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治理”视角推进泰州社会治理的实践与启示

市域社会治理和城乡社区治理反映了中国社会治理的全面深化，前者是社会治理的重要舞台，后者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引擎，两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互相补充，可以发展为一种“融治理”来完善中国的社会治理。“融治理”有助于为探索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国路径提供理论支撑，促进社区治理创新有序化、高效化。泰州市抓住目标融合、体制机制融合、平台融合、资源融合、能力融合“五融合”推进“融治理”，连通了市域社会治理和城乡社区治理，丰富了社会治理创新。     

产业链治理的核心论题

产业链治理是顺应产业发展新常态而生的新兴研究对象,主要包括治理主体之间的协作治理、企业间的网络治理与产业聚集的空间治理等研究领域。在对既有文献进行梳理后发现,相关研究主要围绕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结构、治理机制4大核心论题展开,并呈现出“五重五轻”的特点,即重企业而轻产业、重纵向而轻横向、重治外而轻治内、重中间而轻两头、重借鉴而轻创新。基于此,就今后的研究重点提出了一些建议。     

基层治理“汕尾样板”的主要经验与启示

加强与创新基层治理,需要推进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主体、内容、机制深度融合,尤其要强调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矢”射基层治理之“的”,不断推进治理手段、治理模式、治理理念创新。近年来,汕尾市通过打造新时代枫桥经验“汕尾样板”,实现了由“乱”及“治”、由“治”及“兴”的华丽蜕变。以汕尾市为例,研究其主要经验、存在问题与对策建议等,对全省乃至全国基层治理现代化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互联网+”经济风险治理

“互联网+”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国家行动计划,理性认识“互联网+”经济风险性,应建立互联网之上的政府治理体系制度创新、能力建设,引导与互联网深度融合的经济转型、产业模式创新;关注“互联网+”经济现实风险,注重应用治理技术研究,实现政府经济治理技术系统构建,推动国家社会、企业多元创新发展实现风险共治.     

公司治理视角下企业创新研究脉络与热点图谱量化分析

为全面客观分析不同公司治理机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Web of Science数据库2000-2019年463篇公司治理视角下企业创新研究文献，运用CiteSpace 软件绘制文献时空分布、双期刊叠加、文献共引及聚类、关键词时区等知识图谱，厘清研究分布情况、脉络轨迹及发展前沿。结果表明，文献数量逐年提高且尚未达到峰值，美国、中国为高产国家，该领域研究存在不同学科期刊间的知识流动。研究视角划分为创新决策动态视角、特定股权背景视角、委托代理视角，形成了以所有权结构、董事会职能及高管治理对企业创新影响为基础的研究主题框架，研究热点和前沿随公司治理主体关注重点变化和创新类别细化发生动态演进。最后，针对研究薄弱环节，提出未来研究方向。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杭州探索与路径优化研究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抓住了转型时期社会治理的痛点、难点,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亟待研究和探索的重要理论课题和实践命题。作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创建城市,杭州积极探索以市域社会治理“六和塔”工作体系为总纲,不断推进社会治理的法治化、专业化、社会化、智慧化,贡献了市域社会治理的“杭州经验”。但同时,也面临城市增长带来的社会系统复杂性、市域统筹力度不够、社会力量参与有限、基层治理权轻责重、治理的技术主义倾向等新挑战。探索特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对提升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意义重大。     

司马迁的因俗以治思想及其现实镜鉴?

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习俗在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治理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我国的古代社会尤其如此。司马迁较早注意到了俗与治的内在关联,但学术界忽视了其在司马迁经济思想中的重要地位。文章对司马迁的经济思想谱系中“俗”与“治”两大重要范畴进行了关联阐述,介绍了司马迁“因俗以治”治道思想的源流和主张,并结合现代经济学理论对其进行延伸与扩展,探讨其现实意义。研究发现：(1)司马迁的治道思想兼容了道家与儒家的无为而治思想的不同侧面,而其“善因论”的要义正在于“俗之所欲,因而予之”。(2)因俗以治的核心是因循人“生有欲”和“皆为利”的本性及民间习俗来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立俗施事,以达至“事少而功多”的理想治理效果。(3)由于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带有浓厚的经验色彩和朴素性质,而且中国古代社会缺乏良好的市场环境,因此其在近代以前始终未得到重视和采纳。(4)司马迁“因俗以治”思想给现代国家治理带来了众多启示：一是要尊重风俗习惯并加以因势利导;二是要注重习俗等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兼容;三是要让好的习俗成为一种稳态均衡而固定下来并延续下去。文章不仅是对司马迁经济思想研究的丰富和拓展,而且对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也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鉴。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缘起、基本内涵与推进路径

