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杭州探索与路径优化研究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抓住了转型时期社会治理的痛点、难点,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亟待研究和探索的重要理论课题和实践命题。作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创建城市,杭州积极探索以市域社会治理“六和塔”工作体系为总纲,不断推进社会治理的法治化、专业化、社会化、智慧化,贡献了市域社会治理的“杭州经验”。但同时,也面临城市增长带来的社会系统复杂性、市域统筹力度不够、社会力量参与有限、基层治理权轻责重、治理的技术主义倾向等新挑战。探索特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对提升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意义重大。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缘起、基本内涵与推进路径

市域社会治理的提出是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社会在面临诸多变化和新的问题之下所推出的一个基层社会治理的重大创新。市域和县域的最大区别在于层级的不同和所能容纳内容的差异。相对于市域的层级和功能,县域治理由于其偏重一县,在治理空间、治理层级和治理资源方面都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在城镇化进程和城乡一体化发展大力推进的形势之下,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提出实施正当其时、势在必行。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既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底层创新,既需要中央统筹安排也需要各地方依据自身实际和特点进行摸索创新。要大力推进治理政策转型强化顶层制度设计,大力打造省市一级与市域社会治理相互兼容的综合机制,大力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发展的多元举措。     

治理视域下的企业社会责任

文章借助治理理论对企业社会责任内容进行分析,认为企业在承担经济责任、法律责任的同时,应主动承担起相应的道德和公益责任,以实现自身和社会发展的双赢目标。最后,文章认为通过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制度、加强监督和约束制度、树立积极主动的社会责任观是我国构建企业社会责任体系的关键。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域下的社会组织发展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前提,治理体系现代化包括行政体系现代化、市场体系现代化和社会体系现代化,社会组织是社会体系的主体,社会体系现代化的关键是社会组织的发展与成熟。社会组织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积极的作用,如推进治理决策民主化、公共精神普及化、政府职能社会化、社会秩序组织化、社会道德的内化等。发展社会组织应坚持社会各界联动协作、实施政社分开、完善对社会组织的规制立法、提升社会组织自身能力、培育民间志愿精神等措施,以推进社会体系现代化和国家体系现代化。     

“融治理”视角推进泰州社会治理的实践与启示

市域社会治理和城乡社区治理反映了中国社会治理的全面深化,前者是社会治理的重要舞台,后者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引擎,两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互相补充,可以发展为一种“融治理”来完善中国的社会治理。“融治理”有助于为探索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国路径提供理论支撑,促进社区治理创新有序化、高效化。泰州市抓住目标融合、体制机制融合、平台融合、资源融合、能力融合“五融合”推进“融治理”,连通了市域社会治理和城乡社区治理,丰富了社会治理创新。     

治理现代化视角下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研究

推动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影响国家的稳定和长治久安。从时代要求、发展需要、实践保障等角度来看,党建对于基层社会治理具有重要价值,北京的城市基层治理模式和阳泉的农村基层治理模式作为城乡的典型案例提供了丰富经验,结合当下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所面临的多方挑战,从引领地位、引领机制、引领制度等三个方面探索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路径,促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包容性行政——变革社会的新治理典范

如库恩所说,科学有时处于常规发展状态,有时会出现科学危机,危机可能导致科学革命,常规发展和科学革命反复交替构成科学史的基本画面。公共行政学同样经历了这样的发展历程,从传统公共行政（TPA）到“参与式治理”的新公共行政（NPA）,再到“绩效式治理”的新公共管理（NPM）,以及以网状治理为核心的公共价值管理（PVM）,     

国家治理的逻辑模式与实现路径——基于财政的视角

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不应仅单纯强调政府与市场的协调与合作,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调动各种力量和资源实现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三者之间的多重稳定均衡,从而实现善治的治理目标。本文以国家治理的概念为切入点,通过分析国家治理的逻辑和模式论证了现阶段我国构建国家治理体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从财政学的视角提出了我国实现有效国家治理的路径。     

提升江苏城乡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研究

近年来,江苏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系统谋划、推进城乡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为江苏高质量发展奠定了扎实基础,但与新时代新要求相比仍存在短板。因此,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体制,高质量推进城乡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强化“网格化管理+智慧社区”建设,探索城乡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发展新路径;加快基层干部职业化步伐,切实提升城乡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律法规建设,为推进城乡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法治保障。     

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的政府注意力演化——基于1978-2019中央政府工作报告的文本分析

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是企业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中央政府立足元治理功能有效与合意地推进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的政府注意力演变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政府推进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强度与方向.本文以1978-2019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为研究样本,基于文本分析方法分析各历史阶段下的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的政府注意力演变与社会责任语义网络演化.研究表明:(1)1978-2019年间中央政府推进企业社会责任注意力总体不断攀升到14.74％,企业社会责任注意力结构由显性社会责任向隐性与显性并存转变.(2)分维度看,企业社会责任各内容维度注意力中由经济责任、法律责任的单一维度向涵盖经济、社会与环境的综合价值维度转变,呈现出推进企业社会责任维度内容的渐进性与递进式特征.(3)各历史时期的企业社会责任语义网络呈现较大的异质性.2013年以来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社会发展与生态建设成为核心语义关联,且社会价值共创与共享成为未来政府推进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焦点议题.在新时代、新经济形态以及新组织实践的情境下,中央政府需进一步转变企业社会责任制度供给逻辑,着重推进平台企业社会责任治理制度建设与实践范式创新,从而契合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新方向.     

