从产业来看,第三产业土地回报率显著高于第二产业,其差距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除“低土地回报率—低增长率型”模式外,第二、三产业土地回报率均呈现上升趋势。(4)土地回报率的地区差异整体呈现“L型”下跌趋势,自2006年以后,土地回报率Theil系数基本稳定在17.85左右。其中,东北综合经济区、大西北综合经济区内部差异贡献最大。     

数字金融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

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对增强微观主体自主活力、提高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数据，检验数字金融对资本结构的优化作用。研究发现，数字金融显著提升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并且向下调整速度快于向上调整速度。进一步研究发现，随着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升，国有企业向下调整速度以及非国有企业向上调整速度更加显著；数字金融通过增加(减少)企业获得长期债务融资的可能性提升向上(向下)调整速度。     

中国资本投资回报率的估算和影响因素分析-1999-2004年上市公司的经验

本文借鉴Mueller和Reardon(1993)的模型以及Bau-mol等(1970)的模型,对中国上市公司1999—2004年的资本投资回报率进行了估算。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的资本投资回报率仅为2.6%,并且,资本投资回报率低于资本成本,说明中国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堪忧。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考察了投资环境和所有权结构对资本投资回报的影响。结果表明,投资环境的改善和适当的所有权安排有助于资本投资回报的提升。在进一步考察投资环境和所有权结构的交互作用后,我们发现,二者关系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互补关系。     

中国是否存在过度投资?——基于1995-2014年投资效益的测算

本文旨在从投资效益的角度研究中国持续高投资率是否合理以及投资是否过度问题.通过应用AMSZ准则检验中国近二十年来资本积累状况,发现自2003年以来中国整体经济呈现资本总收益小于总投资的资本过度积累状态;进一步测算同期经济的资本回报率,发现2008年后实施经济刺激政策以来,中国整体资本回报率大幅下降;通过对投资率与资本回报率进行拟合,发现投资率对资本回报率具有负向影响.由此得出中国存在较为严重的过度投资的结论,并就过度投资的危害及其防范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空间溢出与经济增长

为探究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首先将新型数字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及其拥挤性纳入总量生产函数,构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从理论上探讨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次,对2002—2020年我国各省（市、区）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进行测算和分析;最后,构建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和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倒U型”变化,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求解“倒U型”顶点对应的最优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占总资本存量的比例为48.60%,目前,我国所有省（市、区）均未达到48.60%,意味着加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将会促进本地区和其他地区经济增长。     

中国资本回报率上升之谜

多年来,中国在保持很高投资率的同时,资本回报率却呈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这在现有理论框架下难以较好地解释。本文以内生视角重审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构建了扩展的二元经济模型提供一种可能的解释。本文模型放松了"知识溢出模型"对技术溢出效应的单位弹性假设,提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维持上升的资本回报率所要求的"强条件"和"弱条件"。理论研究表明,农业劳动力转移因素使资本回报率上升对技术溢出效应的要求降低为弱条件;而实证分析发现,中国技术溢出效应满足弱条件。因此,劳动力转移与技术溢出效应结合是解释中国资本回报率上升之谜的关键。     

信用风险对中国商业银行成本效率的影响

本文运用随机成本边界模型测算2005-2011年国内13家商业银行成本效率,分析信用风险对银行成本效率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对银行成本效率的提高,不仅不良贷款率呈现显著的负面影响,贷存比、资本充足率的改善作用显著,而且在影响程度上,贷存比的作用高于不良贷款率和资本充足率.因此,商业银行必须有选择地优化这些变量,进而控制信用风险,提高成本效率.     

中国资本投资回报率的估算和影响因素分析——1999—2004年上市公司的经验

本文借鉴Mueller和Reardon（1993）的模型以及Bautool等（1970）的模型，对中国上市公司1999--2004年的资本投资回报率进行了估算。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的资本投资回报率仅为2．6％，并且，资本投资回报率低于资本成本，说明中国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堪忧。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考察了投资环境和所有权结构对资本投资回报的影响。结果表明，投资环境的改善和适当的所有权安排有助于资本投资回报的提升。在进一步考察投资环境和所有权结构的交互作用后，我们发现，二者关系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互补关系。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赋能生态环境保护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7—2020年省际面板数据，考虑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创新和数字应用因素拟合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将工业三废和能源消费指标结合构建生态环境指标，通过双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门限模型，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影响和机理，并进一步对影响效果的地区异质性和非线性特征进行实证。结果表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及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因素对生态环境的改善具有正向推动作用，分地区实证显示数字经济对中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赋能作用优于西部，对北方推动作用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说明数字经济现阶段通过产生基础设施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赋能生态环境的保护；门限模型回归结果验证了数字基础设施因素对生态环境保护赋能的非线性作用效果，数字基础设施因素对作用效果的影响呈现“边际递减”特征。结合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面临的经费不足、技术水平不够和规范性不足等问题，为了更好地发挥数字经济赋能生态环境保护，我国应高度重视数字化发展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赋能作用，利用各数字化因素建立环境保护体系、生态信用体系以及生态执法系统，积极推动生态环境的保护工程建设。     

中国工业的资本收益率测算

资本收益率是影响养老金改革的关键因素。在分析养老金改革时,大多数国家采用 Feldstein 提出的方法测算资本收益率。本文首先估算了1982—2000年全国工业企业和国有工业企业的净利息支出.并首次用 Feldstein的方法估计1982—2000年全国工业企业和国有工业企业的资本收益率。结果显示从1996年起,全国工业企业的资本收益率基本稳定在6%左右,国有工业企业的资本收益率约低1.5个百分点。     

我国资本回报率估测（1978-2006）——新一轮投资增长和经济景气微观基础

本文估测我国改革开放时期工业企业资本回报率九个系列指标，并在此基础上系统观察我国资本回报率长期走势特点、资本回报率与经济景气短期波动关系、物价变动因素对资本回报率影响、不同类型企业资本回报率以及中外资本回报率比较等问题。本文发现的经验证据提示我国新一轮投资较快增长和经济景气具有相当程度微观基础，因而对反思和探讨宏观调控政策措施选择问题具有借鉴意义。     

数字经济、地区性行政垄断与产业过度同构化

数字经济对驱动产业体系重构、范式迁移，建设统一大市场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异质性企业模型，构建了数字经济下封闭经济体内省际（省份间）销售模型，探究了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生产成本变化与地区性行政垄断程度变化及其对产业过度同构化的影响，并对该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了分析。利用测算所得的2011—2020年29个省份的产业同构化程度和数字经济发展程度数据对理论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有效降低产业过度同构化问题，在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创新水平较高以及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降低产业同构化的作用更加显著；相邻地区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降低本地区产业同构化程度；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通过降低生产成本和地区性行政垄断程度进而降低产业同构化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