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析鲁迅杂文与魏晋文学传统的联系

杂文是鲁迅一生运用最多的文学样式，魏晋文学传统对鲁迅的文学创作影响痕迹最深的还在于杂文。鲁迅杂文不仅直接引用魏晋文学作为素材，而且在体式上深得魏晋文章的神韵，喜好辩难，擅用讽刺，标新立异，简约严明。     

评“魏晋风度”与“宋明气象”

作者对李泽厚、冯友兰关于“魏晋风度”、“宋明气象”代表了中国传统社会士阶层的一种很高的精神境界这一观点提出反驳。认为“魏晋风度”反映的是魏晋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下被封建专制制度扭曲了灵魂的士阶层的各种劣根性;“宋明气象”是江河日下的后期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济欲之具”。现代化的精神文明决不能嫁接于宋明理学的枯木朽株之上,也不应是“魏晋风度”和“宋明气象”的结合。     

“义利之辨”的经济史展开与近代中国经济学说构建——陈焕章的“理财学”“生计史”和“社会主义”

“义利之辨”在思想史上有“儒者第一义”之称,但它在近代中国“经济史”创作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以及它在近代中国经济思想上的意义,特别是与早期社会主义的关系,有待进一步探究。晚清民初儒者、经济学家陈焕章通过“义利之辨”的经济史展开创作《孔门理财学》,认为“是书实可名为《中国生计史》”,基于时势构想了植根儒家传统以政制为中心的理财学。本文试图分析陈焕章借鉴德国历史经济学派写作方式,会通经典世界的理财学与历史世界的生计史,以“义利之辨”为主旨构建基于“家”的社会主义,反映了唯物史观被引进和社会经济史范式成型之前本土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方式。     

“背靠背”政治:反霸中的革命场景生成——以皖西北临泉县为中心的考察

文章通过对皖西北临泉县反霸运动实践过程的考察,揭示了一种经由反霸所形成的独特革命场景.以两个普通人革命与反革命间的身份转换,呈现了革命进程中个体身份的多变,以及乡村人在革命历史大潮中的无奈感.通过梳理政策框架里“霸”之界定标准的模糊性,以及反霸斗争会所出现的复仇主义倾向,文章认为,反霸的过程实质上体现了一种“背靠背”的政治运作逻辑.在这样的政治运作逻辑下,个体的政治身份是不确定的.     

“仁”、“义”、“礼”的日常实践：“关系”、“人情”与“面子”——从“差序格局”看儒家“大传统”在日常“小传统”中的现实定位

“仁”、“义”、“礼”的儒家思想之“大传统”,与日常生活中的“关系”、“人情”、“面子”之“小传统”有着某种内在的衔接性与紧张性。就“差序格局”而言,人伦“关系”网络以“仁”作为最高价值理念,其中以工具性资源为主的“人情”实践本质上即为“义”“利”混合的施报过程,以象征性资源为主的“面子”实践则具有比较明显的依“礼”行事之形式主义的“正名”特征,从而形成了工具差序性特殊主义之“人情”实践与象征和合性普遍主义之“面子”实践的糅合。而在个人主义文化中,则可以比较清晰地区分为特殊主义之“情感性关系”与普遍主义之“工具性关系”的不同关系类型。     

苦、革命教化与思想权力——北方土改期间的“翻心”实践

1946年至1948年的土地改革运动期间，北方解放区广泛开展了所谓“翻心”的实践。本文集中考察这场革命武教化运动过程中以“主人翁的自觉”为政治旨归的言说与权力运作。从普通农民的思想“障碍”出发，文章引出围绕“思想”展开而以发动与领导为基本内容的权力实践。以“苦”这一革命教化在广大乡村中的主要经验着力点为轴心，文章着重分析思想权力行使的两种重要方式：“诉苦”（及“解苦”）实践与“访苦”（及“引苦”）实践。关于土改“翻心”的经验考察揭示出中国革命现代性的一个核心特征，即突出“心”、“思想”或“精神的东西”的重要性。就此而言，“翻心”可谓未来共和国的革命政治文化之滥觞。同时，它也揭示出现代革命实践与关注心术与教化的中国传统之间的深刻延续性。     