市域社会治理的提出是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社会在面临诸多变化和新的问题之下所推出的一个基层社会治理的重大创新。市域和县域的最大区别在于层级的不同和所能容纳内容的差异。相对于市域的层级和功能,县域治理由于其偏重一县,在治理空间、治理层级和治理资源方面都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在城镇化进程和城乡一体化发展大力推进的形势之下,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提出实施正当其时、势在必行。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既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底层创新,既需要中央统筹安排也需要各地方依据自身实际和特点进行摸索创新。要大力推进治理政策转型强化顶层制度设计,大力打造省市一级与市域社会治理相互兼容的综合机制,大力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发展的多元举措。     

军民融合时代特征、制约问题与治理路径

我国军民融合已进入由初步融合向深度融合过渡的攻坚期,掌握军民融合宏观发展脉络、研究趋势,客观研判军民融合时代特征十分必要。基于数据可视化,以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中军民融合的CSSCI、CSCD文献为研究对象,梳理归纳军民融合研究热点并进行聚类分析,探讨当前军民融合制约问题,分析军民融合中“统”、“融”、“新”、“深”4个治理要求与内涵定位,进而提出新时代军民融合治理路径,为深入研究新时代军民深度融合高质量创新发展提供借鉴。     

责任式创新研究的时空向度透视与知识框架建构

在科技社会深度融合发展的背景下，聚焦责任式创新，以2009―2020年WOS和CNKI数据库中879篇文献为样本，综合运用文献计量分析、因子分析和多维尺度分析，从时间和空间视角探索责任式创新研究的外部特征、热点内容、前沿趋势，并构建该领域知识框架。研究结果表明：①近12年国内外研究发文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国内研究热度较低且尚处于初始阶段，国外科研合作网络紧密，积极推动该领域研究发展，同时该领域研究呈现跨学科特征，并逐渐形成学科交叉下的知识流动路径；②研究热点可分为4个方面，即内涵及理论框架构建研究，责任式创新与利益相关者参与研究，责任式创新跨界结合研究，责任式创新方法、实践及评估研究，研究前沿趋势可分为3个方面，即责任式创新与伦理规范研究、责任式创新与新兴技术治理研究、责任式创新的社会嵌入与政治议程研究；③基于因子分析和多维尺度分析，构建责任式创新的“情境―理论内涵―干预―机制―结果”CTIMO知识框架。最后，从责任式创新的制度情境、实践及扩散、利益相关者管理、组织层面评估等方面提出未来研究展望。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视角下构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协同治理体系的思考

本文基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视角, 给出了一个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协同治理体系的基本框架。 健全和完善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核心在于治理体系的创新和治理能力的提升, 重点在于充分发挥政府、 市场和社会主体的协同效应不断提高治理效能。 新冠肺炎疫情大考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强大的生命力和优越性, 也反映出我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还存在短板和不足。 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视角下, 中国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中必须确立医疗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强化公共卫生的公益属性; 构建政府、 市场和社会主体共同参与的协同治理体系。在具体的治理体制机制层面, 需要在 “一案三制” 的基础上进行体系与功能扩展,进一步转变治理理念, 建立完备的重大疫情 “双备份” 监测预警和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 形成联席会议机制+开环的协调委员会+功能模块化的应急管理反应机制, 建立完备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法律体系, 建立有力的公共卫生应急储备和保障体系, 建立完善的公民应急教育和义务履行体系。     

大数据驱动政府治理创新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大数据业已成为世界各国推动政府治理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本文通过分析发达国家大数据的发展趋势以及各国政府在实践中采取的普遍做法与创新举措,进而为我国运用大数据推动治理创新提供参考。我国具有大数据发展的“先天优势”,政府领域大数据应用正在起步,数据共享开放取得积极进展,但仍需深入挖潜。目前,我国政府数据治理体系尚待构建,政务数据共享开放的体制机制有待完善,政府对大数据的应用能力仍需提升。如何运用大数据提升治理能力、推动治理创新是一个重大且紧迫的现实问题。因此,必须对标国际一流标准,建立安全可控的国家大数据治理体系,完善科技支撑的协同创新机制,提升政府大数据应用能力,将技术进步带来的动能转化为治理创新效能,构筑大数据时代国家核心竞争力。     

“三治结合”视域下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四维探赜

完善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途径,也是乡村治理体系创新的关键环节。在地域环境、文化习俗等特定因素影响下,构建“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须在遵循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新时代乡村发展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坚定中国共产党在“三治结合”中的主体和主力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满足乡村群众治理需求的价值遵循;推进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依归;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促进乡村有效治理的实践理路。从而有力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为实现乡村有效治理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机理与现实路径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没有乡村治理现代化,就没有国家治理现代化。当前乡村社会诸多问题的根源在于农村集体经济的弱化以致支撑乡村治理的内生性资源匮乏,农民处于松散状态,组织化水平低,“乡政村治”遂演变为“乡政浮,村治虚”。新发展阶段,只有创新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才能夯实物质基础、重塑基层组织,并有效弥合“自治”、“法治”和“德治”之间长期存在的实践隔层,进而切实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农民主体性建设：一个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参与的分析框架

