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基于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文章使用我国2011—2020年的省级数据,使用门槛模型,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的角度,深入分析数字普惠金融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系。发现：除数字化程度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非线性关系不成立外,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各维度均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有非线性关系;数字普惠金融和各维度在不同的水平下,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不同,并且更有利于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更有利于高经济水平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和逐步检验回归系数法,发现人力资本在数字普惠金融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之间发挥正向中介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金融排斥效应提升资源的配置效率,对产业结构升级带来更为深远的影响。基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应用空间杜宾模型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与机制。结果显示：在影响效应方面,区域内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U形的非线性关系,即只有当数字普惠金融大于临界值以后才会对本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产生正向影响。周边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本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倒U形的非线性关系,表明当周边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大于临界值以后会对本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产生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并消除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在影响机制方面,数字普惠金融通过资源配置效应、需求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和增强数字普惠金融的区域辐射作用的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劳动力流动与产业结构优化——基于新经济地理视角的实证分析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为我国产业结构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数字普惠金融能降低多种经济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劳动力的流动，加速生产要素在行业间的分配影响着产业结构的演变，进而影响着经济增长。基于此，以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为基础，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劳动力流动与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机理，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是否会影响产业结构优化，以及是否存在中介效应及空间溢出效应。实证研究发现：(1)信息服务成本高于冰山交易成本时，就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地区分工，当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产品消费占比充足时，数字普惠金融部门逐步向外围地区部分分散，形成新的产业结构；(2)劳动力流动是数字普惠金融发挥作用的有效中介渠道。数字普惠金融不仅对产业结构优化产生直接影响，还通过劳动力流动产生间接影响，从而提高产业结构优化效率；(3)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影响区域产业结构优化，能够对本地产生促进作用，但短期内对周边地区作用不甚显著。研究结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促进信息化和工业化的融合，为转型和升级制造业提供了新的见解。     

FDI对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及对策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吸收的FDI的数额不断增加,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成果显著,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通过技术的溢出效应、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性调整效应、外资进入企业带来的竞争效应等,FDI能直接或间接带动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但也对我国的产业结构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我国应引导外资投资的方向,提高其投资的质量和效益,正确处理好内资与外资的关系,以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基于空间溢出视角

在考察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作用机理的基础上，选取2010—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空间溢出视角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存在空间自相关性，呈现“高—高”集聚与“低—低”集聚的特点；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显著地促进了中国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但抑制了产业结构合理化发展，且两者均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因地理区位和空间集聚而存在差异。     

数字普惠金融是否可以优化就业结构?——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视角

优化就业结构是关乎国家经济繁荣和人民生活改善的重要举措。本文基于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从受教育程度的视角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就业结构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助于优化当地就业结构,而对邻近地区就业结构的优化具有抑制作用;(2)生活成本和技术创新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就业结构优化升级过程中具有调节作用,前者是弱化作用,后者是强化作用;(3)性别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均能显著优化男性、女性就业结构,对女性就业结构优化程度大于男性;(4)地区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利于东部、中部地区就业结构的优化,而不利于西部地区就业结构的改善。     

外商直接投资产业关联效应分析

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是新时期我国利用外资的战略目标之一。诸多理论与实证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东道国产业结构升级依赖于两个关键因素的实现:产业关联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本文主要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产业关联效应对东道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理、外商直接投资产业关联效应的影响因素及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产业关联效应形成中的障碍和对策。     

数字普惠金融对市场化程度的影响效应分析——基于省级市场化指数的研究

为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市场化程度的作用关系及传导机制,本文基于2011-2020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市场化指数对市场化程度进行测算,并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方法,对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市场化指数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一是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市场化指数的提高,且经过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旧成立;二是收入差距、创业活跃度与区域创新能力对数字普惠金融与市场化程度的正向关系具有中介传导作用;三是政府干预对数字普惠金融与市场化程度之间的正向关系存在非线性调节作用。因此,本文提出了完善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体系,精准把控政府干预力度及方向,形成“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从而进一步提升社会主义经济市场化指数的具体措施方案。     

普惠金融发展的地区差异、收敛性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检验

本文利用2005—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对我国各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收敛性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在考察期内总体偏低，并且呈现出显著的地区差异性。（2）绝对β收敛在全国、中部和西部均存在，而东部不存在；条件β收敛在全国、东部和西部均存在，而中部不存在。（3）政府干预程度、市场化程度、人力资本质量、非正规金融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对普惠金融发展均具有重要的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产业结构影响的分析与思考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产业分布的现状产生一定的影响。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具有影响,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产业的影响存在两重性。外商直接投资能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但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变动之间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基于此,提出利用外资直接投资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对策。     

