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基于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文章使用我国2011—2020年的省级数据,使用门槛模型,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的角度,深入分析数字普惠金融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系。发现：除数字化程度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非线性关系不成立外,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各维度均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有非线性关系;数字普惠金融和各维度在不同的水平下,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不同,并且更有利于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更有利于高经济水平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和逐步检验回归系数法,发现人力资本在数字普惠金融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之间发挥正向中介作用。     

数字新质生产力与全球价值链嵌入：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以中国2010～2022年41类产业面板数据为基础,通过构建动态面板、两步中介模型,实证分析数字新质生产力对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新质生产力对全球价值链嵌入具有正向促进效应,且该结论经过工具变量检验、替换测算方式及数据缩尾处理在内的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新质生产力对第一产业全球价值链嵌入无显著作用,对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全球价值链嵌入具有直接促进效应;相比内陆地区,数字新质生产力对沿海地区全球价值链嵌入的推动作用更为显著。进一步的作用机制检验发现,产业结构升级、生产要素配置在数字新质生产力对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中具有中介效应。根据上述结论,提出统筹数字“基建+服务”战略布局、构建数字“攻坚+超前”创新生态、重塑数字“城市+产业”联动网络、建立健全“贸易+产权”政策支持机制,为实现全球价值链深度嵌入提供新思路。     

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理论机制与实证分析

利用TiVA数据库2005-2016年46个国家或地区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显著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但存在国家或地区以及行业异质性,表现为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对发达经济体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在发展中国家则不显著;对高技术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作用强于中低技术制造业;新型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有利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向高端攀升,而传统生产性服务作用相反;中介效应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通过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与劳动生产率提高等机制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     

数字经济赋能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基于产业结构升级视角

基于2012—2021年长江经济带省级面板数据,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创新、数字产业发展与数字金融发展四个维度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体系。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并进一步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推动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在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中产业结构升级发挥了显著的中介作用;数字经济对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非线性特征。     

数字经济发展对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韧性的影响

数字经济迅猛发展,在推动全球服务贸易格局转变的同时,促进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韧性增强。选取2012—2021年ADB MRIO数据库中62个国家样本数据,从互联网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数字技术应用三重视角出发,验证数字经济发展对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韧性的影响。结果发现：(1)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升能显著增强各国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韧性,其中数字技术应用的作用效果更显著,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2)服务贸易自由化与要素一体化是数字经济发展增强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韧性的重要途径;(3)数字经济发展对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韧性的影响因行业生命周期和目的国(地区)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最后,提出完善数字经济法律制度、积极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加快要素市场一体化改革等政策建议,可为数字经济发展赋能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韧性提升提供理论支撑。     

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金融排斥效应提升资源的配置效率,对产业结构升级带来更为深远的影响。基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应用空间杜宾模型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与机制。结果显示：在影响效应方面,区域内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U形的非线性关系,即只有当数字普惠金融大于临界值以后才会对本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产生正向影响。周边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本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倒U形的非线性关系,表明当周边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大于临界值以后会对本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产生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并消除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在影响机制方面,数字普惠金融通过资源配置效应、需求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和增强数字普惠金融的区域辐射作用的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创业活跃度与包容性增长

文章使用双向固定效应、系统GMM、中介效应和门槛模型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地促进了包容性增长及其子维度的提升,创业活跃度是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机制,缓解信息不对称有助于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边际贡献。进一步研究表明,在传统金融服务密度高和电子商务发展水平高的区域,数字普惠金融缓解信息不对称的有益影响更加凸显。文章对深入理解数字普惠金融的运行机理以及提升其促进包容性增长的边际贡献提供了有益参考。     

普惠金融能成为促进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新动能吗 —基于互联网发展的机制分析

运用中国283个城市2003—2016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等分析方法,研究了普惠金融、互联网发展对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机理及因果关系。研究发现:普惠金融正向显著促进了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互联网发展具有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这两种效应具有阶段特征和区域异质性。普惠金融借助互联网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和网络溢出效应。最后提出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影响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作为经济数字化和绿色化发展的重要助推器，探索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影响对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域面板数据，运用多种计量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影响与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协同绿色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结论在借助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通过协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绿色技术创新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异质性分析揭示，在市场中介组织发育水平、创新创业能力与环境规制强度较高的地区协同效应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影响在空间效应下依旧成立。因此，建立区域金融发展协同机制，注重发挥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的协同作用有助于持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生产性服务对农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

生产性服务是增加值创造过程中重要的中间品投入,对农业嵌入全球价值链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OECD AMNE投入产出数据,运用系统GMM模型考察生产性服务对农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机制检验表明,生产性服务通过资源配置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贸易成本进而促进农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从细分生产性服务来看,专业与科学技术服务、金融与保险服务投入均能显著提高农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运输和储存服务对农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有一定正向影响,而信息和通讯服务对农业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有负向影响,对后向参与度则有正向影响,因此需要加强农业产业链上游对农业信息技术的利用。本文研究结论为推动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经济体的农业竞争力提升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政策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创新与经济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考察