“亚细亚专制主义”与20世纪的中、苏（俄）革命与道路之辩——兼论秦晖先生的“雅典（罗马）道路”说

本文针对秦晖先生对“雅典（罗马）道路”与“古代福利国家”的叙述,从历史的角度探究了雅典和罗马的奴隶制度、小农与海外军事霸权的关系是如何决定其民主、共和与国家福利制度的,在秦先生的论述背后实质是“亚细亚专制主义”的理论阴影。本文讨论了“亚细亚专制主义”与马克思学说的关系,更从中、苏（俄）20世纪革命的历史中考察了“亚细亚生产方式”互为镜像的论辩是如何直接地介入到具体的历史实践中。这样的论辩并没有结束,它以“中国威胁论”和中国版本“脱亚入欧”的“普世道路”的方式继续延伸。因此,对“亚细亚专制主义”的重新批判,就不仅仅是学术的问题,更是现实政治的体现。     

“通心”：社会主义文学的开会书写

开会书写是“社会主义文学”文本内部值得详加研读的重要现象。在目标层面,社会主义文学的开会书写,主张“在咱们自己的会上给自己讲话”,使得民众、干部与党组织之间彼此互通,最终完成“同质共同体”的构建。在路径层面,社会主义文学的开会书写称许“浅说”并“讲透”的开会方式,具体体现为四组关系的彼此对照：举实例而非说抽象,缓步行而非急求成,借用通俗有趣的文艺样式而非死守呆板教条的会议规矩,“串门子”聊家常而非“开大会”讲一套。在效果层面,社会主义文学的开会书写表明,只有“压力政治”与“情感革命”并行配合,方能迎来旧貌换新颜的灿烂盛景。开会在社会主义文学文本中的镜像式呈现,是“通心”之法取得“通心”之效的切实记录,社会主义文学和革命政治实践的历史“遗产”都可从中获得敞现的可能。     

不可爱的真理之二——谈科学的结构与进步

无论如何，库恩所谓“科学革命的典范”、黑格尔的历史规律或者孔德的人类发展之阶段说，显然都是把孤立事例或片面现象加以外延所造出的空中楼阁而已。它们纵然可爱，但并不是可信的。     

“差序格局”的不同阐释与再定位——“义”“利”混合之“人情”实践

对“差序格局”的不同阐释,都确认了义务、工具、情感(即义、利、情)三种关系要素。仅有的两个成熟理论模型,分别沿着“情——利”之一维或“情/义”之二维来进行关系分类,且均倾向于将“情”视作“差序格局”的核心性要素。本文则认为,将“情”包容于其中之“义”在价值层面上是“差序格局”之核心性要素,现实中“义利之辨”既紧张又交融的混合关系构成了“差序格局”的内在张力,且这种“义”“利”混合之“人情”实践决定了关系之“差序”进退。此种差序关系的不可分类性根本不同于西方个人主义文化中“情感性关系”与“工具性关系”的二元关系分类。     

群众路线“落地”的长效机制

党的群众路线，不仅是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凯歌行进的重要法宝，而且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和“生命线”，更是党永葆先进性、纯洁性之关键津梁。落实群众路线，建立长效机制是关键。     

“新中国60年”和“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叙述

最近几年,在以电视为媒介的大众文化中,逐渐形成了两种关于“新中国60年”和“改革开放30年”的叙述策略。前者通过把20世纪50～70年代叙述为“激情燃烧的岁月”,使得革命历史不被作为异质性的存在,而缝合了七八十年代之交的历史断裂;后者则把90年代中期的下岗事件书写为一种个人的创伤体验,通过成功地治愈伤口而完成对当下社会的认同。这样两种策略不仅使得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伤痕”获得修复,而且对于90年代中期出现的“改革共识”的破裂也做出了适当的回应。也就是说,一种日渐显影的主流意识形态不仅使得50～70年代的革命历史和80年代以来的现代化历史被顺畅地组接在一起,而且使得改革开放内部的裂痕也获得某种程度上的修复。因此,缝合断裂和治愈伤口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确立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方式。     

跳出历史周期率“两个答案”的生成逻辑与协同路径

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既是历史之问，也是时代之问。“人民民主”和“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跨越70余年历史所给出的答案。“两个答案”的形成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独特的历史条件以及迫切的现实要求。“两个答案”一脉相承，前后相继，要推动“两个答案”有机统一，互促互进，实现人民民主与党内民主、人民监督与党内监督协调共进，为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贡献中国共产党独有的实践答案以及经验智慧。     

经济师如何写论文——经济论文写作重在选好主题(上)