“利益-效能-信任”的分析视角下，基于对G市、Z市和H市的实地考察，研究发现，“美丽乡村建设-美丽经济发展-农民收入提高”中的利益断链和农民参与公共事务权利保障中的治理失效，形塑了农民人居环境整治参与不足的困境，而利益断链、治理失效和社会转型之下的信任式微相互作用与确认，使得农民信念维系在低水平的利他性期望和制度化规则无法得到共同遵守之上，由此构成农民村治参与不足的内生基础。打破农民关于村治参与行为和信念的低水平均衡、强化农民主体性建设，需要以系统推进理念弥合利益断链、以行政嵌入自治促进效能再生，同时以制度信任为起点推动信任重塑，实现利益、效能和信任的整体再塑造。     

从精准扶贫到共同富裕：防返贫研究的发展脉络与展望

后扶贫时代防返贫成为我国反贫困工作的重要方向，有效防返贫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实现共同富裕具有决定性意义。防返贫相关研究逐渐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领域。通过以CNKI数据库为基础，利用Citespace软件对我国防返贫研究的相关文献采用文献计量学及其可视化分析方法，从发文量、作者、科研机构、研究热点等方面对我国防返贫领域已有研究的现状与热点进行分析，从防返贫的概念、逻辑起点、治理方向及措施、构建防返贫长效机制等多角度、深层次探讨如何有效防返贫，推动贫困治理领域理论创新。     

中国商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理论反思与实践路径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商会史研究经历了阶级分析、现代化以及“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三种理论范式的洗礼，最终殊途同归为对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论的认同，将商会看作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终将形成与国家对立的“市民社会”。商会在1949年后的完全国家化更加剧了这一认识。深陷这一理论陷阱的商会史研究，既无法持续产出具有足够说服力的理论成果，也无法为当代商会提供经验借鉴。但从实践出发可见，近代商会是在中国独特的高度集权的政府与简约主义的行政体系的悖论结合的制度框架下形成的“第三领域”，其中突出的半正式治理机制，体现的是国家与民间社会之间的紧密联结与互动互塑，绝非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联系近些年崛起的“商协会”可以发现，“第三领域”的半正式治理传统仍在悄然运作，对于商会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国内府际治理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及未来展望

利用CITESPACE文献分析工具,以中国知网2000—2021年围绕府际治理相关主题的2020篇研究文献为数据来源,对我国府际治理研究的知识图谱、脉络演进以及重点领域等进行了梳理分析,并展望未来的研究方向。研究发现：第一,近年来我国府际治理关系领域的研究渐丰,但学者和机构合作研究网络尚未形成。第二,国内府际治理研究经历了起步—发展—深化三个阶段。第三,府际治理研究内容总体存在着以行政治理体制和财税制度改革为重心的纵向府际治理关系和以区域发展为核心的横向府际治理关系两条逻辑主线。第四,面向区域一体化战略的跨域府际合作和协作治理成为最新府际治理研究的热点领域。未来,应关注我国新发展格局下的府际治理关系嬗变与政府行为变迁,尤其要聚焦于超越传统行政关系下的跨区域府际合作与治理模式创新、府际治理重心向县域下沉、治理工具数字化以及治理参与主体的多元化与网络化等前沿主题的探索研究。     

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与发展

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是调动社会治理参与积极性、创新社会治理形式、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必然要求。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发展正面临着价值精神性、共益关系性、组织协调性方面的三重问题与挑战。对此，需要在党的二十大精神的指导下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发挥党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作为“元治理者“的作用，通过党的强有力的价值引领机制、党组织扎根式服务的工作机制以及“党建—社建”机制的双向嵌入，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价值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组织共同体的有序发展，促进“人人参与”的治理格局形成。     

党政科层体系:"制度-关系"视野下的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

党政科层体系是中国之制的最主要特征,也是中国之治取得瞩目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制度-关系"框架是对本土研究传统的理论拓展,基于"制度-关系"的分析视角,党政科层体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发展历程中不断融入并优化国家治理的经验,推动了传统郡县制和关系伦理向现代科层制及党性意识形态的结构转变,并在引领民族复兴的治理实践中展现强大的包容性和社会整合能力,实现了从简约治理向精细治理的功能转型,形成了独特的中国之制.立足新发展阶段,还需要持续关注政党治理中的关系悖论,不断深化对反腐败和干部激励等政党建设议题的研究,形成以政党治理优化国家治理的新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