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创新已经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利用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及其内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不仅能够通过激励数字创新促进地区经济增长，而且其使用深度对经济增长、数字创新的促进作用均是最大的，覆盖广度、数字化程度的影响较小；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数字创新的作用程度存在区域性差异，数字普惠金融对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较强，对数字创新促进作用在东北地区较强；而数字创新在中部地区的中介作用较大，在西部地区则较小。因此，应当持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多方推动数字创新战略实施，形成区域协调联动发展格局，促进经济不断增长。     

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分析

<正>本文选取了2011—2020年度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双固定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共同富裕发展的影响及相关异质性分析,分析了区域协调发展程度在其中所起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以促进共同富裕的发展,而区域协调发展在其中具有重要的中介作用。     

金融科技助力实现共同富裕——基于数字普惠金融赋能视角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构建中国省际金融科技指数与共同富裕指数的基础上，利用中国2013—2020年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系统GMM模型，就金融科技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机制、区域异质性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对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呈现边际效应递减的非线性特征。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在金融科技与共同富裕关系中发挥着中介作用，且数字普惠金融在金融科技对共同富裕的非线性效应中起调节作用。同时金融科技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金融科技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明显强于中西部地区。另外，金融科技对共同富裕存在非线性边际效应递减，且数字普惠金融能够调节该非线性边际效应。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应通过促进金融科技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来实现共同富裕。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共同富裕的影响——基于农业高质量发展视角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构建我国农民家庭的共同富裕指数,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共同富裕的机制、效应与特征,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提高农民共同富裕水平,且该作用呈现非线性特征;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农民金融素养及传统金融支农水平在其中存在正向调节作用,农业高质量发展存在部分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相较于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地区农民共同富裕的支持作用更明显。因此,应以农业高质量发展为着力点,加速农村数字金融信用体系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战略,鼓励数字普惠金融与“三农”融合发展,为农民共同富裕提供新动能。     

数字普惠金融对市场化程度的影响效应分析——基于省级市场化指数的研究

为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市场化程度的作用关系及传导机制,本文基于2011-2020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市场化指数对市场化程度进行测算,并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方法,对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市场化指数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一是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市场化指数的提高,且经过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旧成立;二是收入差距、创业活跃度与区域创新能力对数字普惠金融与市场化程度的正向关系具有中介传导作用;三是政府干预对数字普惠金融与市场化程度之间的正向关系存在非线性调节作用。因此,本文提出了完善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体系,精准把控政府干预力度及方向,形成“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从而进一步提升社会主义经济市场化指数的具体措施方案。     

数字贸易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基于金融发展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检验

数字贸易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制在理论和经验证据上仍需深入探索。基于2013—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通过熵值法重新构建数字贸易指标体系，并从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建立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究数字贸易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制，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作用和金融发展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数字贸易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金融发展程度高的地区数字贸易的促进作用更强；产业结构升级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且影响机制会受到金融发展的调节，即金融发展增强了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作用。数字贸易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数字贸易水平单一门槛效应和金融发展的单一门槛效应，数字贸易边际递减效应明显，而金融发展存在边际递增效应。研究结论为揭示数字贸易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内在机制提供了新思路。     

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基于系统GMM与门槛效应的检验

基于2011—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和门槛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以及消费升级和研发投入强度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消费升级、研发投入强度分别在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中表现出单一门槛效应和双重门槛效应。进一步的地区异质性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仅对中西部地区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起到提升作用,消费升级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分别表现出双重门槛效应与单一门槛效应,研发投入强度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均表现出单一门槛效应。研究结果有助于丰富数字普惠金融应用于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研究,为高技术制造业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创新韧性提供实践启示。     

双向FDI协同与全球价值链升级——基于中国制造业细分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2006—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及跨国面板数据,探讨双向FDI协同互动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之间的影响关系。研究表明：双向FDI协同互动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政府调控力、行业规模、资本投入强度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等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中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双向FDI协同互动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两条路径助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因此,全面推动双向FDI协同互动,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企业技术创新,是助推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重要途径。     

数字经济如何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机制分析与空间溢出

当前,数字经济已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新优势。构建数字经济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数理模型,利用2005—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方面构建省级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显著提升省域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且具有动态非线性递增效应;与东部地区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相比,数字经济对中西部地区和“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作用更大。就内在机制而言,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经济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两条基本路径。进一步的空间杜宾模型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农业现代化与数字普惠金融协调关系研究——基于西部11省（区、市）的面板数据检验

文章以农业现代化和数字普惠金融的协调关系为研究内容,以我国西部11省（区、市）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基础,运用熵值法对各省（区、市）的农业现代化水平进行测度并结合耦合协调模型探究其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协调作用程度,并进一步引入面板回归模型对潜在的协调关系和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实证发现：研究期内西部11省（区、市）的农业现代化水平均有成长,并且各省（区、市）的农业现代化与数字普惠金融耦合协调水平基本实现“轻度失调-轻度协调-初级协调-中度协调”的过渡,在部分农业基础较好且生产体系较为成熟的省区,农业现代化与数字普惠金融的相互协调效应更加深入。对于二者的耦合协调水平,会受到地区创新水平、工业效益、数字信息基础、教育投入、金融发展、农业贡献的影响,应当持续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努力塑造有序的农业金融协调环境,助力农业现代化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共同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