我大学毕业于 6 0年代末 ,正处于不堪回首的“十年动乱”年代。大学毕业论文未能写在纸上 ,而是出去接受工农兵再教育 ,论文写在“大地”上。参加工作后 ,基本上是与文字工作打交道 ,从事编辑、教学、科研。其间 ,在中央和省部级报刊发表过数百篇文章 ,积近 30年写作之体会 ,经济论文写作重在选好主题。用在选题上的时间要多于用在写作上的时间。一、选题的重要性选题是科学研究的起点 ,也是论文写作成败的关键。爱因斯坦讲过 :“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 ,因为解决问题仅仅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方法上的技能而已 ,而提出新…     

“辛亥”最好的遗产

20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100周年，而就在10月9日这天，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百年锐于千载”。这是孙中山先生在《民报》发刊词中对19世纪的描述。而20世纪初由孙中山直接领导的那场革命及革命后至今的一百年，更何尝不“锐于千载”？我们该如何打量辛亥革命这“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创举”？在中国百年现代化征途中，这场打晌亚洲民主第一枪的伟大革命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这一不同于以往王朝更迭的社会巨变之下，蕴藏着怎样的时代逻辑、提供了怎样的历史得失，又凝聚着怎样的思想遗产？     

“大抵心安即是家”：阳明心学一系“家”哲学及其现代影响

阳明学“身家之私”“身家之累”“心安是家”“友道第一”“孔孟在家出家”这一系列“家”观念的提出,是由其“一体不容已”之仁学终极情怀而来。“一体不容已”宛若基督宗教之圣灵,成为绾接心学讲学活动所构成的性命共同体的纽带。被此“圣灵”所感动者“自不容已”地要突破“身家之私”的限囿,并与“同志”结为一“会”、一“孔氏家”、一“道”“学”“政”三位一体的性命共同体。这一系列“家”观念不仅为近现代中国“革”家之“命”的革命意识形态提供了“材料”和“凭借”,而且也为后者做足了“主题”上的铺垫工作,而“西方的冲击”则让这两者之间的连续性呈现出“断裂性”。揭示阳明学“家”哲学的现代效应,既有助于厘清近现代家庭革命思潮的内源性因素,也对进一步探索在现代性中究竟应当如何安顿儒学的“家”情怀有所裨益。     

革命·改革·创新——兼论“三个代表”与创新

革命、改革、创新是关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上的三个重要的概念 ,三者体现于中国共产党 80多年来的不同历史时期 ,折射出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改革精神与创新精神 ,从一个角度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和以之为指南的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的优秀品质。一、创新与历史动力观为推动中国社会历史前进 ,在不同历史时期 ,中国共产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了各具时代特色的历史动力观 ,即毛泽东革命观、邓小平改革观与江泽民创新观。三者内在一致 ,一脉相承 ,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实践“三个代表” ,成就历史伟业的开拓进取精神。“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近代检疫过程中“进步”与“落后”的反思——以1910～1911年冬春之际的东三省肺鼠疫为中心

对于20世纪以来的半殖民地中国采取的强制性检疫与防疫的研究,以往多将之视为西方医学在中国的凯旋进军,或中国卫生现代化历程中颇具“进步”意义的体现,并沿袭其时列强及官方的立场,将地方社会的自主检疫、防疫和当地中医不恰当地描绘为愚昧落后、冥顽不灵的“他者”.然而,如果在此研究中注意倾听历史的多重声音,加入“受难者与病人”的视角,那么需要重新评估的就有列强和官府采取的强制性检疫、防疫措施的实际效用,当地社会在疫情爆发后的自救、自助和自保措施的历史意义,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权力之间复杂的竞争关系,并进而呈现在灾难突然袭来之时那些仍未泯灭的闪光人性和中国历史源远流长的文化精神.     

浅析《在历史的转折点上——从周树人到鲁迅》

《在历史的转折点上——从周树人到鲁迅》一书是对鲁迅研究的一个突进,是对反鲁迅风潮最有力、最令人信服的回答。它在历史的坐标中找到了那只属于鲁迅的方位。用丰富的材料、严密的论证凝练的语言,描绘出了鲁迅思想发展的轨迹和作者的科学求实的写作态度。     

真假亨廷顿与东西亨廷顿——从“新保守”到“文明冲突”的此岸回应

新保守主义虽然言必称亨廷顿,但他们形同实异:从价值基础、历史观、现实政治态度,到关于改良与革命、和平与暴力、渐进与实进、秩序与民主、制度与文化等关系的具体看法,新保守主义与亨廷顿式的行为主义大相径庭。而言必斥亨廷顿的“东方救世论”者在“国际政治”之术上倒是与亨氏形异实同。