数字普惠金融、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已成为社会各界重点关注的议题。本文将数字普惠金融、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置于同一框架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与知识产权保护均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知识产权保护对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融资约束与财务风险来促进企业创新;数字普惠金融的创新激励作用有利于提高企业的产品与资本市场表现、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异质性检验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对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创新的调节作用具有“规模效应”“融资依赖效应”和“阶段效应”。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企业创新的相关文献,还为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优化知识产权环境提供了有益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吗?——基于门槛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2011—2020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指数评价体系，使用熵权法进行测度，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是否存在促进作用，运用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和传统金融发展水平，对于城乡融合发展的非线性作用。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门槛效应，且正向影响随门槛值的提高逐渐增加；传统金融发展水平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融合发展间存在显著门槛效应，随着传统金融不断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推动作用呈现出“倒U型”关系。     

数字贸易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基于金融发展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检验

数字贸易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制在理论和经验证据上仍需深入探索。基于2013—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通过熵值法重新构建数字贸易指标体系，并从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建立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究数字贸易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制，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作用和金融发展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数字贸易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金融发展程度高的地区数字贸易的促进作用更强；产业结构升级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且影响机制会受到金融发展的调节，即金融发展增强了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作用。数字贸易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数字贸易水平单一门槛效应和金融发展的单一门槛效应，数字贸易边际递减效应明显，而金融发展存在边际递增效应。研究结论为揭示数字贸易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内在机制提供了新思路。     

FDI对我国产业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

文章运用1985-2007年时间序列数据,应用OLS和Engle-Granger两步法协整检验对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变动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文章建议积极引导外资为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做出更大贡献.     

普惠金融能成为促进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新动能吗 —基于互联网发展的机制分析

运用中国283个城市2003—2016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等分析方法,研究了普惠金融、互联网发展对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机理及因果关系。研究发现:普惠金融正向显著促进了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互联网发展具有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这两种效应具有阶段特征和区域异质性。普惠金融借助互联网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和网络溢出效应。最后提出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

文章通过匹配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系统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因其独特的低成本和普惠性优势，能够给贫困弱势群体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显著缓解家庭低水平贫困脆弱性和高水平贫困脆弱性，而且对缓解高水平贫困脆弱性的效果更好，这一结论在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特征，显著减缓城市家庭和东中部地区家庭的贫困脆弱性，但却对农村家庭与西部地区家庭的贫困脆弱性有显著增加效应。通过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通过缓解信贷约束、推动创新创业以及拓宽投资增收渠道，对提升家庭收入水平和降低贫困脆弱性产生积极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受教育水平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

基于2014年、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影响。对此,文章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积极效应,主要包括覆盖广度和发展(使用)深度,且进一步考察户主受教育水平可能在其中起到的调节作用。研究结论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会促进家庭参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其中一级维度指标发展深度对因变量的回归结果更加显著、稳定;但户主受教育水平的调节作用与预期并不完全一致,其仅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深度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中起着显著调节作用。相关结论有助于厘清数字普惠金融作用于家庭金融投资行为的影响机制与实施路径。     

数字普惠金融如何促进农村创业?北大核心CSSCI

在金融发展趋于数字化的背景下,探索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创业之间的关系,对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创业活跃度的提升具有积极作用。人力资本水平、地区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水平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村创业活跃度的有效传导路径。就不同区域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东部地区的农村创业活跃度影响较中西部地区更显著;就创业类型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对私营企业创业活跃度的推动作用较个体创业活跃度更显著。基于此,本文提出加强顶层设计,分类推进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三融合",优化产业结构;加强数字乡村建设,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提升农村教育质量,提高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等建议。     

金融科技助力实现共同富裕——基于数字普惠金融赋能视角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构建中国省际金融科技指数与共同富裕指数的基础上，利用中国2013—2020年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系统GMM模型，就金融科技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机制、区域异质性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对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呈现边际效应递减的非线性特征。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在金融科技与共同富裕关系中发挥着中介作用，且数字普惠金融在金融科技对共同富裕的非线性效应中起调节作用。同时金融科技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金融科技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明显强于中西部地区。另外，金融科技对共同富裕存在非线性边际效应递减，且数字普惠金融能够调节该非线性边际效应。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应通过促进金融科技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来实现共同富裕。     

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出口总量及结构的相关关系分析

根据1980年至1997年间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出口总量及结构的相关关系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总量增长起到了重要的拉动作用，而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高度相关性则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改善了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但对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尚不明显，当前和今后我国利用外资，促进产业升级的关键，一是调整引资战略目标，二是严格按照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目标，合理引导外资产业投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