香港科技创新发展研究——基于2018—2021年香港财政预算案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自任职以来展现出致力推动本地科技创新发展的强大决心并投入大量资源和精力。本文以本届香港特区政府发布的4份财政预算案为基础,采用定性研究方法对其进行解构分析,从特区政府角度考察香港科技创新发展政策的侧重点及当前发展趋势。研究发现,本届特区政府在支持香港有关科技创新发展政策上侧重于关注资金投入、平台建设、人才培养、企业研发及STEM教育5个方面,逐步形成以发展自身优势科研领域,打造智慧城市,争夺全球科技人才,引领经济转型升级为主的科技发展趋势。最后,针对香港目前面临的发展困局,提出了推动政策落实、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国际化平台等推动科技创新长远发展的政策建议。     

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与发展

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是调动社会治理参与积极性、创新社会治理形式、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必然要求。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发展正面临着价值精神性、共益关系性、组织协调性方面的三重问题与挑战。对此,需要在党的二十大精神的指导下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发挥党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作为“元治理者“的作用,通过党的强有力的价值引领机制、党组织扎根式服务的工作机制以及“党建—社建”机制的双向嵌入,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价值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组织共同体的有序发展,促进“人人参与”的治理格局形成。     

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企业和谐治理分析

分析企业社会责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企业利益相关者和谐治理的实质。在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运行机制分析后,着重探讨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在企业和谐治理方面有利于促进企业治理的内部和谐、外部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企业与社会的和谐。     

新疆荒漠化治理与社会—经济—生态高质量发展耦合机制研究

立足干旱区乡村振兴战略关于“生态宜居”与“生活富裕”协调发展的总要求,以新疆荒漠化治理社会经济系统耦合协调为研究对象,引入耦合协调模型以及GM(1, 1)预测模型测度系统耦合协调状况以及未来趋势情况,构建荒漠化治理评价指标体系,探索荒漠化治理与社会经济内在的时空耦合协调机制。研究发现,通过荒漠化工程的实施,新疆地区的社会—经济—生态系统逐步发展到协调发展阶段,新疆社会经济生态系统仍处于不断协调过程中。GM(1, 1)模型预测表明,未来5年三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处于稳步上升阶段。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创新——兼论突发性重大公共危机治理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范式

企业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微观市场主体,如何通过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参与和推动社会治理创新,应对和解决突发性社会公共问题,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议题。从企业社会责任治理模式、实践议题、实践主体、实践范式等方面阐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导向下的企业社会责任转向。更进一步地,以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应对为例,深入阐述在特大型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企业如何通过社会责任实践参与重大公共危机治理的多元范式（基于传统个体型的原子式、基于供应链的价值链式、基于战略联盟的联动式,以及数字化平台经济时代基于平台企业主导的商业生态圈与基于公共治理平台主导的社会生态圈等5种范式）推动治理主体、治理过程以及治理手段与工具优化创新,从而为企业助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理论和实践启示。     

农村谋利型上访案件的生成机理及有效治理——以农村社会治理为视角

农村谋利型上访一直是维权问题方面的热点之一。一些地方谋利型上访案件数量的增长,背后的原因有许多,上访者心态存有问题,少数生活在基层的农民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权益被侵犯却得不到相应的救济,但根本原因是在一些地方农村社会治理的治理模式混乱,没有走向法治化的轨道。文章从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角度,分析农村谋利型上访案件与农村基层治理之间的关系,并得出解决对策。     

政策组合在治理研究中的发展与贡献——基于文献计量分析

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减少贫困、节约能源、应对气候变化等可持续发展挑战日益严峻,单一政策工具与传统治理模式已很难解决这些复杂问题,需要构建多中心、多层次、网络化的协同发展治理体系及具有衔接性、一致性与互补性的政策组合。本研究通过对治理研究中应用"政策组合"理论的文献进行计量分析与知识图谱绘制,探究发现政策组合在治理研究中的演化趋势经历了"被引入的萌芽阶段""多领域并发的扩散阶段"和"深入融合阶段"三个阶段,并进一步探讨分析了政策组合在"公共治理""创新治理"与"能源环境治理"三个细分领域的研究热点及其对治理研究的贡献。     

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基于扩展的威廉姆森经济治理分析框架

十三五时期,社会资本投入农业农村领域规模持续增大,投资领域逐步拓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项目规模显著扩大,形式不断创新,社会资本投入农业农村的组织模式和利益分享机制逐步多样化。但是土地、融资、人才和科技瓶颈是社会资本投入的主要制约因素,部分社会资本参与农业农村投资效率不高,政策支持缺乏系统性和稳定性,政府过度干预加大政策风险,资本下乡监督管理机制严重滞后。基于此,本文建立了一个扩展的威廉姆森经济治理分析框架,对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状况、特点与问题做以较为全面的分析。总体上看,在十四五时期,应创新乡村振兴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多元投融资机制,强化顶层设计,细化操作方案,加快健全社会资本下乡的用地、人才和融资保障机制,吸引、培养和保护更多的企业家型人才,健全社会资本政策支持体系,优化社会资本参与的政策环境,健全利益联结风险防范机制,构建和完善农业产权市场,增强投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